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 傅敬民刘金龙：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特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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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外国语公众号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梁国杰

《外国语》2021 年第 2 期

第80-85页

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特色问题

傅敬民刘金龙

摘要：在谈论中国翻译研究与国外翻译研究的对比、融贯时，人们通常使用中西翻译理论、中西翻译思想、中西翻译实践等概念，即习惯于用“西方”来统称国外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尽管这种用法并不严谨，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这些概念毫无疑问已经约定俗成地融入我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中。令人奇怪的是，我国译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学）”这一概念似乎总是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阐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特色究竟指的是什么？

关键词：应用翻译研究；中国特色；实践品格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新变局。在此新时代、新变局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遭遇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问题。翻译研究也不例外。面对翻译研究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外国语》编辑部以“当下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与理论探索”为主题举办第四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中，人们谈论翻译，往往注重如何翻译。但今天，我们谈论翻译的话题，我们所关注的，已经不再限于翻译技巧、方法或者策略等如何翻译的问题，同时也涉及翻译如何可能，我们如何看待翻译、理解翻译、认识翻译以及如何解释翻译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翻译研究。

这样的翻译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大爆发。正如高宣扬（2005：70）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新起点，“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出版了一系列划时代的重要著作，一方面从根本上批判了在此之前的各种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崭新的理论典范和方法论。”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翻译研究风起云涌，许多学者致力于将翻译研究从其他学科的夹缝中挣脱出来，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显然，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翻译研究已经冲破了任何单一学科的制约，发展成为一门既独立又与多个学术领域相关的崭新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张美芳2005：12）。

翻译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不意味着翻译研究画地为牢，而是基于一个事实，即翻译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现象或者事件，无法由任何单一的学科来理解、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在翻译研究还未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漫长时期，以及在致力于发展为独立学科的近四十年进程中，翻译研究已经在不同学科的推动下呈现出多元化理论视角：语言学翻译研究、文艺学翻译研究、文化翻译研究、历史翻译研究、社会学翻译研究等，并在此多元化视角中表征为不同的理论形态：符号论、信息科学论、文化论、关系冲突论、功能论、目的论、操控论、系统论等。这些理论以研究翻译作为其共性，呈现出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研究对象、理论假设以及因时因地因人对研究对象所做出的理论回应。其中，研究对象是基础，关涉了理论假设和理论出路。就研究对象而言，毫无疑问，翻译所涉及的因素极其复杂，与翻译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构成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这无疑导致了翻译研究的泛化，一方面呈现为碎片化，另一方面表征为浅表化。弥补这些缺陷的进路在于以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替代碎片化、浅表化研究，而“任何一个整体的构成，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其独立性，由组成系统的各个元素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保障”（傅敬民2020）。这是我们提出“应用翻译研究”的出发点。

应用翻译及应用翻译研究，它们作为概念的存在，并不新颖，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译学界并未就其界定达成共识。普遍而言，概念由其内涵和外延建构而成。其建构过程即定义的确立过程。问题是，概念在其确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承载人为因素，毫无疑问会被赋予相应的价值与意义。所谓价值与意义赋予概念，其必经路径为话语表达。因此，概念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说，即为话语权的确立。毋庸置疑，在翻译研究的传统进程中，大量的概念基于/围绕文学翻译研究确立起来，致使文学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占据了话语主导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学翻译涉及翻译理论中几乎所有的课题”（刘宓庆2019：274）。的确，如果我们将翻译局限于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局限于文本意义、信息或者美德的再现，那么，翻译中的诸多问题都集中体现于文学翻译，比如，如何理解？如何表达？是否应该及如何保留原文形式？是否应该及如何传递原文的信息、意义、风格或者美？但是，如果我们从翻译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技术发展的角度予以考量，那么，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就不能只是声称历史转向、文化转向、社会转向、政治研究转向或者技术融合转向。况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涌现出许多依据传统概念以及话语无法表达的事实，比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所引发的一系列事实，翻译职业化引发的译员培训，全球化语境下的应用文体翻译质量评估，等等。这些事实，都属于应用翻译范畴，都超越了文学翻译研究的认识，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和话语来予以理解、解释及指导，在翻译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文学翻译话语表达对非文学翻译看法的同时发展出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领域，即应用翻译研究。

所谓应用翻译研究，不是一个与文学翻译研究相对立的概念，也并非画地为牢、自我封闭，而是与文学翻译研究相辅相成地构成翻译研究整体系统、同时又具有相对自洽性的领域或者子系统，二者之间有诸多相互涵盖的部分。但是，“整体性翻译研究不能简单地区分为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傅敬民2019）。因为，在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之间，不仅享有共性，同时存在着差异，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旨趣。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之间存在着断裂地带。这些断裂地带，往往由其他学科的翻译研究给予弥补。就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的差异而言，不仅仅体现于翻译文本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同时也在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实用性、应用性、应用型及自洽性。应用翻译研究的诸多方面并不为文学翻译重点关注，但却是应用翻译研究的热点，比如翻译项目管理、机器翻译、翻译职业化、翻译行业发展等。当然，应用翻译研究也惰于纠结文学翻译研究所关注的虚构性、审美价值、艺术性、创造性、想象性等话题。

