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 | 学科交叉：新文科背景下的新外语构建和学科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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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梁国杰
学科交叉：新文科背景下的新外语构建和学科体系探索
蔡基刚
蔡基刚，男，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人文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新外语是新文科的一个分支。新外语不是在原来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公共英语中加进新课程或采用新方法，而是追求新理念、新结构和新体系。新理念是从学科发展导向转移到社会需求导向；新结构是要追求学科的交叉和跨界；新体系是重组翻译专业、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后，发展出的新公共英语、科技英语和科技翻译。我们认为专门用途语言是新外语最适合的外语学科体系，也是外语跨学科的基石。新外语的产生首先要改变外语人的传统理念和改革目前高校的学科专业评估体系。
新文科；新外语；公共英语；英语专业；翻译专业；跨学科；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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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诞生了《新文科建设宣言》，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对新文科的定义是8字方针：主动求变，创新发展。外语教育如英语专业、翻译专业或公共英语是否属于文科的范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推进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是否要提出和建设新外语？新外语的内涵是什么？是原来学科和专业添上新课程，用上新方法，还是跨出去和其他学科交叉形成新专业新学科？最近一年陆续颁布的《英语专业教学指南》《翻译专业教学指南》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交出了答卷。本文则从探索新外语构建和体系角度进行分析。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解释高等教育开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迫切性时说，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兴起和发展，颠覆了现有许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突破和涌现，促进了物理、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科的跨界新兴科学领域的出现。这种颠覆、重构、改变势必对高等教育产生质的影响[1]。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大学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2]。2021年1月，教育部将“交叉学科”正式新增为第14个学科门类。
综合国家的要求，我们理解：高等教育虽然有其自身不同学科发展的追求，要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但学科是以知识发展为导向的，而高等教育的本质是服务国家、社会和市场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并根据这种需求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学科专业的定位。因此，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创新人才，高校必须“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3]，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4]向学科交叉方向发展。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尝试跨界交叉融合就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的关键。“新”既包括对原来学科和专业提出新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指新学科和新专业的产生。前者指传统专业的理念、内容、标准、方法更新改造,后者指一个全新的交叉跨学科领域的诞生。如工科与理科的交叉，“化学与生命科学”“建筑与环境”等；如医科与工科的结合，“医学与人工智能”“生物与大数据”；文科与工科的跨界，“工程心理学”“工程管理学”“工程哲学伦理”等；文科中的语言学跨界，“语言与计算机科学”“语言与人工智能”；等等。尤其随着计算机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各种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交叉如雨后春笋。如斯坦福大学本科“新工科”专业出现了大量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历史+英语+音乐+哲学”的交叉学科的新专业，甚至创造了“人文与科学联合学位”(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s)。
显然，新文科要做到新，首先要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突破传统文科封闭式的自身发展的模式，主动求变。新文科除了人文学科内部跨界发展外，要尝试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跨界，进行文理交叉。学科发展和需求导向往往有矛盾。相对工科、医科和农科，文科对国家和社会的直接需求的满足不如前者，因此文科往往强调学科，突出学科发展来显示自身价值和贡献，而这更说明新文科出现的艰难性。
外语、外语专业和外语学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探索新外语的内涵，我们有必要理清三者关系。外语(languages)即语言技能，是一门课程，无论对非外语专业还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外语只是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的工具。如前者是用外语学习理工农医等专业知识，后者是用外语学习外国文学知识。学科(disciplines)是知识分类的结果。学科的前身是知识体系，它能成为学科是因为它有和其他学科不同的或独特的知识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共同体。学科能从众多知识体系中脱颖而出，还因为它能面对需求，解决现实问题，这两点构成了学科的学理条件。但中国情况不同，一门“学科”即使具有充足的学理条件，如果不具备法理条件，即没有收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也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专业(majors)和学科有关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专业是高等学校的学业门类，而非学科门类，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实体形式。Gutbrie[5]认为，专业是高等学校为学生提供在某一知识领域中深入地学习与研究的经历，并授予相应的学位的课程形式或实体形式。专业的主要特点是满足学生未来的工作与前途需求，满足社会与市场的需求。因此，除了通识教育(如人文素养、科学素养、道德素养等)，专业必须为本科生提供专门知识和专门能力，即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专门知识，这就是专业教育。
