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构成与演化：基于语词、概念与主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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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政治传播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宋雄伟张婧婧秦曾昌

国家治理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然而，其话语体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结构化的政策产物，而是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协调系统。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报告、以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具有历史与文化情境的政治话语，提出由“语词、概念与主题”组成的话语分析框架，尝试廓清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构成，识别重要的个体特点、局部特征与系统层面的规律，回答政治话语体系中个体与系统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和演化形态，为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意义基础。

一

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1]是一个大规模、复杂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协调系统。政党、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之间不同的组合形态，以及治理理念、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技术支撑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了国家治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2]现有文献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涵盖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文化维度”，[3]“上层与下层的制度互动衔接”，[4]“多元主体参与”，[5]“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6]以及政策领域中的诸多议题，研究成果丰硕，启迪思维。

然而，国家治理并不只是结构化的问题域，不可随意切割为单一孤立的议题，也不是某种静止状态下的政策产物，需要充分将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等复杂性因素考虑在内。话语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论的视角能够超越自然/社会、个体/整体、物质/精神等之间的二分法传统，[7]在理论和方法上帮助我们洞穿历史与文化的情境，以独特的概念、范畴、体系在学科的界限内理解和诠释中国国家治理“固本”与“创新”的实践过程。

国家治理话语涉及政治实践的观念形态，是一个长时间内动态演化的政治话语体系。话语由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机构与人的主张和行动所赋予，并在历史过程中建构着国家的主张与行动。为了尝试建构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识别其重要的个体特点、局部特征与系统层面的规律和交互关系，回答话语体系的演化、延续与变迁过程等问题，本研究提出“语词、概念与主题”的话语分析框架，聚焦1949～2019年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报告以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其作为具有历史与文化情境的政治话语，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语境中提取语词、构建概念、形成主题，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构成与演化。

二

文本与话语：辨析与述评

（一）文本与话语存在相互混用的现象

文本是一个社会群体留下的包含丰富语义特征的记录，[8]适合用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分析。近年来，政治学领域产生了一批从文本视角研究政治现象的成果，力求从丰富的政治文本中寻求新的知识，比如“注意力配置”[9] “政府职能转变”[10]和“社会治理工具”[11]等。

然而，现有政治学研究中，文本与话语一般不做区分，存在相互混用、交替使用和相互混搭的现象。没有清晰地划分文本与话语概念的边界、缺乏学科共识，只是将文本或话语分析作为了研究“白纸上黑字”的一种技术策略，并未去辨析文本与话语的异同。实践中，文本是话语分析的重要材料，但却不能将“文本” “话语”直接等同起来，文本分析往往并不关注“话语”中蕴含的隐藏观点和信息组织结构。话语与我们熟知的语言（口语）和文本（文字）的最基本的不同在于话语包含了语言与文字相互组合的结构。[12]

（二）“话语”是一种社会政治符号

在我国，早在《周礼·大司乐》中就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3]可知，语与言在先秦时代，是不同的赋法方式。《说文》中也道：语，论也。[14]直至现在，书面化的话语并不仅仅指的是语言的转录文本，“话语”强调的是文化对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

话语是由特定的人或机构编写与发布的，话语中所形成概念与主题的语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说话人与机构的特定立场、观点、价值和利益。[15]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现象，话语是一种社会政治符号，我们需要探究话语中的语词使用、概念产生、意义，以及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势、身份、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关系。

话语分析强调话语的语境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性，[16]而不仅仅是文本内容。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17]是知识和记忆的表现形式，[18]对实践具有反建构的作用。[19]政治话语可以影响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组织政府和社会，以及如何安排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等重要活动。

（三）政治话语体系是由话语组成的复杂系统结构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正积极推动将政治话语分析作为探索政治现象的重要工具方法，通过语词的使用、语法、话语体系的结构来反映话语中涉及行动与实践的认知、重视度和认知度的变化。特别是大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的提升为学者们从时间维度上探究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势、身份、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利支持。学术界广泛运用了词频、词云、情感、流量、聚类和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议题。[20]比如“民主与民族”的话语分析，[21]以及公共政策的话语转向问题等。[22]

