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综述
关注应用语言学研习，一站式获取海量学术资讯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微信公众号
摘要: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本文对CSSCI及外语类重要期刊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并加以评述，向读者呈现了国内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该领域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实证类研究占绝大多数；实证类研究中，对新闻话语、媒体话语及政治话语的关注度较高，近年来对其他话语，如网络话语、时尚话语、演讲话语、通用话语等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升温；形象建构研究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尤以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为主，但也不乏对城市形象、企业形象、老年人形象、性别身份、特定群体身份和个体身份等方面的话语建构研究。
关键词: 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建构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旨在通过分析表面的语言形式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Wodak & Meyer 2001）。以1979年福勒等人（Fowler et al. 1979）在Language and Control中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为标志，CDA至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CDA业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丰硕，但最初的CDA研究却因其语料单一以及缺乏客观性而饱受争议。20世纪90年代中期，Hardt-Mautner(1995)、Caldas-Coulthard（1995）、Krishnamurthy（1996）、Stubbs（1996）等学者首次尝试将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简称CL）的方法应用到CDA研究中。这种应用可以将语料库数据和话语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既可以深度挖掘文本信息，又可以增强研究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传统话语分析文本数量小、主观性强等局限性。进入21世纪后，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在国内外业已蓬勃发展。
2. 国内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国内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起步虽晚，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为主题词检索了中国知网中的CSSCI及重要外语类期刊，得到相关文献62篇（2009-2020），经整理后分为理论探讨、介绍、书评、综述以及实证研究两个大类来评述，拟向读者呈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发展历程，为后续研究提供帮助和借鉴。
2.1理论探讨、介绍、书评、综述类
这类研究文献不多，共计11篇。马博森（2009）的研究属于介绍性文献。最早介绍了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中语料的不同类型及优劣利弊，然后应用法律话语、性别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证明了语料库数据在话语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唐丽萍（2011）的研究属于理论探讨类，从CDA与CL的对话基础、对话障碍及对话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二者的结合对大规模语篇“分析”有帮助，但对话语的“解释”则需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社会经验。
书评有3篇。吴雪、雷蕾（2015）和徐芳、李涛（2015）均对《话语分析与媒体态度》一书进行了评述，指出该书的贡献在于其对新闻语篇中的话语进行了全方位辨识，展现了话语分析的多学科融合特征，对后续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刘新芳（2015）对《话语形式与意义：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评介，认为该书具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等特点，是借助语料库进行话语研究的指南。
其余6篇是综述类文献。冯捷蕴（2013）明确了商务话语的定义，讨论了商务语境中运用的话语分析法，展望了未来商务话语研究的发展趋势。辛斌、高小丽（2013）从目标、方法和缺陷等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论述，对发展趋势和动态进行梳理。胡春雨（2015）介绍了主题词分析技术，并探讨了其在商务话语研究中的运用。谢群、展悦（2018）回顾了国际商务谈判话语研究，阐述了其新进展，认为商务谈判话语研究体现了以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以大规模语料为研究基础，以与企业共建合作项目的方式开展多维度研究的发展趋势。陈琳琳（2018）回顾了近50年来各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详细阐述了CDA在中国形象研究中的应用。胡开宝、李婵（2018）回顾了外交话语的进展，并指出外交话语研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这些综述类文献主要梳理与介绍了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的脉络和现状，总结了该领域的成就、问题与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
2.2 实证研究类
基于语料库的CDA实证类研究占绝大多数，共计51篇。按照语料类别，本文将其归纳为新闻和媒体话语研究、政治话语研究及其他话语研究等三个子类。
2.2.1新闻与媒体话语研究