一方面，专业可以由单一学科支撑，如语言学或英美文学，也可以由两个乃至更多学科支撑，如计算机语言学或心理语言学。这是因为，解决现代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必须运用不同的学科知识体系。因此，现代高校的专业往往“由某个或多个相关知识领域中的课程组成”[6]。专业的学科交叉是常态，单一学科支撑的专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专业与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更密切相关，专业可以以学科为导向，但更多的是以问题为导向，或以职业为导向。
可见，学科可以有学理条件而不一定有法理条件。学科和学校颁发的学位和毕业证书没有关系，和个人工作甚至社会需求更无直接关系。专业可以有法理条件而不一定要有很充分的学理条件(指学科体系方面)，但专业作为高校的课程组织形式(program)必须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要。
用学科和专业的标准来衡量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公共英语，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公共英语作为一门工具是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语言支撑或服务的。专业知识的建构和交流是因学科而异的，因此，公共英语具有很强的专业属性[7]。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大学英语是以英语水平等级达标为驱动的通用英语教学或追求跨文化交际的通识英语教学，“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程”(《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这种游离于专业培养目标之外的教学定位，不与学生专业学习的英语能力需求结合，使公共英语成为一种鸡肋性的通识教育课程。由于得不到学校办学定位的认可，公共英语出现大幅度的学分削减，之所以还存在是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苦苦支撑。
从学科角度,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理条件并不充分[8]。新近颁布的《英语专业教学指南》和《翻译专业教学指南》都自称本专业是“跨学科的”。那么自己是什么学科呢？又去跨什么学科呢？外国语言文学下面5个方向——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它们应该是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下所谓的13个二级学科或专业，绝大多数不是学科，也不是专业，而是课程，因为以语言基础和通识教育为核心的专业并无学科可言[9]56。当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是语言技能教学（分别占30%和40%的学分），当学科知识是导读性的英美文学和英美小说选读，或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分别仅为25%和15%学分），而其余45%的学分即为公共基础课程和教学实践，这样的专业不仅没有跨学科，而且连自身的学科体系都没有[10]。事实上，我国绝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及翻译专业和学语言的、学技能的“对外汉语专业”几无差异，而与学学科知识的“中文专业”完全不是同一体系。
从需求角度，无论是公共英语还是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都不合格。课程和专业最大特点是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而不是研究需求。尽管三个“指南”都提出了“能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但都是空的：没有具体课程和专业落实。当大学英语是一种满足通用英语水平等级达标或对应的考试的需求时，能满足有各自专业的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需求吗？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方向都是文学、语言、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些是社会对英语的迫切需求吗？
当大多数主要课程是训练去语境的通用语言技能和翻译技能时，毕业的学生不仅不能满足政治、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对外语人才的社会需求，而且连自身语言文学研究的需求也无法有效满足。根据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一个学生英语语法和词汇再丰富，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再熟练，都说明他们只有较好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储备，而要能够使用这些语言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结合专门语境进行训练，如外交领域的国际关系、新闻领域的传媒知识和医学领域的话语方式等。一个听力再好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也不可能完全听懂飞行员和塔台管理员之间的对话，一个口笔译能力再强的翻译专业毕业生也不可能翻译如航海、工程、医学、法律、金融等文本。因此，三个“指南”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是脱节的。
从就业角度，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毕业生与非英语专业毕业生相比并没有任何的语言优势。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小学英语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英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对高校经济和新兴科技专业的青睐（尤其是高校招生对基础学科的倾向，即“强基”计划），许多理工医毕业生或管理经商的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已不比英语专业学生差了，甚至有平均水平超过后者的趋势。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相关领域英语能力，这些毕业生自然受到市场的追求。而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毕业生既无法到专业知识较强的涉外企业工作，也很少能够从事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市场需求很小），只能到和英语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业就业。如果一个专业的大多数毕业生无法从事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而改行，不能不说明这个专业设计存在问题。