然而，现有以语词分析为主的大数据方法不可避免的将语词剥离开语境，仅仅采用技术的手段进行词频和词云分析，较为主观地解读这些已被技术割裂为孤立标签式的概念。如何从这类大数据中提取出重要的概念，并将其嵌入丰富的语境，是大数据时代政治学话语分析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政治话语体系是一个由话语组成的复杂系统，话语体系反映的是话语的语法，是话语中要素配置的形式描述。这个系统由各种与意义相关联的子系统构成。个人或机构在进行意义表达时，会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最符合自身当前想要表达含义的话语，这种选择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涉及语义的各个层面，小到语词的选用、大到主题的设定，都是不断选择的结果。

因此，政治话语分析要走出个体层面上语词的使用，或是短语、句子、段落等的语言学形式的分析，把话语作为作用于实践事实的复杂系统来进行考量。因为政治话语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集合，而是对历史事实、实践经验与系列主张等进行解释、诠释和提炼的系统。

三

语词、概念和主题：一个分析框架

语词是话语的最小分析单位，一般采用已有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语词提取与编码。然而，由于研究客体的复杂化和专业知识的供给不足，使得基于已有概念框架或是依赖个体专家知识体系进行编码形成主题和范畴的分析，无法有效捕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化，产生信度与效度的问题。为弥补这个不足，我们选取“半监督”的机器学习来辅助识别较长时间内，出现并频繁使用的语词作为分析框架中的最小语言单位，并由此构建网络模型来形成概念。这样定义最小单元的语词相较于以往的界定更为灵活，能够推动政治话语体系的建立，避免停留在思辨与理论的层面，从而走向循证研究。

概念是人类探索真理和建构知识的普遍基础，是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知能力，与人类有序的组织活动相关。[23]它是关于客观对象的一种思想，必然依附于语词作为物质载体，才能作为思维的最小单位体现出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与语词不是一一对应的，正确的运用语词是形成概念的重要基础。对于识别构成概念的语词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在一个特定的话语段落中，语词的共现是识别认知关系的良性指标，特别是当这些语词共现频繁增多的时候。[24]一个较长时间内大量语词间的共现关系，会随着时间阶段不同，而出现间歇性强弱转换。以某一语词为中心，不同强弱的语词关系的叠加会形成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网络。在这些网络中出现的中心语词与其结构特征往往能更为丰富地表示其在特定语境中概念的内涵。

图1 语词、概念与主题的分析框架图

话语体系中的主题并不单纯是知识、价值观念或实践的概念集合，而是具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知识范畴、技能、价值观的概念集合。这一集合中的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身份。在同一主题中通过这些概念以一定的组织方式，相互作用地来建构出一个概念共同体，彰显出话语体系在特有价值观和决策过程中的主题意义。主题（概念共同体）可以用于解释塑造认知和行动的规则，或者说其自身就是一套从实践任务中提炼出的概念间的交互来规范和认识的框架。

由最小语言单位语词构建的主题与概念网络结构可以表示特定领域的知识与话语结构。[25]与传统基于词频或者两两共现关系词组的话语分析相比，话语体系的演化并不仅仅是词频或是局部两两共现的变化，而是在不同情境和时间阶段中，使用过的概念，以及所形成主题的演化，包括主题的产生、消亡、分类、合并、扩张与收缩。[26]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研究中，从较为宏观的主题层面研究演化可以避免出现政治语言化的缺陷。

四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设计

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通常都以文字记录，并形成相应的政治文本。党代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其创新的思想理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规划，以及工作重点的转移都鲜明地体现在每一次的党代会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法治工作，体现了法律制定修改和组织实施监督等内容。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议题，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和变迁。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体现了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所发挥的作用。

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工作报告产生过程严肃，形式齐整，内容规范，语言风格稳定，意思表达明确。工作报告的文本内容是在政党、国家与社会频繁互动的基础上不断衍化发展的，既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图景，也受社会实践的反作用。《报告》所产生的话语内容是一个不断迭代发展的，体现了从“无经验”的国家治理逐步演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报告》中话语的内涵与外延是国家治理在真实的场景中尝试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套话语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整合了已知的和准备验证的治理理念和指导原则，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其反思与探究，不断进行检验和改善。

