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龙 |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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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一）
第一节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和研究语言的国家之一。语言约定俗成的本质属性最先为我国先秦哲学家荀子所认识。荀子在《正名篇》中论述名（称）与实（物）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里的“名”和“实”即对应于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讲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个所谓的“任意性”其实就是约定俗成性。这样看来，荀子关于语言本质属性的认识比索绪尔足足早了2000余年。
《语法修辞讲话》的产生和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针对公文文书存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缺点、不足等问题，责成胡乔木采取措施。胡乔木便计划由语文工作者写一部讲语法规范的书，用于指导语文应用，改进公文写作等。这样，叶圣陶就推荐了吕叔湘，吕叔湘又邀请朱德熙合作(张伯江：《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谈吕叔湘先生的社会责任感》，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纪念会，2011年)。这是《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背景。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对后来的语法研究工作最具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贯彻结构主义的分析思想。作者认为，语法研究要从形式出发，由形式到意义。比如词类的划分要看分布原则和词与词之间的结合情况。再如，“句子的格局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12月第1版，第2页）。对于“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个句子，作者认为，“台上”是主语，“主席团”是宾语，整个谓语是叙述主语（“台上”）的某方面情况的。这种着眼于结构形式的分析避免了“倒装句”说（“倒装句”说认为“台上”是状语，“主席团”是主语），从而保证了句子分析系统内部的一致性。第二，在汉语语言单位的分析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句法结构是该书着力分析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对结构的划分，还是关于句法结构成分的分析，作者都强调用层次分析的方法。第三，通过汉语语法事实的考察和描写，归纳语法规律。语法研究一项基本的工作就是梳理语言事实，归纳语法规律，使人们看清汉语的语法面貌，并以此指导汉语的学习和运用，比如对于“的”“有”“都”等的使用规律的揭示和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第四，在汉语语法问题的分析阐释中呈现精当的例句予以佐证。语言研究的立身之本是材料，小到一个语法问题的分析，大到一个观点的论证，材料的有无和精当与否至为关键。有时候，连篇累牍的叙说不如一个精当的例子直击要害和本质。作者深谙此道，书中选用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搜罗、遴选和采用反映了作者不凡的研究能力和见识。比如说到北京口语的“俩”是“两个”的合音时，举的例子是“我看你两个挺合适，我给你们俩当个介绍人吧”；论述“的”表示一定如此、“了”表示变化时，举的例子是：“治不好了，我知道治不好的！”这种功夫是值得后世研究人员学习的。
在《马氏文通》之后较长的时期里，不少汉语语法著作都将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后来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应用，有学者开始对意义标准产生怀疑。这样，要不要意义标准就成了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当时发表的讨论文章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词类划分的标准是词义和语法功能；第二种意见认为功能是主要标准，意义只作为参考；第三种意见认为词类的划分只可根据功能标准，无须考虑意义（王灿龙：《关于汉语词类理论的两个问题》，载《中国语文法研究》2013年第2期，日本中国语文法研究会编集，朋友书店出版）。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吕叔湘的长篇论文《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是一篇纲领性的重要文献（发表于《中国语文》1954年9月号）。吕先生提出，划分词类需要考虑三点：第一，要照顾词的各方面特点，不偏重某一特点而抹杀其他特点，即不同的类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特点相区分；第二，基本上做到词有定类、类有定词，即虽有兼类的情况，但不宜过多；第三，划分时，易于操作，没有或少有两可或两难的情形。吕先生还就分类的标准作了详细的论述。最后，他告诫说：“语法学家必须正视语言的实际，实际上有不同的情况，就应该作不同的处理。任何用一种说法来概括一切情形的企图……尽管简便，恐怕都不免要埋没真相。”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次讨论虽然掺杂了一些情绪化的言辞和观点，但总体上看还是颇有意义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取得了一个基本共识：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汉语的词类需要根据词的句法分布特点（即语法功能）或词的组合能力等来划分。这基本上成为汉语词类理论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果从语法理论建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方面作更深入一步的思考和分析，会发现完全抛开意义其实面临着更大的困境（王灿龙：《关于汉语词类理论的两个问题》，载《中国语文法研究》2013年第2期，日本中国语文法研究会编集，朋友书店出版）。
第一章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二）
第一章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三）
第四节 关注世界前沿，开拓研究视野 立足本土实际，贡献中国智慧（1990— ）
一 概述
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既得益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研究工作的全面恢复和中年语法学者迅速成长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又得益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国外语言学经典理论和前沿思想的借鉴、吸收与应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中国学者走出去和国外学者请进来这种双向学术交流不断增多。走出去的中国学者一部分是学术进修、访问等，一部分是前往欧美等国家攻读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通过图书馆或人员跨境往来获取西文文献和资料成为可能，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这方面更为便捷了。学界及时追踪国外前沿研究动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国外语言学理论精髓有了较为充足的客观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两位海归语言学博士陈平和廖秋忠，他们利用国外前沿语言学理论所做的汉语语法研究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同时他们的教学与讲座也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特别是语言研究所的年轻语法学者，比如张伯江、方梅、徐赳赳的功能语法研究、篇章语法研究及话语分析等都深受陈平与廖秋忠的影响。
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拓展了，观察视野宽广了，分析方法多元了，阐释力度增强了。从汉语事实出发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深化，同时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因此，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较以往有较大的进步和突破，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事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二 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介绍与借鉴