因此，现在的13个专业设置不是社会需要而是传统理念的结果。如果其他非通用语种专业还有点市场需求，英语专业则早已沦落为就业红牌的境地。违背了专业设置的根本条件——社会需求，等待它们的就只能是取消。
显然，无论是英语专业、翻译专业，还是公共英语，都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社会和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建议，要对传统外语的教学目标和培养规格重新定位，朝新外语方向发展。
新外语（emerg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不是在原来课程或专业中加一些新课程或采用新教学方法，而是必须有新的理念、结构和体系。新的理念就公共外语而言，就是要从单纯学习语言技能打基础的教学定位转移到为学生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语言服务的教学目标上来。就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而言，除外语院校和师范院校继续培养英美文学、语言学和翻译教学与研究人才外，综合院校和特色院校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必须立即转移到满足国家和社会更广泛的科技、经济需求上。
在结构和体系方面，新外语有三个内涵。第一，新外语必须是真正学科交叉的，尤其是和国家急需的硬学科如理工农医学科等交叉，而不是人文学科内部的跨文化或人文知识的交叉，或在认知、心理、历史等学科知识交叉。外语（这里是指专门用途外语，因为外语本身不是学科，而专门用途外语是学科）与自然工程等硬学科（主要是学科的语言）交叉，对外语教师非常艰难。只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社会需求作为公共外语和外语专业设置与优化调整的第一准则，主动适应我国出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传统的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第二，新外语必须从语言研究（studies）向语言服务（services）转移，从“无用”到“无用”和“有用”结合。传统的专业和方向设置（见外语目录的学科和专业设置）都是研究性的，如language studies（语言研究）、literature studies（文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和culture studies（文化研究）。除外语院校保留这些研究外，大部分高校都要转到language services（语言服务）、translation services（翻译服务）、culture services（文化服务）这些新外语上来。
第三，新外语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只有确立新的学科体系，外语专业才可能有真正的学科交叉跨界，有真正的定位范式转移。这种学科的寻找和确定的意义重大：就公共英语来说，可以摆脱长期以来只是一门工具而没有学科地位的尴尬；就英语专业而言，可以在英美文学、语言学、教育学这些传统学科外找到能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交叉的学科，培养交叉学科点[10]。这也回答了外语界一直在拷问的问题：“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外语学科可以为交叉学科提供什么？交叉学科又能为外语学科本体建设提供什么？”[11]
新外语的自身学科是什么？新外语能为跨学科提供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是专门用途语言或专门用途外语。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和通用外语（EGP，English general purposes）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一门学科，后者只是一门工具。医学（或工程）+专门用途语言或专门用途语言+医学（或工程），才是两个学科的融合，才是真正的学科交叉。专门用途外语和专业英语（SE，Subject English）或全英语教学（EMI，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也不同，ESP还属于语言学范畴，它是研究某一学科（如医学或工程）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即医学或工程学科的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构建和传播的。SE和EMI是用外语去教另一学科如工科或医科的内容，是把英语当工具开设的全英语课程，这已经超越了语言教师的知识结构。
专门用途语言学是语言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它们有异有同。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而专门用途语言学是研究特定领域的语言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发展。专门用途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是：1）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如：Halliday等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最早提出了支撑ESP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即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是随学科不同和使用场合不同发生变化的，如律师、护士、工程师所用的英语都有自己的特色[12]；Giddens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提出社会分层结构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即不同的社会活动都有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各个学科各个专业也都有独特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传统［13］。2）哲学认识论。即各学科知识的来源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是不同的［14］。即使同为自然学科，化学和数学（更不用说文学和历史）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使用的修辞手段、话语方式和句法结构都有很大的不同。
专门用途外语是以高校各专业和社会各行业的各种语类（genre theory或称体裁），如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实验报告、法律合同、投资报告、案例分析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不同学科中的语类及其内容知识的建构和传播规律，考察语类的场景属性、语言差异和话语实践等。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就是让学生掌握他们各自专业和行业中常用语类的语篇结构和句法表达，使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或行业共同体内能进行有效交际［15］。
专门用途语言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常用的方法包括文本分析法、调查法、观察法、批判民族志和语料库法、定量定性分析法等。其中语料库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如对专业或行业中实际使用的、有代表性的真实语言（如医学期刊论文）的收集，形成几十篇，乃至上百篇、上千篇的论文的语料库，然后通过计算机对语料库所有文章进行赋码标注处理就可以揭示论文的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元话语等等，尤其是用什么样的句法结构来实现这些语篇功能和修辞功能的。