与实证主义所持的理性观不同，我们摒弃机械、分割、狭隘的思想，避免在数据层面上将多维度建模技术作为研究的核心，防止简化不同特征的人与其关系带来的复杂性。[27]本研究尝试结合传统的解释分析与理论推演，用新的数据分析手段辅以已有的定性研究方法，尝试构建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与通过算法构建可自动化生成的客观的话语体系不同，我们需要结合话语的语境，不能仅将文本数据交给机器去学习，而忽视了传统人工文本分析过程中对意义建构的解释与阐释。我们把自然语言计算作为像显微镜一样的工具去发现话语中被传统研究方法忽视的价值，并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去解释，从而回答过去因小数据量和缺乏计算能力尚且未回答的研究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为研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演化，本研究将中国国家治理的具体时间段作了“区隔”：从1949年到1976年作为改革开放前的阶段；从1977到1992年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时期；1993到2002年为江泽民时期；2003到2012年为胡锦涛时期；2013到2019年为习近平时期。

表1 报告的基本参数（1949～2019年）

如表1所示，1949年到2019年间，党的代表大会（16份，从中共十大开始，每5年发布一次，共1847段），政府（51份，5500段落），政协（50份，2022段落），以及人民代表大会（50份，2462段落）这四个政治机构的报告总计167份，11847个段落，224.8万字。

图2 党代会、人大、政协、政府报告的总段落数（1949～2019年）

本研究采用结巴(jieba)工具包进行分词。结巴的词库添加了一些新的专用政治词汇（例如“一带一路” “中国梦”等），以确保政治术语相对完整。对分词后的前2000高频语词进行人工评定，独立由两位研究者对分词进行打分：保留（1）、删除（0），合并（2），分解（3），两位研究者的评分进行信效度检验，科恩·卡帕(Cohen's Kappa)系数为0.892，具有较好的可信度。对有争议的词，两位研究者进行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词汇，第三位研究者介入协商，以匿名评分的形式评定。通过迭代过程，最终产生2000个高频词。在这一过程中，共选出1784个无意义或意义不明晰的语词，比如“各项政策、各种形式、顺利进行、大力推进”等。对语词频次的统计使用段落进行控制，来避免大文本中出现局部范围内的高频词。

1.语词、概念与语境的数学表示与测量

在本研究中，为避免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将政治话语中的语词视为孤立的概念，我们使用了点互信息(point wise mutual information, PMI)衡量某一语词与其语境(context)中特征词的关联度。[28]

如公式1所示，其中，p(i, j)表现在话语中语词i与语词j共同出现的概率，p(i)、p(j)分别表示语词i、j在话语中单独出现的概率。PMI(i，j)的大小决定了语词i的“邻居”中存在语词j的可能性。比如当PMI(i, j)=0，即p(i, j)=p(i)p(j)，语词i的“邻居”中无语词j出现，也可以说，语词i与语词j为独立事件。PMI(i, j)的值越大，则说明语词i的“邻居”中出现语词j并非偶然事件，即语词j是构成语词i所在语境的重要特征词。

我们认为，概念的内涵并不是某个词在字典中的含义（不是术语解释），抑或某个理论框架中所给出的定义（不是已有的理论概念）。概念的内涵富含在某一话语体系的语境中，因此概念间的关系并非两个孤立语词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语词共现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孤立地提取某一语词作为概念，进行词频统计，或是简单地计算语词的共现关系，而是需要建立基于语境的概念关系。在本研究中，概念间的关系，定义为概念间的邻近度，[29]使用分布式相似度s(i, j)来衡量（见公式2）。分布式相似度则建立在上述语词与其所在语境中特征词的关联度（即PMI）的基础上。