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语法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西方语法学的学习和借鉴起步的，包括后来的发展也基本上走的是这个路子。只不过早期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融入国外语言学的理念，化用其分析方法，而不直接宣称采用了某个流派的某个理论，更不会贴“标签”，因而让人感觉不到有多少外来色彩。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纷呈，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各民族语言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形式背后的本质东西是一致的，因而有的语言学理论可以为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所采用。这样，学习和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只要是结合自己语言的研究实际，最终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不必遮遮掩掩，改头换面。这样也有利于更好地与世界对话，向世界宣传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和才干。
现代汉语语法学7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与引进方面，居功至伟的是《当代语言学》杂志。在国内所有的语言学期刊中，该刊最不寻常，办刊将近50年，三易其名。1961年创刊时，名曰《语言学资料》，不对外公开。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8年复刊之际更名为《语言学动态》，仍旧为内部刊物。1980年易名为《国外语言学》，公开发行。1998年再度更名，即《当代语言学》。该刊早期作为内部刊物主要是资料介绍，后来兼及动态观览，专供国内学人了解国外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态等。其不同阶段的发展跟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是紧密联系着的，其演进的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学术发展的方向。
公开发行后的《国外语言学》以其对国外各流派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与述评在学界独领风骚，广受青睐。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刊关于生成语法、篇章语法、认知语法、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类型学、语法化及论元结构理论等的介绍或述评，很好地起到了帮助广大学者根据自身条件找准学术定位、选定学术方向、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从而在某一领域或方面做细做深的作用。不同学术背景和基础的汉语语法学者从中汲取的知识和受到的启示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开阔眼界、打开思路这方面应该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关于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或专著的评介文章对整个汉语语法学界都起到了一定的新启蒙作用。相当一部分中文专业背景的学者最初就是通过这些评介文章了解和认识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前沿动态的，有些学者也因此激发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开始尝试阅读西文原著以获得更精深和全面的理解，从而大大深化了语法学的理论知识，使自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储备更为丰厚。
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介绍，“要做得好也不容易”（沈家煊：《关于外语界做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第19页）。写这种综述和评介文章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牵扯很多的精力，体现的是作者的一种奉献精神和学术情怀。这个时期在国外语法学理论述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陈平、方立、何元建、胡壮麟、顾阳、顾曰国、廖秋忠、林书武、沈家煊、孙朝奋、卫志强、徐盛桓、杨成凯、赵世开等。在《当代语言学》之外，外语界的一些专业杂志比如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等，在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方面也作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徐烈炯关于语义学的系统介绍与评论。徐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院大学”前身）和复旦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初到纽约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得以接触当时的语言学前沿理论。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所读所学、所思所想写成《语义学》，公开出版（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修订版），对于国内语言学者了解语义学理论，对于汉语语义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徐先生还结合现代汉语的实际作了不少汉语语义学的原创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很有意义。
三 中坚语法研究力量全面发力
进入1990年代之后，范晓、李临定、陆俭明、徐枢、邢福义、于根元、赵金铭等在继续进行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或应用研究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学术传帮带的工作。这个时候，活跃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前沿阵地的主要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之后最初的几届毕业研究生，他们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全盛时期。比如陆丙甫、马庆株、邵敬敏、沈家煊、杨成凯等。再比如丁崇明、贺阳、金立鑫、孔令达、李宇明、李向农、刘丹青、刘勋宁、齐沪扬、谭景春、王红旗、萧国政、肖奚强、邢欣、杨国文、张国宪、张谊生、周国光、周小兵等。此外，还有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教授戴耀晶。
如果说，马庆株和邵敬敏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在坚守传统之中寻求变化，开拓新的思路，探讨新的方法，那么陆丙甫和沈家煊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则是在洋为中用中继承传统，尝试和探索利用国外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事实，以探求汉语的本真。他们都热爱学术，善于思考，勤于写作，成果非常突出。
杨成凯的语法研究走的是另一种路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搞语法的目的跟某些前辈的教导不同，仅仅搜集一些材料，总结几条规律，我不会感到满足。”（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卷首“弁言”第6页。）因此，杨先生很少考察和分析具体的语法事实或现象，更多的是在思考理论问题，他的志向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汉语语法学体系，《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就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心得。