新闻与媒体话语往往能够折射社会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成为CDA最主要的分析对象。王立非（2012）对中英两国商务新闻话语中的词汇名化现象进行考察，发现我国商业新闻报道最关注投资、增长和发展，而英国《泰晤士报》则比较关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由此所引发的高失业率。刘明（2014）以中美汇率有关报道为考察对象，研究汇率变化意义的新闻话语表征。刘明、王世昌（2015）对中国加入WTO前后3个不同时期的汽车广告语料库进行考察，发现汽车广告在3个不同时期有显著变化，这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有关。钱毓芳（2016）研究英国主流报刊关于低碳经济的报道，发现英媒对“低碳经济”的构建具有显著变化，“低碳经济”被逐步政治化。陈建生、尹要（2016）对三年内，中、日、美三国大报的社论进行考察，发现与中日关系相关的话语大多与领土争议有关：中方媒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日方媒体语气较弱，具有两面性；美方媒体表面中立，实则介入。
随着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快速发展，外媒对于我国军事新闻的报道层出不穷。胡江（2016）以Sinclair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包括意核、搭配、类联接、语义趋向及语义韵）为研究框架开展CDA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对涉华军事报道几乎持消极否定态度，但近年来也展现出积极认同态度。焦新平、敖锋（2018）以“@军报记者”为例对军事微博话语进行研究，发现这类微博对促进军事话语传播及提升其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形象牵涉国内外公众对该国的总体印象、认知与评价，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谢莉、王银泉2018）。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形象的塑造深受重视，所以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梦”的提出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热议。邵斌、回志明（2014）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梦”的态度多数是肯定的，但也有少数媒体将其与“军事扩张”等相联系，对此持否定态度。刘立华、马俊杰（2016）认为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梦时较为官方，且以正面宣扬为主。钱毓芳、黄晓琴（2016）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梦”话语存在负面建构，即中国的“沉默的他者”形象。对媒体视野中的“中国梦”进行研究，可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参照，传递更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故事与声音。韩艳方、陈令君（2018）认为，中方及部分西方媒体塑造了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共赢’的理念、努力为全球做出贡献”的形象，但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建构了一种“国强必霸”的固化观念。胡开宝、张晨夏（2019）对“中国梦”的英译进行考察，发现英美等国媒体更倾向于使用Chinese dream来进行表述，且近年来对其正面报道不断增多，负面报道有所减少。
“一带一路”的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相关议题进行了研究。唐青叶、史晓云（2018）研究外媒有关报道，发现《纽约时报》通过对他国的评价来折射美国的反对立场；《印度时报》持冷漠、猜疑和观望态度；《欧盟报》持积极态度。詹霞（2018）认为德国智库对该倡议既积极肯定又兼存质疑，对中国的角色认知呈现多维性和多元化特点。聂薇（2018）认为英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较为矛盾，一方面对中国的巨大贸易利益感到欢喜，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崛起引起地缘政治变局感到担忧。邵斌等（2018）考察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现虽然有误读或“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但西方媒体总体持较肯定态度，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的一些媒体态度较消极，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的媒体多持积极态度。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媒体出于各自立场和利益考量，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焦点各异，从而对其产生不同的话语建构。
中国重大新闻事件也频频引发媒体的热议。唐青叶、史晓云（2016）分析了南非三大报刊《开普时报》《星报》和《开普守卫者》对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访问非洲的相关报道。研究表明，非方对中非合作表示满意，对中方的帮助表示肯定，并对中非合作前景持积极态度。曹韦、赵媛媛（2019）研究了阿根廷主流媒体有关“中共十九大”的报道。林元彪、徐嘉晨（2020）通过自建的65周年和70周年外媒英语报道语料库，对新闻标题、国庆英文表述和新闻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了国庆70周年外媒报道的话语特征。
南海争端一直是国际上最复杂的海洋管辖权和岛屿主权争议热点问题之一。何宇菲（2018）发现美菲立场一致，与其官方所宣称的对南海仲裁结果保持中立的立场自相矛盾，且美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相关报道多使用消极词汇。康俊英、李风琴（2018）揭示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诽谤、孤立、打压中国的立场以及对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肆意歪曲。辛斌、时佳（2018）对中美主流媒体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前后的转述话语进行考察后发现，《纽约时报》引用大量普通官员的话语来表达一些威胁言论，凭借某些口号来掩盖自身的霸权行为，而《人民日报》引用大量国际学者的话语来表达其诉求，借助第三方的声音来揭露和回应美国的霸权主义。
文化传播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渐增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秦洪武、孔蕾（2018）通过考察网络社交媒体，发现西方媒体较少谈及孔子及儒学的价值和意义，更多谈论其与文化侵入和文化冲突之间的关系，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更能体现出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焦俊峰、刘美兰（2019）分析国外媒体对孔子学院形象构建的报道，发现《卫报》呈现了孔子学院积极正面的形象，但《纽约时报》却将其塑造成一种政治宣传机构，构建了西方对孔子学院的固有印象。