公式2计算概念间的分布式相似度，其中为时间段p内的高频语词集合，c为语境。分布式相似度s(i, j)越大，概念i的语境中与语词j的“邻居”中出现的重合特征词越多，说明概念i与语词j的邻近度大。我们将概念所在语境中出现大量相似的特征词作为衡量概念的关系，避免了脱离语境的文本分析简化论，旨在语境中来发现概念的内涵。概念与概念的比较并不是两个事物的比较，而是涉及到它所处语境中它与邻居间的关系。应该在个体和局部范围之外考虑全局的横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如公式2所示，本研究注意到概念i与其语境中作为特征词出现的语词j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概念j与其语境中特征词i的关系，也就是s(i, j)≠s(j, i)。s(i, j)中的i其实是作为概念存在，而不是s(j, i)中的i是作为语境中的某一特征语词出现。

2.构建概念网络与主题提取

由两两概念间的关系拓展到多个概念间的关系，即形成概念网络。概念所处丰富的语境直接导致概念网络形成稠密的结构，难以从中识别重要的概念间关系。因此，需要对网络进行稀疏化处理，[30]形成有意义的概念网络，最终识别核心主题。为保证这一概念网络不脱离丰富的语境，可设定概念网络为一个连通的图结构作为阈值进行迭代。

通过这一过程构建基于概念间关系的有意义的网络，作为概念网络。概念网络中，以某一语词为自我(ego)的个人中心网络可用于探究以这一语词作为概念的内涵。使用计算复杂度较低的卢万(Louvain)社区检测算法来识别概念网络中可能形成的主题，以概念网络的子集合来表示。社区是由网络里一组连接紧密的语词节点构成的集合，社区里的语词节点与社区外的语词节点连接稀疏。[31]任意两个不同的社区没有相同的语词。在网络中检测到的社区，是概念网络的子集合，为以语词、概念及其语境所形成的主题。

如公式3所示，给定时间段p内，主题集合记为{，l=1，2，…L}，s(i, j)为概念i与语词j的分布式相似度，贡献度v(i, )越大，表示以概念i为起点，以主题内其它所有语词为终点的所有连边的强度之和越大，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概念i对主题的重要性。选取贡献度最大的两个概念作为主题团的命名。可以看到的是贡献度最大的概念并非使用频次最高的概念，且由贡献度最大的概念来命名主题，其实是考虑了概念与主题中其他概念的关系，即考虑了语境的做法。

3.基于主题相似度的演化

如前根据不同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划分5个时间段，为考察主题的演化规律，设置新的时间段，时间跨度交叉50%，即为1950～1976年；1969～1992年；1988～2002年；1998～2012年；2010～2019年。

给定时间段p内，主题以向量形式表示。采用巴氏相似度（见公式4），来衡量邻接时间段两两主题团间的相似度。相似度越大，表示两大主题中不仅有较多公共的概念，而且这些公共概念还具有极为相似的贡献度分布。

其中表示p时间段第x个社区。

计算出所有可能随时间发生演化的主题间的相似度，因为只有相似度足够大的主题才意味着主题间具有演化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十多年为一阶段的发展进程中，邻近时间段间主题间的最大相似度约为0.5（理论上最大值为1，即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可以映射出我们国家治理的的改革措施稳中求进。采用河流图来可视化话语体系中主题的演化，横轴代表时间，以不同颜色的条状带代表主题随时间的变化，主题间连接的条状带越厚，代表主题间相似度越高。河流图较为直观的展现出了较弱或较强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主题在不同时间段的合并与分岔。

五

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语词、概念与主题分析

（一）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主题

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呈现出在多语境中语词所构成的多概念复杂网络结构，并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演化而产生不同语义的主题。在过去70年间，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改革、制度、社会、法治、人民、国家、服务和战略”为核心的话语主题（见图3），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演进、分流、合并、消失与重组。[32]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呈现出“稳定性” “演化性”的双重特征。“社会主义” “发展”是在70多年的国家治理话语中恒定不变的主题。“国家” “人民”在1949～1976年期间是话语主题，并在之后分别融入到“社会主义” “发展”的主题中。

“经济”在1949～2012年的阶段内构成了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并在2012～2019年融入到“改革”的主题。“改革”是1977～2019年期间恒定不变的话语主题。“制度”在1977～2002年期间构成了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并在2002年之后融入到“社会主义”的话语主题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社会”在1993～2002年期间第一次成为话语主题，随后在2002～2012年融入“社会主义”的话语主题，又在2013～2019年重新浮现成为话语共同体的主题。“战略” “法治”在2013～2019年成为首次在国家治理话语中浮现出来的主题。