沈家煊近些年仍笔耕不辍。跟前些年相比，其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即从过去注重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事实和现象转为反思汉语传统语法体系及其内在的某些理论问题。这集中反映在两个专题的研究上，一是关于汉语的词类问题，二是关于汉语的主谓结构问题。沈家煊认为，汉语是“名词型”语言，汉语的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又包含形容词，它们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包含关系。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英语，英语的名词和动词是分立的，两者互不兼容，没有纠缠。由此，沈先生建立了汉语的大名词观，其主要观点和认识以及对这些观点的阐述都集中反映在他的《名词和动词》一书中（沈家煊：《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关于主谓问题，沈家煊最新认识是，主谓结构即为话题—说明结构（沈家煊：《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现代外语》2017年第1期）。他认为，采用“话题—说明结构”说更有利于分析汉语的语法问题，这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符合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观念。沈先生还认为，汉语的谓语具有指称性，这是汉语“名词包含动词”的格局决定的，符合中国哲学“物事合一”的观念。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在形式上就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是规模最小的“流水句”，因为汉语“流水句”具有指称性和并置性。沈家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已经突破语言学范畴，将其上升到中国哲学理念的高度来认识。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语法学者在研究生学业完成之后迅速成长，他们年轻有为，思维活跃，眼光敏锐，视野开阔。有的研究领域广泛，比如刘丹青、李宇明等。刘丹青除了研究汉语普通话语法，还研究汉语方言语法，进而从语言类型学视角审视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共性与个性等。李宇明早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后来更多的是思考和探讨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等。也有一些学者专注于某一类语法问题，深入钻研，创获良多。比如张国宪关于形容词的研究、张谊生关于副词的研究以及谭景春基于词典编纂等的语义研究，等等。
刘丹青关于类型学的思考和研究始于其博士学位论文《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他根据自己的思考所得，提出了“库藏类型学”理论（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4期），致力于跨语言视角的形义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使有关语言共性和个性的研究多了一种考察视角和分析手段。刘丹青认为，语言当中有些范畴是显赫范畴，并扩展至其他范畴，有些范畴缺乏专用形式，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表达。语种差异使跨语言的形—义关系更加复杂，是语言类型的重要成因。不同范畴及其不同表达形式是特定语言所固有的，即其库藏项目。语言库藏类型学不仅关注语义、语用范畴和形式手段的双向互动，而且还关注形式手段及其显赫性的差异对范畴表达的影响以及语言库藏差异中表现出来的语言共性等。
四 青年语法学者迅速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批“60后”学者先后正式登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舞台（张伯江、方梅、郭锐、崔希亮等一些学者1980年代中前期大学毕业后即进入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博士研究生毕业，虽然工作经历和理论背景有所不同，但是都热爱专业，勤于钻研，乐于思考，敢于创新。因他们学习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中，在许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故而相对而言，其研究领域更为宽广，研究思想更为深刻，分析方法更为多样，理论追求更为执着。在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下，一些人先后成长为各自工作单位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承担起了他们应该担负的使命，发表或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著作，其中有些论文和著作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和创见。他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昌来、陈满华、陈前瑞、陈振宇、陈忠、崔希亮、储泽祥、方梅、郭锐、胡建华、刘街生、卢英顺、马清华、司富珍、施春宏、史金生、温锁林、吴长安、项开喜、袁毓林、张伯江、张旺熹、张云秋、宗守云等，他们的研究工作各有特色和长处。限于篇幅，下面仅略举几位作一点简单介绍，以窥一斑。
袁毓林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比较注重句法语义的考察和分析，其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利用变换分析手段和动词语义特征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祈使句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写（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又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汲取多种现代语言学甚至其他学科的理论新知，对现代汉语语法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思考和分析，成果显著。袁毓林是国内较早利用认知科学理论考察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学者，其《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一文根据原型范畴化理论，认为汉语的词类是原型范畴，具有新意。郭锐早期的研究工作着力较多的是汉语的词类问题，其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提出了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方法，是一种积极的有益探索。郭锐后来的研究主要从语义、认知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虚词、语气词以及有关句法格式等，同时也结合汉语语法的实际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张伯江和方梅是国内最早利用功能主义语言学和篇章话语分析理论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他们合著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基于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其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大过研究本身所作的一些具体工作。书中提到或采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对于当时的语法学界来说，都具有先锋性，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他们也是继陈建民之后再度比较成规模地研究汉语（北京话）口语材料的学者（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后来，张伯江继续深耕于功能语法学研究领域，路子愈加宽广。方梅则重点从事篇章语法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力推互动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突出。
胡建华是国内基于生成语法理论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句法学、语义学和儿童语言习得。他在《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显著性”和“局部性”制约并协调汉语语法系统运作的原则，可以用于解释有关的句法问题。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新描写主义的研究理念，希望通过微观语言事实以及显性或隐性结构的细颗粒度描写，在跨语言比较中揭示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储泽祥的语法研究早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语义范畴中的方所研究，二是跟方所有关的名词研究。近些年，他结合汉语语法事实在认知解释和类型考察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