具体而言，应用翻译研究范围至少能包括四个方面：

① 实用文体(法律翻译、商务翻译、医学翻译、学术翻译等)及翻译类型（如口译研究、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群译众包等）研究；

② 运用不同理论（包括文学翻译理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理论）对实用文体及翻译类型的应用性（applied）翻译研究；

③ 针对翻译教学、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翻译政策法规、翻译机构等与翻译密切相关的应用型领域的研究；

④ 关于应用翻译研究自身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包括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及价值论）的研究。

显而易见，包含这四个方面的应用翻译研究，其核心在于“应用”，即应用相关理论对实用文本、应用型问题以及应用翻译研究话语系统展开研究，其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旨在涵盖以下六个维度：完善学科体系、促进自身发展、彰显主体意识、展现理论自觉、服务国家战略、对接翻译行业。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系统中，“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望中国译学发展，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译学界曾有不少学者围绕是否要提“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学）”这一概念展开过颇具启示意义的争论。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讨论，可进一步参阅魏建刚、赵贵旺发表于《燕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的论文“为中国特色翻译学辩护”。桂乾元于1986年在《外国语》上发表的“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从国外翻译学谈起”，可以视为这一争论的开端，亦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前奏。其后，许渊冲、刘宓庆、潘文国、方梦之、张柏然、谢天振、谭载喜、王东风、张南峰、朱纯深等都卷入其中，各自发表见解。这些见解，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其争论本身对于推动我国的翻译研究发展都功不可没，“它帮助我们澄清了对学科、理论、学派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从学科建立伊始就具有的自我与他者、共性与特性之关系的意识”（许钧2019：10）。在学科建立的初始阶段，必然存在各种观点、思想的纠结，其中的张力是推动学科走向成熟所不可或缺的。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一个充满话语较量的场域，没有争论就没有进步与发展。但是，如果一门学科总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概念持续争论，显然也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对其中的一些概念、话语予以包容及妥协，达成基本的共识，促使学科走向成熟。习近平（2016：15）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所以，如果翻译研究要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我们相信翻译研究已经趋于成熟，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讲中国特色，而是讲什么、怎么讲。就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而言，本文认为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1)什么是“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2）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已经在理论与实践中践行了哪些中国特色？还有哪些需要努力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只就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对于“中国特色”在译学中的具体体现，学界见解不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体现在四个方面：鲜明的地缘人文、地缘社会和地缘政治特色，以文化战略为第一考量；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独特的发展渊源、沿革和模式；自成体系的中国语言文字（刘宓庆2005：73-127）。也有学者认为，“如今要是说中国特色翻译学，其表现应该就是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行业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学外译研究及翻译技巧研究”（韩子满2019）。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的概括。单独来看，这些学者所指出的，无疑都言之有理，但如果放在整体系统中考察，似乎都还不够全面。实际上，习近平（2016：15-25）指出：认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要把握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具体到“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本文认为，至少应该对以下五个方面有所认识与把握：

第一是符号特色。无论人们如何强调翻译的文化性、社会性、主体性，在我看来，翻译的根本问题还是应该落实在语言符号上。这里所谓的“符号特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所涉及的符号，即翻译实践符号，包括原文符号和目标符号，二是翻译研究的学术符号，即理论话语符号。如果我们将翻译狭义地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那么，翻译所涉及的符号主要就是语言。就翻译所涉及的语言而言，无论是用中国语言翻译其他语言还是用其他语言翻译中国语言，都绕不过中国语言特殊性这一实际问题，其中除了汉语具有的古汉语、现代汉语以及汉语方言等特色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民族的语言符号特色问题，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很多都是通过转化为汉语后再翻译为外语的。中国语言的多民族性以及社会文化历史性，无疑构成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重要论题。其中的问题，无论探讨外译汉还是将中国民族文化外译，都不能不予以充分的考虑。而翻译理论学术话语问题，则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话语表述上的符号特色。任何理论的发展、传播与接受，都离不开其载体，即语言符号。毋庸置疑，我国在长期的翻译研究历程中积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其中既有基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话语，又不得不认识到，我国近代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西方话语的侵蚀。西方诸多概念、话语符号在中国的语言符号本土化，其本身就是我国符号特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谈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符号特色或者语言特色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局限于汉语固有传统，也应该将外来符号本土化包含在内。毕竟，许多源自国外的语言符号已然经由本土化进入汉语话语体系。

第二是资源特色。传统上，人们谈论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资源特色，往往注重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却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西方外来理论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具有丰富的翻译理论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也固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翻译理论与实践资源，显然割裂了中国翻译研究传统，无法真正彰显中国翻译研究的资源特色。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借鉴、融通、吸收外来翻译理论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翻译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外部条件，而是不可缺少的内在诉求。事实上，中国翻译传统涵盖了古代传统、近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其中既包含翻译思想理论资源，也包括翻译实践资源。现代意义的中国翻译学术化研究，首先是在借鉴西方外来先进翻译思想的进程中崛起并且健康发展，几十年来我国对外来翻译理论思想的评介、翻译以及融会，已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重要资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谈论现代意义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资源，不能忽略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系列“政策话语”资源。这本身也是我国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但是，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我国翻译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理论话语研究却显然未能与时俱进，即翻译研究话语在挖掘其政治性理论话语资源方面表现得相对滞后。这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翻译研究在我国人文社会哲学中的话语力，使得翻译研究话语长期以来未能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