（二）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语词与概念

在概念网络图中，以某一语词为中心，不同强弱的语词关系的叠加会形成具有不同层次的自我中心网络。探究以这一语词发展为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化，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语词基础上概念是如何形成、在国家治理长河中是如何动态演化的（图4～图8）。

1. 社会主义是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主线，呈现出“革命”话语的渐进性消亡与改革开放后话语的“叠加与创新”特征。根据图4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主义”是我们坚持的根本方向。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概念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话语的演化发展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逐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话语建构。

“社会主义”概念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内涵变化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如图4所示，改革开放前（1949～1976年），“社会主义”蕴含着“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内涵，主要体现在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打倒“反党集团” “反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等主要内容。邓小平时期，“社会主义”概念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向并没有完全消退。江泽民时期，“社会主义”概念中“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指向与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图3 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概念网络示意图（1949～2019年）

（不同簇团代表具有不同语义的主题，中间部分为“制度”簇团的放大图示）

图4 “社会主义”概念图

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概念所建构的根本任务围绕推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发展“企业”，恢复“生产”，重视“制度”建设等展开。“革命话语”的边缘化显示了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现代化”成为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形成了以“工业、企业、原材料、加工、能源、投资”为主要支撑的社会主义概念网络结构。此外，如图4（1977～1992年）所示，社会主义概念中新增了“民主” “法制”等语词，处于概念网络图相对靠外的位置，民主与法制建设刚刚起步，逐步取代“革命”话语。

江泽民时期“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增加了“市场” “经济体制”，强调国家治理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民主、法制与制度”等仍然处在概念网络图相对靠外位置。“经济改革”成为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内涵。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胡锦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内涵围绕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推动“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开。在邓小平时期提出的“改革开放”，历经江泽民时期，逐渐稳定地成为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形成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话语表述。在这一阶段，民主与法制的内涵得以扩张，“依法治国”取代了“法制”，成为了“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时期“社会主义”概念内涵形成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语体系，形成了由思想到理论、由理念到方略的理论系统。“新时代”是社会主义概念的话语创新，是对历史脉络、新的方位、实践主题、人民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新话语阐述。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的话语首先表现为“革命性”话语的变迁，并随后体现出“叠加与创新”和“不断扩张”的特征。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呈现阶段式的发展与变化。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概念建构的根本任务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展开，即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话语创新都是在上一个历史阶段基础上的叠加，体现出话语体系“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并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转移，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同时也有一些微观层面上语义的合并与收缩。

2. “改革”概念的内涵呈现出以经济为重点，逐步向行政、社会、政党和外交等领域“循序渐进、稳妥推进”共同演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改革” “经济”成为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见图3），围绕“改革”所涌现出的话语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并逐步演化发展至行政、社会、政党和外交等领域。

如图5所示，“改革”的概念内涵体现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相较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网络图，“改革”的概念网络图中的变迁较为稳定；内涵反映了改革实践的性质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总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话语所呈现的“不实行改革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以及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双重逻辑。

邓小平时期的改革重点与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等紧密联系，强调发展“企业”，注重“农村”改革，以及利用“市场调节” “商品经济”等。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转型期，商品经济为最终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缓冲空间和实践基础。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点，并逐步延伸到企业改革等经济体制的领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的“改革”，是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延伸至行政、社会、政党和外交领域，根本任务体现在完善“所有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经济”，突出“社会保障”，推动“政企分开”，重视“多党合作”，以及强调“合作交流”等方面。

图5 “改革”概念图

“改革”概念的内涵及其对实践的建构性反映了经济体制的变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政府活动内容及方向的综合反映。从1986年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到后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通过一系列举措逐步深化的政府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推进，既服从于总体目标，又各有侧重，不断优化政府职能和组织结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在所有制关系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改革”蕴含着“开放”的内涵，呈现出从寻求“和平”的外部环境到主动“交流合作”的转变。邓小平时期，改革的概念内涵中并未出现与外交相关的话语，充分证明了这个时期并没有在经济上同西方世界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连接。概念图显示，江泽民时期，改革的内涵中出现了“和平”的话语，体现出这一阶段在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促和平求发展成为中国21世纪的伟大任务，为改革进一步寻求稳定的国际环境。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改革更加强调“合作” “交流”，体现了从学习模仿、主动与世界接轨阶段到在并跑竞争中推动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转变。

