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雪松 康铭浩 | 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问题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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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语言政策研究微信公众号
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
问题和路径
(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 悉尼 NSW2052;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本文结合国外语言政策的相关实证研究，基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观察角度，梳理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了其中的“何事” “何时”“何因”“何人”“何路径”五个问题。研究发现，六十年来，国外语言政策研究在视角、范式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研究者对于微观语言政策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相关发现对国内语言政策研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议研究者应该整合各种研究方法、框架和范式，来探索语言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研究问题; 路径
近三十年来，语言政策研究在国内有了较快的发展，已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现有的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国外语言政策理论、思想与方法的引介。胡壮麟( 1993) 、周庆生( 2005、2010) 、刘海涛( 2006、2007) 、赵守辉( 2008) 、王辉( 2009) 、董晓波( 2014) 等基于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历史、理论流派、定义与动机、理论框架、语言规划观的演变等视角对国外语言政策进行了梳理，为我国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二是对语言政策的区域国别研究。例如，蔡永良(2007) 、陈新仁(2017) 、刘晓波和战菊(2013) 、谢倩(2015) 等学者分别从历史沿革、政策动机、语言战略等角度分析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的语言政策，探讨其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王辉、王亚蓝(2016) 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戴曼纯(2018) 讨论了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意义及制约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内语言政策研究的视野。三是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我国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历时性的探究，如周庆生(2013、2019a) 回顾了中国“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发展史; 沈海英(2014) 、周庆生( 2019b) 系统论述了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的历史。另一方面，现有的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涉及语言国情(道布，1998) 、国家语言能力(戴曼纯，2011; 赵世举，2015; 文秋芳，2019a) 、语言安全(沈骑，2020) 、学科建设(李宇明，2015) 、语言功能与生活(李宇明，2008、2012、2016a; 张日培，2009;张日培、刘思静，2017) 等多个方面，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生活派”。上述研究促进了我国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对微观领域语言规划关注不足、缺乏实证性研究等问题。与国外的相关研究比较，国内语言政策研究亟待形成一个完善的研究体系。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参考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经验和做法，结合国内语言文字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推 动国内语言政策研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梳理了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围绕“何事”“何时”“何因”“何人”“何路径”五个问题对该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我们主要关注国外语言政策中的实证研究，分析这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求探索语言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并借此推动国内语言政策研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语言政策研究发端于国外，并因其自身的跨学科属性而涵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范式和方法。具体而言，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Tollefson ＆ Pérez-Milans，2018) 。
早期的国外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不同语境中涌现出的大量的语言规划活动，比如挪威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进行的“语言标准化”(Haugen，1959) 。当时，许多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纷纷独立，面临着独立和去殖民化等许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规划。此处的“规划” (Planning) 一词指的是政府规划机构的政策性行为。政府规划机构通常由政府聘请的语言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当地的语言体系、改变辖区内民众的语言使用和语言习得(Tollefson ＆ Pérez-Milans，2018) 。与“语言规划”密切相关的“语言政策”是政府有关机构针对语言和语言活动所做出的政策性决定，是语言规划活动的基础(Tollefson ＆ Pérez-Milans，2018) 。这一阶段的语言政策研究往往是为国家或地区的形成和去殖民化而服务的。例如， 印度尼西亚在 1945 年脱离荷兰殖民统治后宣布将印尼化的马来西亚廖内方言作为其官方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简称“印尼语”) 。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有关部门和组织在 1972 年完成了印尼语书写方式的标准化，并于 1988 年编撰发布了《印尼语官方大字典》。整个过程虽然漫长，但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是成功地把国家独立时鲜有人使用的印尼语推广成为全国各族群 统一使用的国家语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语言政策研究转入了批判主义范式(Johnson，2018) 。