“语言生活”研究热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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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北外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的

热点、趋势与走向

李宝贵李慧张千聪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十二辑

提要：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和影响着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分析1978—2019年语言生活研究的期刊文献。研究发现，语言生活研究的热点包括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方言、语言和谐、“各色皮书”、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普通与规范汉字等。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经历了诞生期、起步期、快速增长期，目前正处于稳步增长期，研究范围不断地扩大。未来语言生活的研究应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角、加强团队合作、创新研究方法。

关键词：语言生活；热点主题；演进趋势；未来走向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李宇明，2016）。凡运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语言和语言教育等活动，凡应用语言学成果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李宇明，2016）。中国语言资源丰富，语言需求多样，语言问题叠加，语言矛盾复杂，这种语言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语言学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研究和解决的语言生活中的“真问题”也异常复杂和迫切（李宇明，2017）。

我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 1959 年，至今已有 60多年的研究历史。语言生活关系着语言学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学界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计量分析。本文对我国语言生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审视当前语言生活研究热点，反思语言生活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反映的问题，以期推动我国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笔者通过CNKI，采用高级检索方式，选择期刊文献，主题=语言生活，时间段=1978—2019年，检索到文献1,686篇（2020年3月19日检索）。剔除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期刊文献1,329篇。

为了解语言生活研究的脉络，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可视化软件CiteSpaceV，辅以Excel数据处理工具，通过对已获得的语言生活领域1978—2019年收录于CNKI数据库的有效期刊文献的发文量、分布情况、作者合作情况和内容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客观的视角了解该领域研究发展的现况，为深入语言生活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语言生活研究的发展进展

笔者对 1978—2019 年语言生活研究的发文量变化及阶段划分、期刊分布、发文机构作者合作等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2.1发文量变化及阶段划分

发文量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的发展程度。1978—2019年语言生活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见图1。

由图1可知，1978—2019年的40多年间，语言生活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由快速增长到稳步增长的趋势。1978—1994年发文量为年均2.12篇，属于诞生期；1995—2004年发文量年均15.3篇，属于起步期；2005—2007年发文量年均48.67篇，属于快速增长期，到2008年首次达到99篇，出现第一次高峰。2008—2019年，年均82.83篇，年发文量趋于稳定，属于稳步增长期。由此可见，目前语言生活的研究热情高涨，势头良好，正处于稳步上升期。

2.2文献所在期刊分布

对文献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区期刊，并为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报依据（Bradford，1934）。

根据比利时情报学家埃格黑（L.Egghe）提出的布拉福德核心期刊区数量计算公式1，排名前10的为语言生活研究的核心区期刊，见表1。

由表1可知，从期刊载文数量可以看出，核心区期刊（载文310篇）占总发文量的23.33％，对这一领域研究较多的期刊为语言类期刊。语言生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涉及语言学的方方面面，然而该领域的文献研究数量并不多，说明我国语言生活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3文献发文机构

笔者对发文量排名前20的机构作了进一步分析，发文数量排在前20位的机构总发文量464篇（见表2），大多是高等院校，以研究机构、语言类和师范类大学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发文量高居前列。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发文量高居榜首，主要原因在于其面向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中心工作，并面向语言生活的实际需要进行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此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语言文字应用系，在中国传媒大学设立应用语言学博士点，这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在语言生活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的重要原因之一。

2.4语言生活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在某一领域有着固定研究方向的作者对于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研究内容也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关注（李宝贵等，2019）。因此，在语言生活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说明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较高；被引次数较高的作者，说明其研究内容广受认同，其见解深刻；而作者合作则可以优势互补，使研究更深入。因此，从作者署名次数、核心作者群、高被引文献、作者合作情况4个方面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语言生活研究中的关键学者以及在该领域影响较大的学者。

2.4.1文献作者署名次数统计分析

对文献作者署名次数进行基于频次的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李宇明署名最多为64次，二次文献检索，其署名文献被引频次也相对较高，是我国语言生活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发表1篇文献的作者数约占作者总数的85.89%，远高于洛特卡定律规定的约占60%的理论值。这说明语言生活研究的作者人数虽然较多，但缺乏固定研究者。因此，亟须培养一批能够长期从事语言生活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2.4.2核心作者群分析

核心作者群是某一研究领域中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科研生产能力较高的作者群体，可以被看作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陈新忠等，2018）。根据普赖斯定律1，发表6篇论文以上的作者为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的核心作者。由表3可见，发表6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共22人，发文245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8.43%，与普赖斯定律规定的理论值50%相比，差距较大。上述数据说明当前我国语言生活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的作者群体尚未形成，且对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学者较少。高产核心作者就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内公开发表了相对较多文献的作者（李宝贵等，2019）。根据普赖斯定律2，本领域中高产核心作者为李宇明，共计发文64篇，据CNKI的相关数据可知，李宇明的被引频次也较高，说明他的研究内容在语言生活领域广受关注，且在这一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此外，语言生活研究领域亟须引进相关人才，呼吁更多研究者加入语言生活研究中来，已有研究者也应加强对该领域的持续研究。

2.4.3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次数，即被引量，是指文献发表后被其他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引证过的次数，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断该文献引起同行反响的程度和质量水平的高低（王耀文等，2007）。40年来语言生活研究被引频次前20名的文献，见表4（2020年3月19日检索）。

由表4可见，李宇明的《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被引用278次；施春宏的《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被引用187次；陈章太的《论语言资源》被引用152次；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被引用132次；张日培的《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被引用115次；李宇明的《语言功能规划刍议》被引用109次；陈章太的《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被引用102次。这些文献的被引频次均在100次以上，因此在语言生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从发文作者来看，李宇明发表文章6篇，总被引690次；陈章太发表文章3篇，总被引335次。由此可见，研究者所发文献的学术影响力与发文篇数呈正相关。

第二，从发表刊物来看，排名前20的文献所在期刊均为北大核心期刊或CSSCI期刊，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其中，《语言文字应用》刊文5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文3篇；《语言教学与研究》刊文2篇，这与语言生活研究的核心区期刊基本吻合。

第三，从文章内容来看，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文献主要研究内容为语言能力、语言资源以及语言功能等方面。这些作为语言生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聚焦了当前语言生活领域的热点问题，为其他研究者起到了指引作用，并能拓宽语言生活研究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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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2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的热点、趋势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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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王克非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刊物简介：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本刊是国内第一种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刊物，目前常设栏目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政策理论研究、语言生活研究、语言资源研究、书刊评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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