除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外，学者们对企业形象及老年人形象也进行了考察，如王琦（2019）基于自建的“一带一路”国家英语新闻语料库，从搭配词和情态词入手对媒体话语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中国出海品牌50强和“一带一路”企业影响力前50同时上榜的企业中，产品和服务方面构建了品种丰富、性价比高的产品形象及勇担责任、售后有保障的服务形象，但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多，对企业的发展动态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其公众形象不够突出。刘文宇、时荣誉（2018）基于《中国老年报》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整体上呈现出努力奋斗、爱党爱国的集体形象。
个体身份建构研究也受到了学界关注，主要有对本·拉登和希拉里的研究。钱毓芳（2010）以《太阳报》对本·拉登的话语建构为例，发现其出于立场考量，建构出不同的拉登形象。杨敏、符小丽（2018）以Ruth Wodak的历史语篇分析法为理论框架，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希拉里“邮件门”的报道，发现主流媒体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对该事件的态度存在差异。
2.2.2政治话语研究
政治话语包括政治辩论、政治演讲、答记者问及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等文本类型（Wodak 2009）。本文整理的政治话语主要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国防部或国务院发言稿、政治演讲、外交话语等。
首先是基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陈建生、崔亚妮（2010）对比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和美国国情咨文中使用的词汇，揭示了两国政府的不同工作重心。朱晓敏（2011）对《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进行考察，发现受意识形态影响，第一人称复数明显增多。这项研究也说明对政治文本的翻译研究中，除了要考虑语言层面，更要关注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因素。钱毓芳、田海龙（2011）分析19992008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发现两届政府关注点各异：朱镕基报告突出国企改革，关注下岗工人安置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温家宝报告则聚焦于节能减排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李晓倩、胡开宝（2017）对2000-2014年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与同期美国国情咨文进行对比，揭示了两国政府工作重心和政治立场的差异。
其次是基于国防部或国务院发言稿的研究。刘文宇、徐博书（2018）研究三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现报告中“中国”的定位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国家安全威胁”。龚双萍、张韧（2018）考察中美2010-2016年针对南海问题的发言，发现美国在其官方话语中运用了多种策略，有利于其观点的输出，进而引发国际舆论，体现了美国插手南海争端的意图，表明了其大国霸权主义。
再次是基于政治演讲的研究。罗建平（2011）对美国二百多年来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研究，从定量的角度对语料主题词进行观察，探讨它们的历时演变以及所蕴含的意义。庞超伟（2013）考察布什对于伊拉克战争大规模行动结束前后的演讲，发现伊战结束后布什的话语核心是将伊战重新置于全球反恐战之中，并将该战争定义为自由民主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
外交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外交话语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政治话语。胡开宝、田绪军（2018）对我国外交形象进行探讨后发现，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本构建了我国政府踏实有为，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形象。田绪军、李晓倩（2020）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历时语料库（1949—2018），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主题词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外交经历了政治优先的立国安邦时期和经济优先的富国强民时期，现在正处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
2.2.3其他话语研究
网络话语研究，如黄晓英、杨跃（2012）考察网络语料库WebCorp中的“中国形象”，发现世界各国通过网络将中国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意识、问题、现象等作为关注的焦点。
时尚话语研究，如廖益清（2018）探讨欧美时尚话语中的社会性别构建，发现时尚话语中女性被排除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外，只生活在男性的视觉和时尚的世界里。
演讲话语研究，如郭松（2011）考察英国石油公司高管有关能源问题的演讲话语，发现环保、绿色的概念在各个国家都越来越深入人心。彭圆（2016）分析2000—2010年间的TED演讲语料，发现演讲者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否定及语篇连接词，构建了隐性权力话语分析框架。付海燕（2016）研究中美博物馆馆长致辞，发现美国语料中多使用第一、二人称，塑造了一种亲民的机构形象，而中国语料中多使用专有名词和物质及关系过程动词，从而建构出一种权威的文化机构形象。
通用话语研究，如焦新平（2012）对美国近当代英语语料库（COHA）进行词频检索，分析其粗鄙化趋势，发现美国英语正趋向于粗鄙化，并揭示了其背后的原因。许家金、李潇辰（2014）利用Sketch Engine考察BNC语料库中4组家庭角色（子女、夫妻、父母及祖父母）在话语中的搭配及语境，发现性别差异程度与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有关。马嫣（2015）应用Fairclough三维框架和Martin评价理论，考察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杂志和报纸子库中的主题词，发现美国主流媒体构建了较为负面的中国经济形象。周芬（2016）基于COCA语料库研究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发现所考察的浙江省11个城市中，杭州、温州、宁波、绍兴英文名的出现次数超过10次，相对受到关注，且正面评价显著多于负面评价，说明城市形象的整体接受度相对较高。