Tollefson(2013) 认为这个阶段的研究是受到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的启发( 如哈贝马斯和福柯) ，并将这种带有批判性视角的研究转向定义为“历史结构主义范式”。该范式下的研究主要关注“强制性政策对语言学习和语言行为的影响”(Tollefson，2013) ，尤其是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斗争(Tollefson，2006) 。批判性范式研究者指出，语言政策可能“被财雄势大的个体、团体、机构以及民族国家用来制造、维持不平等制度，或用来抵制不公”(Tollefson，2013)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如菲律宾) ，政府往往会维持英语强势语言的地位。这不仅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某些社会阶层人士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也便于跨国财政集团或机构在这些国家获得有一定英语能力的廉价劳动力，进而获取更多的运营利润。这一范式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可以使公众认识到一些原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概念并非科学事实( 如“多语”等) ，而是可以被质疑、挑战和重构的社会语言学概念(Ｒicento，2000) 。例如，在一些吸收移民的国家(如瑞典) ，“多语学习者”是移民的专用代名词。因为这些移民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还需要学习移民国家的语言，所以他们是“多语学习者”。然而，当这些移民国家的本国人士去学习其他语言时，却很少被称为“多语学习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多语” 这个词在这样的语境中是带有歧视含义的。
总体而言，上述两个阶段的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活动。然而，在最近二十年的语言政策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仅仅关注语言政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是越来越关注语言政策“自下而上”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因为语言政策的形成和实施通常会涉及多个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政策”这一关键词视为动词而非名词(McCarty，2014) 。同时，近期的相关研究尤其关注语言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动态过程。研究者不再把语言政策看作规范语言使用的书面文本，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级的场域中进行协商、修改和执行的过程。例如，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中小学教师是国家教学语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因此教师对国家教学语言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会对国家教学语言政策的实质性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把握参与者在特定环境下对政策过程的解读和采取的具体行动，研究者会运用民族志和民族志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收集和分析实证数据。因此，语言政策研究的这一新阶段也被称为“实证转向”(Johnson，2018) 。研究者们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框架、范式和社会理论进行研究。
以上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然而，这种时间顺序上的分类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已经过时。另外，上述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是以欧洲、英国和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政治、文化环境。例如，语言规划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国家战略”(李宇明， 2016b) ，语言专家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国家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推动语言标准化建设(吕冀平，2000; 李宇明，2009; 陆俭明，2011; 李泉，2015; 苏新春，2016) 。因此，本文并没有依据特定的时间顺序对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进行分类，而是围绕着研究问题进行探讨。
在梳理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过程中，本文强调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处场域的重要性，它对分析、建构语言政策研究主题和重点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文章对语言政策应用 的场域进行分类，相关场域包括宏观层面(国际、国家、地区) 、中观层面(机构) 和微观层面(家庭) (详见表 1) 。这与李宇明(2012) 针对语言生活划分的宏观(国家、超国家) 、中观(领域、地域) 和微观(个人、社会终端组织) 三个层级大致相通。当然，本文的这种分类法并不精准，因为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重叠，也会相互影响，似乎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例如，国家语言政策往往能够协调机构语言管理和个人语言实践。然而，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各个层面的国外语言政策研究，本文暂时根据各个层次的场域来梳理相关研究问题，并基于具体的研究问题探讨具体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围绕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与语言政策相关的“何事”“何时”“何因”“何人”“何路径”。当然，多数时候研究者不会只解决其中的一类问题，这种划分也只是为了通过拆分研究问题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方法论内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表 1 中仅涉及到各类问题的研究范例，并未作穷尽性列举。
(一) 何事: 政策内容和事实构建
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特定背景下发生的。尽管研究人员无法完全重现相关背景，但是仍然有必要通过构建的“事实”来探索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例如，如果我们参照 Spolsky(2004) 的理论框架，即把语言政策看作由语言观念、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个关键部分组成，就必须对这几个部分所处的具体研究场域有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在语言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前，研究者应该首先了解研究场域的变化和发展。