此外，“改革”的概念所蕴含的“试点”工作，反映了“循序渐进、稳妥推进”的特征。“试点”既是中国各个领域改革的内容，也是改革的方法论，体现了合法性、规范性、灵活性、整体性相统一的中国逻辑，既是实践创新的表现形式，也是理论创新的客观载体。

“改革”概念内涵的演化呈现明显的“循序渐进、稳妥推进”的特点，从以经济为重点，逐步向行政、社会和政党领域共同演化的特征。改革话语体现了增量式改革，渐进式推进和规律性能动性统一的定位，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间的关系。网络结构图证实了改革阶段论的阐述，体现了其从“起步探索”到“取得重大进展”，再到“更加全面展开”的阶段性特征。

3. “社会”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逐步演化，形成了以“民生” “公平” “民族” “社区”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社会”概念的内涵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多变性，形成了围绕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公平正义”，改革“服务”体制机制，促进“民族团结”，以及重视“基层” “社区”等的话语。

图6 “社会”概念图

改革开放前，“社会”概念的核心内涵并未形成，也没有赋予特定的含义，通常泛指与“职工”的“福利” “生活”相关的话语，也涉及“文教”、“国营商业”、与“工业生产”等，取得了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秩序、动员组织群众、以及增进民生福祉的成绩。邓小平时期“社会”概念的内涵开始出现“政治” “基本路线”的语词，体现出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强调社会秩序，社会效益和社会风气的话语指向。

江泽民时期，“社会”的概念内涵更加丰富，涉及社会领域的多个方面，配套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胡锦涛时期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起被纳入制度建设的进程中，并将民族团结吸收进来。习近平时期，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概念内涵基本定型，形成以“民生” “公平正义” “服务” “民族团结” “基层”为核心的内涵。

现代社会学将“社会”看成是与政府和市场相平行的一个领域，重点在于追求公平和正义。总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概念经历了从“混杂在经济领域”向“内涵更加明确”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社会”的无意识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奠定了制度、物质和人力基础；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则形成了发展“民生”、保障“公平”、促进“民族”团结和重视基层“社区”为核心的“社会”内涵。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社会”话语是一个不断深化发展、在艰辛探索中构建起来的概念。

4. “制度”概念与“法治（制）”紧密关联，贯穿于改革开放后的体系建设中，逐步形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规范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学命题。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制度体系。制度的创建、实践和调整是一个认识不断横向拓展，纵向深化的过程，三者构成一个连续体，相互促进。改革开放前的“制度”概念内涵与反对“官僚主义”，完善“行政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以及重视调整“中央” “地方”的结构关系相关。中共八大关于“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33]的表述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不断革命论之下，群众运动全面取代了法制，司法机构受到严重破坏。

图7 “制度”概念图

邓小平时期“制度”概念内涵逐渐与法制建设形成关联，呈现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特点。“制度”的概念内涵与“经济” “政治协商” “法制” “政府” “民主集中制”等语词关联，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将法制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江泽民时期“制度”的概念内涵与“市场经济” “科技” “知识产权” “社会保障”的语词关联。这一阶段的法制建设与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相联系，重视知识产权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领域的建设。胡锦涛时期“制度”的概念内涵与“经济体制” “国企改革” “区域发展” “多党合作” “民主集中制”的语词相关联。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完善经济法治为龙头，拓展到各个社会关系领域，目标是形成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基本的法律，推进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以及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制度。习近平时期“制度”的概念内涵更加强调“依法治国” “党的领导” “经济发展” “权力监督”。这一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新征程，重点形成了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的制度安排。

如图7所示，国家治理的“制度”概念最核心的内涵是“法治（制）”，贯穿于改革开放后的制度体系建设中，并辐射到“行政” “司法” “执法” “监督”等各个领域。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主线，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学命题。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是以法治（制）为牵引，不断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制度建设。