3. 评述
自2009年始，国内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产出了丰硕成果，其成绩值得肯定，但研究类型相对失衡，实证类研究占绝大多数，理论探讨有待拓展；从语料的语种来看，基于英语的研究比重大，基于汉语的研究偏少，本土化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从模态性质来看，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文字语篇，鲜见多模态研究，在新媒体领域的应用有待加强。
实证类研究中，对新闻和媒体话语以及政治话语的关注度较高。近年来，对其他话语，比如网络话语、时尚话语、演讲话语、通用话语等开始有所关注，有学者已不再拘泥于特定种类的话语类型或专门语料库，而是基于通用语料库来探索话语现实的建构。比如，焦新平（2012）通过COHA语料库揭示了话语所表征的美国社会和历史变迁；许家金、李潇辰（2014）基于BNC语料库找寻性别身份建构；周芬（2016）基于COCA语料库找寻城市形象的建构现实。这类研究清楚地揭示了话语的建构性，为该领域的研究拓宽了思路，这应该也是该领域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
实证类研究中形象建构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国家形象、城市形象、企业形象、老年人形象、性别身份、特定群体身份以及个体身份的建构等，其中尤以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为主。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新闻话语，也有少数是基于外交话语、网络话语和通用话语。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也主要依靠媒体话语，但本文讨论的研究是基于通用话语来管窥特定城市的形象，这类研究目前并不多见。企业形象、老年人形象、性别身份以及TED演讲者身份的建构研究考察话语对机构/企业或特定群体身份的建构，这类研究也为数不多。个体身份建构研究数量最少，主要是对本·拉登和希拉里的研究，研究对象都是西方的焦点人物，目前还没有针对国内个体身份建构的研究。形象建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及时发现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有效提升国家、城市、机构、群体及个体形象起到指导和帮助作用。对国家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国际舆情，提升对外话语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
van Dijk（2001）曾指出，CDA只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视角，并非一种学科流派或专业方向。田海龙（2016）也强调CDA不是一种单一理论，可运用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或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话语进行分析，发展出多种研究范式，如基于语料库的CDA，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CDA以及认知语言学取向的CDA。
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范式主要是基于语料库技术提供的频率、搭配、索引行、关键词、关键词丛等数据，以及由搭配词得出的语义偏好及语义韵等来进行分析，并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语料库数据，进而得出结论。这种配合可以说相得益彰：语料库数据可以挖掘潜藏在文本中的话语信息，而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则可以揭示这些话语信息所反映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不过多数研究者只是把语料库看作一种纯粹的方法或技术手段，忽略了CL范畴和理论的应用价值。基于语料库的CDA范式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目前已有学者（胡江2016）把Sinclair的扩展意义单位模型理论系统地应用于CDA研究中，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理论框架。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学者把CL理论应用到这类研究中，从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同时，跨学科的混合范式也屡见不鲜，比如马嫣（2015）从China‘s和Chinese的搭配词中选取与中国经济有关的词汇，并应用Martin的评价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美国媒体怎样通过话语来构建中国的经济形象。这一研究虽然应用了评价理论，但其分析的对象是搭配词，所以属于混合型研究范式。还有学者（胡开宝、李晓倩2015）把翻译批评学、CL及CDA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译者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拓展了批评性译学研究的思路。跨学科范式也会是该领域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4. 结语
传统的CDA研究可以针对有限的语料做深入、透彻的分析，而借助语料库的CDA研究可以把较多的语料纳入考察的范围，借助语料库技术手段，对语料的分析较为客观，由于研究结果是基于客观的语料库数据，所以较为可靠，这是这类研究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但任何事情，有得必有失，考察的语料多了，考察的方面就会受限，基于语料库的CDA研究会受限于语料库技术手段所能提供的数据。如何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发挥其更大的效用，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甄凤超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邓梦寒
相关文献延伸阅读（研习人指引）
本平台友情整理相关文献索引链接，
感兴趣的老师、研友可按需选购
精选推荐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发现更多语言学好书！
都看到这里了，肯定是真爱啦
扫码关注↑↑↑ 即可获取最新入群二维码！
目前已有2.55万语言文学、区域国别学
研习者关注本公众号
欢迎加入我们，分享好东西，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