专门用途语言和语言学最大的区别是应用性和研究性。外国语言文学和翻译学是基于外语学科的，专门用途外语是建立在需求上，是要满足国家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创新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没有专门用途外语，没有学生用其专业和行业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去熟练汲取和交流本专业的前沿信息和科研成果的能力，任何国际化创新人才都只是空话。因此，专门用途外语成为新外语学科体系的学理依据是非常充分的。实际上专门用途外语作为一门学科，其法理地位早在20世纪就得到教育部认可[16]，而它却在21世纪教育部学科和专业目录中消失了。恢复其法理地位，障碍不在教育部，而是我们外语界还有误解和利益考量。
就新公共外语而言，必须立即引入专门用途语言。即除少数外语基础确实很差的新生，需要进行一定的补救通用英语课程（可采用零学分方法），绝大多数新生应一开始就从事与他们专业相关的英语教学。就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而言，应废除原来专业名称，改为具体专业。除设置少数英美文学专业、英语语言学专业、文学翻译专业和政治文献翻译专业外，主要设置科技英语专业和和科技翻译专业，如工程英语专业、医学英语专业和人工智能英语专业等。工程英语专业在专门用途英语学科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体裁分析和元话语导论，在交叉学科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工程话语分析、工程国际会议交流、工程国际期刊论文写作和工程实验报告写作等。
无论是新公共外语还是科技英语专业和科技翻译专业，其自身学科就是专门用途语言学。它们的共性是：不是用英语去学习另一学科如医学或工程等知识，而是去研究医学等学科知识是如何用英语进行建构和传播的，如帮助学生掌握医学或工程学的期刊论文和实验报告的语篇结构、修辞手段、话语特征和句法结构，这是语言教师可以做到的，更重要的是确立自己的学科或交叉合作的资本。
它们的差异是公共外语的学生有自己的专业如医学、工程以及法律和金融，因此新公共英语学科是培养能了解和掌握自己专业和行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的科技人员。新英语专业和新翻译专业培养的是熟悉特定专业和行业语言交流规律的语言服务工作者。显然比起医学或工程专业的学生，尽管他们相关学科知识一般,但特定领域的语言能力较强，毕业后既可以是科技英语系、科技翻译系和新公共英语这三个教学部门的英语教师的来源，也可以到政府和企业部门进行语言服务如机器翻译开发和译后处理等[9]56。
由于培养的规格不同，在教学定位和课程设置上，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区别［17］。如新公共英语由于是一门大约8学分的课程，因此教学重点就是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的最常用的语类（如期刊论文、实验报告等），提高他们对该语类的英语表达和交流能力。而新科技英语或新科技翻译是一门专业，有150学分，除了让学生掌握比较扎实的听说读写语言技能外，主要学习和掌握这个领域的所有各种常见语类（如医学期刊论文、医学实验报告、医药产品说明等等）的语言规律和表达，而且他们还必须学习这个学科专业的一般知识。这个专业知识可以让合作专业院系提供相关知识课程的全英语教学。当然，这种全英语课程和专业院系的真正全英语课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专业深度依据实际情况，如人文学科可以专一点，自然学科可以基本些。语言服务的专业知识课程主要不是让学生去学习和研究该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而是去帮助学生了解这个学科或专业的基本知识和主要术语，以便更好地研究其知识是如何用语言构建和传播的。因此，科技英语或科技翻译应根据学校定位，细化为具体的医学英语专业、工程英语专业、机器翻译专业等。
目前的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公共英语都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背景下，提出新外语学科是必然的。新外语不是囿于单一的学科或专业门类，而是要追求新理念、新结构和新体系。新理念就是要从追求学科发展导向到市场和社会需求导向。新结构就是要追求学科大交叉的跨界，而首先必须确立专门用途语言作为自己学科的依托。专门用途外语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社会需求。新体系就是在原来公共英语中形成专门用途外语新课程体系，在原来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中形成科技英语和科技翻译专业。按照这几个特点，新外语急需产生大量跨学科性、应用性、以专门用途英语为学科依托的新专业，如医学英语专业、工程英语专业、大数据英语专业、人工智能英语专业等。
为推进新外语的诞生和发展，我们提出以下两条建议。第一，外语人的理念更新。外语界这几年一直坚持自身学科发展，轻视社会需求，强调外语要“回归人文学科属性”和“人文教育价值取向”，认为守正才能出新。我们认为守“正”是不可能有创新的，“正”只有随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才谓“正”。外语属于人文学科，但除了为人文学科服务，也必须为科技学科服务，而且外语专业首先是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追求学科发展。多年来英语界一直抱怨“小才拥挤，大才难觅”，呼吁要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但什么是高层次英语人才？国家需要的紧俏人才是在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五个领域中受过学科训练的人吗？不是。国家和社会最紧缺的是能满足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发展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因此，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必须是跨学科的，而且是跨国家最需要的科技学科如“强基”学科，新外语就必须探索文理交叉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学科和专业评估体系的改革。如果每年一次的高校学科和专业评估还是按照教育部目录上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二级学科，按照上面所说的五个方向，不承认文理交叉的医学英语专业、工程英语专业或航空英语专业，不接受这些学科交叉的硕士点博士点，排斥外语教师在这些交叉学科上发表的科研成果，那么新外语的产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新外语的发展首先要改变学科评估的内容，要把用于开拓学科交叉的专业和课程放在评估优秀的第一条，把守正传统单一学科的放在最后。不尝试学科交叉的英语专业则没有资格进一流专业。其次，要改变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估组成员的构成。新外语学科评估组应该有理工农医等其他学科的专家，而不是清一色的外语专家。
原文刊发于《东北师大学报》2021年第3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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