五 新生代语法研究人才崭露头角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博士学位点的增加，每年都有一批现代汉语语法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使得语法学专业队伍不断扩大、人才素质不断增强。经过一番历练和实践，“70后”和“80后”年轻学者日渐成长，有的已成为骨干。比如陈玉洁、丁健、董正存、高增霞、侯瑞芬、黄瓒辉、蒋静忠、李晋霞、李劲荣、李先银、李思旭、李宇凤、刘探宙、罗琼鹏、柯航、强星娜、饶宏泉、宋文辉、宋作艳、唐正大、完权、王冬梅、吴早生、谢心阳、熊仲儒、玄玥、尹洪波、乐耀、詹卫东、赵春利、周韧、朱庆祥等；“90后”也开始加入研究行列，发挥作用。年轻一代的学者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视野广阔，勤奋好学，抱负远大，具备良好的语言学素养和不俗的研究实力。相对而言，新生代语法学者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理论意识进一步增强，分析方法进一步多元，国际交流进一步增多，他们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也是语法学事业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70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欧美、东南亚有关国家也非常受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有相当一批中青年才俊前往欧美、日本等国家，或进修访学、或深造攻读学位。一部分人学成之后留在当地大学任职（也有少数学者是在国内接受语法学专业训练完成学业后到国外大学任职的），一部分人则回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学养深厚，长于思辨，精于分析，专注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为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篇幅和体例等方面的原因，这里暂不作专门介绍。
第五节 结语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语法学者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工作推进和深化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而且因应时代需要，服务社会，为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70年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每个阶段表现出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都打上了当时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印记，其发展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不断进步的。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的取向和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经历了一次比较明显的转向，即由过去注重形式、语义等的考察与描写转向注重对语法现象和规律的分析与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是多视角、多方位和多方面的。这种转向是当时学术环境和研究工作发展的一种必然。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实践，现代汉语语法状况的观察和描写相对比较充分，主体面貌已为学界所认识，一般的语法规律也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一些新的语言学理念和语法学理论不断被介绍和借鉴，比如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以及语法化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使学者们扩大了考察视野，开拓了研究思路，创新了分析手段。大家不再满足于“知其然”，更想“知其所以然”。这种转向不仅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向纵深方向推进，也意味着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70年来，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并蓬勃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成果，汉语国际教育（包括其教材编写）就会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当然，汉语国际教育对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也有反哺作用，即汉语国际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拓展领域且不断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家对研究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另外，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迫使语法学工作者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需要，如何更好地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好地跟世界对话，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坚信，只要新时代的老中青三代语法学人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为人民做学问、以精品奉献社会的理念，继续发扬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优良传统，辛勤工作、刻苦钻研，团结奋进、取长补短，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抓住机遇、扎实进取，必将再铸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的辉煌！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
李临定：《我国三十年来的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刘丹青：《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第3期。
陆俭明：《十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管见》，《国外语言学》1989年第3期。
陆俭明：《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上的建树》，《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4期。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邵敬敏：《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王灿龙：《简评句子成分分析法》，《池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徐枢：《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刘坚、侯精一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张志公（主编）：《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第3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
语文学习编辑部编：《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汉语的词类问题》（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网信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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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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