此外，制度的概念内涵还包括“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协调着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规定着权力结构的组织和运行，体现着组织形式与组织过程的统一性。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内生性制度，民主集中制表述了处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真实的政治关系，也体现在政治属性的民主主义、文化上的集体之善、思想上的民本主义，以及实践中的决策机制。[34]

5. “发展”的概念内涵与“开放”相伴相生，与世界的交流、互动和深度融合紧密关联，体现出国家治理不断扩大的开放度。如图8所示，“发展”概念内涵展示了国家治理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及和平发展6个方面所进行的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前，“发展”的概念内涵主要是以经济生产活动为中心。与“农业” “工业” “科学技术” “粮食”等物质性生产活动相关联，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相符合。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共同承接了现代化的目标，并在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

此外，“发展”概念内涵始终与“开放”相伴相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长期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中学习其先进技术与管理水平，在推动中国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与更合理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国家治理方案，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因循守旧复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而是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与时代特色。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深度融合。当今中国的伟大实践，更加紧密地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结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已逐渐成为广泛共识。

图8 “发展”核心概念图

六

国家治理话语的延续与变迁：基于概念网络“演化”的证据

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新的话语主题何时出现、消亡、分类、合并、扩张与收缩？是接续着前一历史阶段的话语主题，还是出现了话语断裂，并重新组织了话语主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动态地捕捉国家治理话语语义演化的方法，构建话语演化的“历史流动脉络”，通过话语体系中主题演化图来反映治理话语体系的变化规律。

如图9所示，x轴表示1950～2019年间的5个阶段，y轴上的不同颜色的长条代表该时期的主题，主题的命名由贡献度最大的两个概念来表示。在任一两个相邻的时期间，主题的演化如同水流一般动态地从左向右发展。流动域的宽度表示前后主题间关系的强弱。

图9 主题“演化”

根据主题演化图所展示的国家治理话语主题的演进、分流、合并、消失和重组，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社会主义”是国家治理话语“不变”的主题，显示了很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河流图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话语呈现与“革命” “历史” “政治” “民主” “中国”相联系的演化进程。“革命”话语主题在邓小平时期基本消失，而“历史”逐渐在话语主题中浮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总结苏联模式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传统观念，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的主题逐步演化为第三个时期的“政治” “法律”主题，一方面，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化。在第四个时期，“政治” “法律”的主题合并重组，演化为以“民主”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将“政治” “法律”融入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话语体系，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第五个时期“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话语主题分流进入“中国与社会主义”和“法律和监督”，进而稳定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民主体系的治理图景。

第二，“人民团体与主席”话语主题在改革开放后随即消亡，转而演化为“制度与监督”，并使“监督” “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恒定话语主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度”建设的主题是“法律和监督”，并且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长期性和连贯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三，“世界与和平”话语主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2年一直是国家治理的主流话语，直到进入新时代，“交流与和平”合并到“中国与社会主义”话语主题。中国的国家治理话语始终与“开放”相伴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实现了从经济开放、政策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变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从向苏联学习，到逐步扩展到周边国家，再到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中国国家治理的开放性格局逐步形成。

第四，“经济领域”的话语主题经历了比较多的消亡、分流、合并与重组。改革开放前的话语主题为“工业与重工业” “农业与合作化”。这对话语主题在改革开放后的河流图中消失，转化为“生产与经济” “企业与生产”。江泽民时期的“企业与生产”话语主题进入2002年后，进行了3次分流，并随即合并到其他话语主题。胡锦涛时期的“城乡与生活” “资源与产业” “结构与投资”，之后合流进入新时代的“城乡与农村” “产业与区域” “市场与改革”。

主题演化示意图充分证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重点，呈现出从基本国情和阶段性任务出发，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改革对外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史，是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是不断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第一时期体现了以“重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包含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内容，即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支持和提倡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积极探索运用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九大报告把“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

七

讨论与结论

话语分析的研究目标不仅在于知识发现，还在于把握话语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以指导构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话语创新。本文通过“语词、概念和主题”的分析框架，初步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在历史长河中的动态演化与发展。