在宏观层面上，“何事”问题通常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如前殖民地) 的语言情况。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主要国际期刊如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中的现时问题》)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 和 Language Policy(《语言政策》) 等，都发表过一些关于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语言状况的研究成果，如Spolsky(2018) 、Yan(2017) 。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如《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战略研究》等，也发表过许多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如张桂菊(2010) 、张天伟(2016) 、许静荣和李宇明(2020) 等。这类研究旨在展示生活中各领域语言使用的全貌，大多是通过收集语言政策文件、史料记载、报纸文章等，分析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状况，以呈现其语言使用变化和语言政策发展的情况。另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在特定场域或机构( 如学校) 的实施情况，例如，有些研究关注中国香港的某些中学教师如何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传授学科知识，有些研究关注菲律宾跨国公司的客服中心如何保证员工拥有足够的英语能力，为全球顾客进行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语言政策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语言政策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实施的范围仅局限于特定机构( 或学校) 。
表 1 语言政策研究的场域
在中观层面，语言政策的“何事”主要探究社会机构(如大学或教会) 的显性和隐性语言政策或语言政策的缺失问题。在微观层面，家庭语言政策目前是一个热点话题。部分国外相关研究采用混合型研究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 来探讨家庭场域中的语言观念、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与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相比，近年来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研究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涉及到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对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引介等诸多问题(李国芳、孙茁，2017; 许静荣，2017; 尹小荣、李国芳， 2017; 李英姿，2018; 张治国、邵蒙蒙，2018) 。总体而言，国内语言政策研究在实证探索方面还有待加强。如果研究人员在调查或访谈中仅仅询问家庭成员在何种场合使用何种语言，或者父母希望孩子学习何种语言，那么整个研究的意义则非常有限。相关研究最好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多个角度探索“何法”和“何因”。正如 Kaveh(2018) 所言，“家庭语言政策与现实社会中政治文化因素共同组成的复杂关系网正在塑造着家庭的语言状况”。
关于教育机构的语言使用研究也应当重视语言使用所处的场域。例如，Hu 等(2014) 围绕一所中国大学的英语教学项目(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简称EMI) 的机构以及个人目标，就该项目管理的政策措施和教学策略提出了三个“何事”类的问题。研究者通过从大学网站上收集政策文本，与大学教授、EMI 学生及非 EMI 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及集体讨论的方式收集研究数据。他们对数据进行反复阅读和编码处理，运用 Spolsky(2004) 的语言政策三要素框架，从而提炼出研究数据中包含的主题词，并通过对主题词的整合分析探究不同主题词之间的互动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有时仅仅通过访谈和文本分析并不能确定语言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因此，民族志是研究人员探索特定情境中语言政策状况的有效工具(Johnson，2009; 李英姿，2016) 。民族志语言政策研究会把宏观的语言政策和微观的执行情况结合起来，描述并分析语言政策在某个具体情境中是如何实施执行的。例如，在研究学校如何执行有关语言教育政策时，研究者除了需要阅读课程文件以外，还有必要进行课堂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民族志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用语言，从而揭示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
(二) 何时: 时间脉络和历史进程
与探讨“何事”问题类似，分析“何时”问题也有助于揭示语言使用和语言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关注这类问题的研究往往从宏观视角出发，探究某一特定环境中较长历史时期内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模式及其发展变化。国外的这类研究案例包括1914 ～ 1945 年美国的西班牙语教育运动(Bale，2011) 以及 1985 ～ 2015 年中国大学英语课程大纲的演变(Xu ＆ Fan，2017) 等。国内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探讨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 70 年来的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沈骑，2019) ，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的回顾与展望(文秋芳， 2019b) 等。这类研究的主要材料和数据来源是与语言政策相关的文本档案。
此外，“何时”的国外语言政策研究还建构了特定时间点或历史背景下的语言政策，让人们意识到，语言政策与其他政策一样有着时代背景的烙印。比如，在新兴媒体时代，媒体传播非常容易受到外部权力的操控，信息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以至于有的信息在传播之前的立场和情绪就已经决定了其结果，所以把当 今时代称为“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就是对媒体传播而言，“客观事实在塑造公共认知方面影响较小，但如果诉诸情感和个人观念，就更能影响民意”(Peters，2017) 。因此，在研究当今的语言政策、讨论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思辨性地留意媒体如何参与塑造公众对语言政策的看法。例如，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可能不是通过报道“事实”为语言政 策发展提供客观依据，而是通过报道来激发公众强烈的情绪，从而影响有关语言政策的讨论和实施(Gao ＆ Shao，2018) 。
(三) 何因: 政策理据
如果说针对语言政策“何事”和“何时”的研究可以引导人们发现和建构语言政策制定、实施的现象和事实，那么针对语言政策中“何因”问题的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揭示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因和过程。有关“何因”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和参与的原因，如语言政策决策机构制定某一特定语言政策背后的理据，以及不同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如何阐释他们的语言实践及其对语言政策的反应或采取的行动。