第三，主体特色。王东风（2020：6）在最近一篇题为“发展中的中国翻译学科：问题与对策”中谈道：“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翻译院系、翻译学者、翻译学习者、翻译学成果、翻译教材……这就是中国特色。”诚然，中国当下参与翻译研究的主体数量庞大，固然构成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特色，但这还不足以彰显中国翻译研究特色，中国翻译研究学者基于研究立场、研究旨趣和思想背景在翻译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思维视角、理论品格及实践自觉，即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主体性，这些才是构成中国翻译特色的关键因素，其中至少包括：1）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中国翻译实践的主体意识；2）对分析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与方法的主体意识；3）对中国翻译研究所应承担的责任的主体意识。研究既基于现实，也离不开历史。历史的确曾经客观存在。但是，历史却是通过他人带有主体性的书写呈现在同样具有主体性的我们面前，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置身于过去所存在的历史语境，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而且我们也是带着主观性去认识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是未来的历史。就此而言，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的主体特色。毋庸置疑，中国翻译研究的主体特色，不仅仅体现于主体性，也表征于主体本身。就其主体而言，我们也不能简单将其局限于“中国人”这一身份。我们知道，在佛经汉译、《圣经》汉译乃至西学东渐进程中，域外身份的主体都发挥了难以磨灭的作用，已然在中国翻译历史中占据了一部分主体地位，也构成相应的主体特色。

第四，问题特色。研究源于问题，问题的质量决定了研究的价值。坚持问题导向理应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鲜明特点。“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习近平2016：18）。中国翻译研究、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理应以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为前提。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都离不开现实这个前提，“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2016：19）。毋庸置疑，翻译研究的许多问题，具有时空延展性。任何研究都是从已知推向未知。许多所谓的翻译研究问题，也许并非真的新问题，可能在国内外先前的文献中都可以发现相关的表述。但是，问题往往是由认知意向决定的，而认知意向则基于时空及认知前视野。只要认知意向发生改变，问题的本质结构就会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呈现为新的问题。因此，“翻译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始终在人类自身发展与文化相互交流的进程中寻求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的拓展”（刘云虹、许钧2020）。从中国的实际翻译情况出发，中国的翻译研究自然也呈现出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回顾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汉代以来的佛经汉译，肇始于唐朝的《圣经》汉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时期”的社会科学翻译，近代以降的法律翻译、商务翻译、典籍翻译，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宣翻译、政治话语翻译、外交话语翻译、军事话语翻译，都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应用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即“与中国相关的、具有中国独特视角或特有资源的翻译研究”（王克非2019）。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更是在践行中国特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钧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整体把握”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翻译研究，选取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翻译学科建设、翻译学理论建设、中国传统理论的阐发与研究、外国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反思、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中国口译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技术手段与翻译研究、中国翻译职业发展、翻译学术出版。如中华文化外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资料的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如果翻译研究学者换一个审视角度，往往会使得传统翻译实践和理论问题出现历史解释力所不及的现象而呈现为新问题，比如中医文献外译问题、中国翻译教育问题、中国国家翻译实践问题等。

第五，价值特色。所谓价值，就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韦伯（2010：177）曾经指出：“学术工作与其预设价值之间的关系，随学科结构的差异，而有极为不同的形态。”中国翻译研究或者应用翻译研究之所以存在，与其预设价值密切相关，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形态，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品格。甚至可以说，“翻译研究的基础首先就在于建立翻译价值观，进而为翻译定位”（刘云虹、许钧2020）。一般来说，翻译价值可分为翻译实践价值和翻译学术研究价值。对于翻译的实践价值，许钧（2003：380-395）曾归纳出五个方面：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历史价值。随着人们对于翻译的认识不断发展，基于翻译本身价值随社会发展而增加，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充经济价值、传播价值等。应该认识到，翻译实践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适性，但不可否认也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翻译实践价值特色，如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中华外译项目、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语言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以及丰富我国语言资源的语言价值等。翻译学术研究价值“并不在于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本身，而是说通过翻译，或以翻译为手段，人们进行学术研究，从而体现它的自身价值”（方梦之2019：19）。翻译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具有普适性价值。但对于中国特色翻译研究或者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其“中国价值”，即研究必须服务于中国翻译发展、服务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服务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习近平2016：17，22）。

必须承认，谈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并非要创造一种局限于本体论的、纯理论知识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而是基于中国传统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借鉴近代以降引入的学术话语，认识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探索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翻译学术话语，进而为全球范围内翻译研究的整体性以及其他学科做出应有的贡献。由此而言，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是关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研究的传统观照与发展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