“主题演化图”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演进、分流、合并、消失和重组。“社会主义” “改革” “制度” “社会” “发展”构成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成为了支撑话语体系的关键点。话语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呈现出与时俱进和不断调适的特征。“社会主义”话语，呈现出“叠加与创新”的包容特征；“改革”话语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稳妥推进；“社会”话语形成了以“民生” “公平”等为聚类的话语体系；“制度”话语与法治（制）紧密关联，并延伸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发展”话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与“开放”相关联。

话语体系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样，是一个复杂网络系统，呈现出流动性与平衡性，遵循一定的演化与发展规律。话语分析背后不仅仅是语词与概念，还有孕育概念的语境与具有一定语义的主题。因此，话语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一个绕不过的方法论问题。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5]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只有那些符合社会实践需要或者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现实作用和时代意义。因此，构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复杂性的话语体系，需要理论和话语创新，寻找中国的尺度、立场和方法，建构国家治理“包容混合”的价值与实践的话语体系，尽快弥补解释“中国之治”的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与中国蓬勃发展的实践所提出的理论需求的差距。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在立足中国实践，回溯历史，在研究进路、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以超前的战略思维发挥话语指导实践顺利展开的理论引导功能，推动中国话语建构的“顶层设计”。

【注释】

[1] 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思考》，《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2] 宋雄伟、张翔、张婧婧：《国家治理的复杂性:逻辑维度与中国叙事——基于“情境—理论—工具”的分析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0期。

[3] 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4] 燕继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革逻辑与中国经验》，《国家治理》，2019年第31期。

[5]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6] 何增科：《准确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理论视野》，2014年第1期。

[7] 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8] A. C. Kozlowski, M. Taddy, ＆ J. A. Evans, “The Geometry of Culture: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Class through Word Embedd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2019.

[9] 陈思丞、孟庆国：《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614段批示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

[10] 邓雪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测量——基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的文本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11] 衡霞、谭振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12] J.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Routledge，1999.

[13] 赵辉、崔显艳：《晋前赋体的形成演化与诗辞语说俳的互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4] 张江：《“阐” “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15] 田海龙：《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两种路径及其特征》，《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

[16] M.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7] 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Vol. 81, No. 3, 1995.

[18] T. A. Van Dijk,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 Wodak, M. Meyer, (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1.

[19] 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0] 李莉、孟天广：《公众网络反腐败参与研究——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

[21] 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佟德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民族话语体系及其发展》，《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22] 陈振明、黄颖轩：《中国公共政策的话语指向及其演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的文本与话语分析》，《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23] 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4] A. Rule, J. Cointet, P. S. Bearman, "Lexical Shifts, Substantiv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State of the Union Discourse, 1790-2014", PNAS, Vol. 112, No. 35, 2015.

[25] 程齐凯、王晓光：《一种基于共词网络社区的科研主题演化分析框架》，《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8期。

[26] G. Palla, A. Barabasi, T. Vicsek, "Quantifying Social Group Evolution", Nature, Vol. 446, No. 2007.

[27] E. Wyly, "Automated ( post) Positivism", Urban Geography, Vol. 35, No. 5, 2014.

[28] K. W. , Church, ＆ P. , Hanks, "Word Association Norms, Mutual Information, and Lexicography",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 16, No. 1, 1990．

[29] J. Weeds, D. Weir, "Co-occurrence Retrieval: A Flexible Framework for Lexical Distributional Similarity", Comput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 31, No. 4, 2005.

[30] A. Rule, J. Cointet, P. S. Bearman, "Lexical Shifts, Substantive Changes, and Eontinuity in State of the Union Discourse, 1790 － 2014", PNAS, Vol. 112, No. 35, 2015.

[31] V. D. Blondel, J. L. Guillaume, R. Lambiotte, E. Lefebvre, "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Vol. 2008, No. 10, 2008.

[32] 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概念网络示意图（1949～2019）和分阶段的概念网络示意图。

[33] 李林：《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2019年7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0718/c40531－31240905.html，2020年9月20日。

[34] 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作者：

宋雄伟（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婧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副教授)、秦曾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本期责编：袁明珠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