语言政策研究人员会因所使用研究范式的不同而对“何因”类研究问题产生不同的认知， 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来说，新经典主义范式认为，由于存在需要解决的语言问题，语言政策才有制定和实施的必要。也就是说，这类研究通常认为语言政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出的政策决定。研究人员通常假设语言问题存在于语言政策之前，并且认为相关问题可以被 识别和分开处理。例如，某些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者会假设国家和公民缺乏某种外语能力，影响其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会决定从小学阶段就把某种关键外语设为必修课程，甚至把这种外语作为中小学的教学语言。因此，这类范式的语言政策研究较多地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立场。然而，语言问题是否真的存在，以及语言政策的支持者如何构建这些问题，其实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相对而言，批判主义流派通常会假设“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是由参与决策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政策制定者定义的，这些政策制定者界定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的政策建议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语言政策问题是某种幻想，也不意味着不存在真正的语言问题。只是，在决策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看来，这些语言“问题”可能并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界定者所构建的问题。他们也许会认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导致了部分语言政策制定者觉得自己国家和公民缺乏外语能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解决这个语言问题并不需要让整个国家的中小学生都来学习这门外语，甚至以外语为教学语言学习学科知识。
建构主义流派认为语言政策和问题的建构具有主观性，并且是一个集体性意义建构的互动过程。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在于有人可以随意制定政策，而在于现实总是被不断调适，同时不同个体的内在认知过程也存在差别。以建构主义为导向的研究者认为语言政策这种集体性的意义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多种意见相互碰撞的过程。因此，民族志方法很适合用于此类研究。具体而言，文本导向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政策的理据，而过程导向的研究方法则关注不同的理据发生冲突，进而影响政策发展的过程。例如，Savski(2016) 从宏观层面围绕“何因”开展研究，采用话语历史研究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DHA，批判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 ，揭示政府政策文本(斯洛文尼亚国家语言政策计划决议) 中的价值观。通过历史语境化、演绎文本分析和归纳话语分析(分析语言模式和识别话语策略) 等方法，Savski(2016) 发现斯洛文尼亚语言政策中存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前者遵循民族国家模式，后者则强调民主和包容性。
总而言之，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据。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研究者需要运用适切的范式和方法探究具体的语言政策问题。
(四) 何人: 个体的身份认同、能动性和主体性
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通常是语言决策过程的核心。关于决策者和政策对象(即“何人”)的研究将我们直接引入到语言政策的中心地带，此类研究的关键问题包括: 谁是政策制定者? 谁直接受到政策影响? 教师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一个家庭中谁总是做与语言有关的决策……诸如此类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人，指向他们多重的、不断变化的身份认 同，以及他们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这类研究中的一些关键词值得我们仔细斟酌，如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作为长期存在于各种社会理论中的二元论题，这两者对于研究者理解利益相关者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宏观视角来看，人总是受制于文化、知识、 历史、政治、经济、语言等多种社会结构或机制。语言先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因我们而得以传承。作为个体，我们使用语言时往往需要遵循他人制定的规则。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我们也会受制于一些观念、规则、规范和权力关系等，这些宏观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人是有能力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的个体，通常会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追求或实现某种变革。因此，现实主义范式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在探讨某一特定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也会关注社会结构和个体的能动性。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探讨语言政策中“何人”的问题，发现拥有不同身份认同的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的能动性影响。在这个方面，国外一些研究特别关注教师能动性对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的影响。一些案例研究发现，如果教师觉得实施某种语言政策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就有可能共同抵制该政策，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对其进行修改。这类研究往往会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现场观察记录、录音、内部文件、网络帖子和访谈等形式收集各类数据。研究者通常也会把自己“浸入”到研究场景中，参与各种与语言政策讨论、实施相关的活动，并想尽办法赢得研究参与者的信任。
以现实主义范式为导向的语言政策研究关注个体的能动性，采用后结构主义范式为导向的相关研究却侧重于政策主体的消亡。换言之，后结构主义范式并不认为个体能够自由地“运用”其能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结构主义研究者不认为教师具有能动性。教师也许能够影响语言政策的实施，但他们的行为依然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一逻辑，如果没有“自由”主体，又何来主体性呢? 因此，后结构主义研究者认为语言政策并非是主体构建的，相反，主体性很有可能是被政策塑造的。也就是说语言政策( 以及话语和社会结构) 将利益相关者构建为特定类型的主体，并赋予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身份。比如，上海居民会因其语言使用情况而被赋予老上海人、新上海人、新生代上海人和外地人等不同的身份(Shao ＆ Gao，2019)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社群的划分并没有意义，但是这类对于身份和界限的话语建构并非仅仅停留在话语的层面，而是会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真实的影响。关于后结构主义范式的“何人”问题研究能够展示社会不同群体的身份是如何在语言政策中被建构的。
(五) 何路径: 影响、态度、反应、行为、过程等
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何路径”类问题。常见的问题包括语言政策如何影响政策受众的语言生活，公众对特定政策及不同语言的认知，公众对语言政策的反应，语言政策提案如何得到落实等。
一般来说，当国家出台新的语言政策时，政府和研究者应当及时探求公众对新政策的态度和反应。例如，国家在推广新的教学语言政策时，需要及时了解公众对新的教学语言政策的理解和喜好。如果公众对新政策的理解存在误区，有关机构应该及时作出反应以引导和帮助公众正确地理解相关政策。如果发现某些特定人群(如教师) 觉得新政策的执行的确有困难，有关机构则需要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类研究中，问卷可以帮助研究者以快捷的方式获取较大样本人群的意见，所以研究者经常需要在语言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对该政策的受众进行问卷调查。然而，由于公众对语言的认知和价值判断通常会直接体现在其日常生活的语言实践及其对语言政策的反应中，所以仅靠来自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数据并不足以充分展示公众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些语言政策研究者主张用民族志方法来弥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局限。事实上，如果没有来自内部视角的深入观察，公众对语言政策的一些反应的确是难以发现的。比如，Pérez-Milans(2015) 探究了伦敦一所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师生如何适应当地受孔子学院资助的教育机构组织的普通话标准化测试。通过分析多种来源的数据，该研究发现该学校的师生协同合作，“即使在大多数学生很难实现测试目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创造一个宽松愉悦的语言学习环境”(Pérez-Milan，2015) 。这一研究案例说明，民族志方法能够获取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真实情况。政策实施“不仅仅是政策制定后的事情”(Johnson，2009) ，而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中所有规划参与者都有可能施加影响”(Johnson，2009) 。语言政策研究者应该意识到由于人们(利益相关者) 的表述和行为未必一致，所以单一的以文本为导向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因此，语言政策的调适需要通过多种不同的微观方法进行研究。
基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观察角度，本研究重点分析了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何事” “何时”“何因”“何人”“何路径”五个问题。在探讨过程中，本研究主要关注国外语言政策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这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我们发现，六十年来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视角、范式和方法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研究者对微观语言政策的研究兴趣也逐渐兴起。笔者认为国外的语言政策研究可以为国内语言政策研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以下借鉴。
首先，因为上述五个问题之间密切相关，未来的语言政策研究需要同时涉及这些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例如，我们研究了某个政策场景中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政策现状之后，自然需要进一步解答为什么会呈现这些状况。同时，对“何因”和“何路径”的探讨也不能否定“何事”的价值。因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通常强调构建社会体系的各种要素的互动，所以关于“何事”的研究发现有时会被认为“描述性太强”或“贡献较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描述性研究就缺乏贡献和价值。相反，我们认为对缺乏研究关注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那些被忽视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现状进行探索意义重大。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开阔语言政策研究者的视野，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世界语言政策多样化现象的理解。因此，我们十分赞同某些语言政策国际期刊的做法，这些期刊坚持发表一些关于不同国家或地 区语言政策实践的比较全面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曾经或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语言政策情境，可以吸引语言政策领域的更多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次，流行的研究范式、方法或路径不能否定其他范式、方法或路径的价值和意义。例如，某些语言政策研究路径(如“自上而下”) 常常被批评过于关注民族国家，忽视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能动性(Tollefson，2013) 。同样，即使关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动态过程，研究者也不能否定以语言政策内容、文本或话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这些有关政策文本的研究经常被批评不该将“宏观社会过程”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背景”(Pérez-Milans，2012) 。正如前文所言，政策制定机构必须证明其理据，也必须解释为何需要提出一项会影响或改变公众生活方式的语言政策。毋庸讳言，政策制定者希望整个语言政策过程顺利，所以会倾向于希望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被当作“背景事实”。因此，在分析这些理据时，语言政策研究者不能把任何“稳定的宏观社会过程”都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将语言政策制定机构的理据和解释视为具有争议性的话语文本，并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来解构这些理据和解释。
最后，近年来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出现一股关注“研究与应用”“观察与行动”“批判与推动”的新浪潮(Johnson，2018) ，其中许多研究方法，尤其是话语方法，只关注解构知识而非建构知识。因此，研究者对语言政策的参与和共同建构将成为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话题。不过，这个问题在国内似乎并不被称为问题，因为国内的语言政策研究者和语言政策制定之间通常存在一个“旋转门”的机制(魏丹，2015) ，它使得国内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对语言政策的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中国语言生活“白、绿、蓝、黄”皮书系列为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鉴于此，相关经验的探究和分享也将对国外日渐兴起的语言政策实践研究大有裨益。
《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1期，16-27页。
英文摘要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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