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富珍：回望40年来我国语言学理论译介与发展

应用语言学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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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40年来我国语言学理论译介与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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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值此岁末年初之际，以当代语言学几个主要分支和流派为例，回望国外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译介与发展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或许也可以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提供语言学方面的注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语言学界思想逐渐解放，对外交流逐步增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叶蜚声在为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撰写的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对于国外，中国语言学敞开了交流的渠道。图书资料的传播，专家学者的互访，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新兴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在催生这一繁荣局面的诸多因素中，外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也包括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工作的汉语界学者）对国外理论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与汉语学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国外理论的吸纳和创造性运用，是两股并行的重要力量。围绕着这些理论的译介与应用，外语界与汉语界从各自为政到相互合作甚至深度融合，取得了很多令人惊喜的成果。如果以数量计，仅以收录在CNKI文献库中的文章为例，以“语言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1978年之前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多数都是个位数，最多也不过几十篇，而1978年之后则数量每年过百篇，新千年之后则每年都超千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学在过去40年繁荣发展的状况。而在这一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译介和吸纳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以下从生成语法理论、功能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的译介和本地化发展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中国语言学在中外理论融通方面所做的努力，以管窥中国语言学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辉煌历程。

生成语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乔姆斯基（N. Chomsky）的代表作Syntactic Structures不仅标志着生成语法理论的诞生，同时也引领了一场影响包括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科学领域的“乔姆斯基革命”。根据文献记载，在中国大陆，1963年时就已有介绍生成语法的文章；根据胡壮麟回忆，朱德熙在1966 年发表过一篇关于转换生成语法的论文，而冯志伟1974年在《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上就介绍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数学原理，并于1979年在《计算机科学》创刊号上又详细分析了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理论。而在香港，王士元、陆孝栋编译了乔姆斯基的Syntactic Structures，并于1966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变换律语法理论”。由于种种原因，那篇国内最早介绍生成语法的文章以及王士元、陆孝栋这本译著在大陆基本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1979年，才由南开大学的邢公畹、庞秉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黄长著和林书武共同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句法结构》。译者在序言中这样记述了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和背景：“国内多年来未翻译出版国外语言研究方面的论著了，每每谈及此事，大家总不免有耳目闭塞之感觉。作为既是译者又是读者的我们，希望今后能更多地翻译出版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理由很简单，语言研究也需要借鉴。”这段话不仅清楚记录了翻译此书时学术界总体的背景情况，同时也发出号召，就是希望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大胆借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起到了很好的引领方向和潮流的作用。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直重视生成语法重要文献的出版工作，如1986年出版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黄长著，林书武、沈家煊译）、1993年出版的《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周流溪、林书武、沈家煊等译，赵世开校）等。国内生成语法早期主要译介者还有方立、徐烈炯、宁春岩、徐盛桓、吴道平、侯方等。

生成语法理论的关注度在国内学界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除了直接的翻译，更多的是国内学者的评介文章以及之后结合中国语言实际所进行的独立研究。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的文章是《谈转换—生成语法》，由方立、胡壮麟和徐克容合著，发表于1978年。之后，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即今之《当代语言学》）等为主的国内语言学期刊上，评介生成语法理论和以生成语法理论为框架对汉语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研究队伍也由原来的小众冷清发展到今天的不断壮大，形式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的组建和活动逐渐常规化、专业化，生成语法相关的研讨活动和推广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成果显著。从最初的译介为主到今天与汉语研究实际的深度结合，生成语法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国内最早引介功能语言学的文献是1977年由方立、胡壮麟和徐克容合写的《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

1978年，国家选拔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其中包括胡壮麟、龙日金、杨潮光等，受赵世开等人委托和启发，他们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跟随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 A. K.Halliday）学习，学成归国后，将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论思想带回并进行传播，对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此后，外语学界的学者们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国外语言学》《现代外语》等为主要阵地，从不同的专题入手对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了研究、评述和引介，如徐盛桓关于主位、述位的研究，黄国文对有关信息结构理论的引介，林纪诚对语篇结构理论的介绍，以及张德禄关于语域理论的介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胡壮麟、朱永生和张德禄合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功能语言学。同一时期出版的功能语言学专著还有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等。此外，胡壮麟主编的《语言的系统与功能》、朱永生主编的《语言·语篇·语境》、任绍曾主编的《语言·系统·结构》三本论文集，也是这一时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汇总性成果。以上述为代表的文献，为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领袖人物韩礼德与中国语言学界的渊源关系。据胡壮麟介绍，“韩礼德的学术思想首先来自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我们不时看到王力、罗常培、高名凯、陈望道、朱自清的身影”。这可能也是功能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界发展势头强劲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语言学与国外语言学的相互启发和融通。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认知语言学拥有一支规模比较大的研究队伍，占据着较大的学术舞台。认知语言学的早期译介是从海外学者对汉语事实的研究开始的，根据束定芳的研究，最早译介认知语言学的文献，是黄河翻译的戴浩一（James H. Y. Tai）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由《国外语言学》于1988年刊登。之后的几年里，《国外语言学》又连续刊载了两篇关于戴浩一的译介文章，拉开了中国内地学者接触和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序幕。这两篇译介文章是：由叶蜚声翻译的《以认知为基础的功能语法刍议（上）》和《以认知为基础的功能语法刍议（下）》。其后，《当代语言学》《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和《现代外语》作为主要阵地，刊发了大量译介和原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其中多数研究是针对汉语现象进行的，因而更容易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沈家煊的《“有界”与“无界”》和《转指和转喻》、袁毓林的《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束定芳的《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林书武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文旭的《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等。以上这些译介和研究工作为2001年首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之后十几年里，认知语言学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外语界学者与汉语界学者的互动甚至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现代语义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语义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比较晚，一般认为，语义学的建立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勒阿尔（Micchel Bréal）1897年出版的《语义学探究》（Essai de Sémantiques）一书为标志。语义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此相似，其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甚至更晚。这一点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中国学者一直都非常重视语义的研究，例如传统训诂学对词汇语义的研究、文字学研究中关于意义的研究等，即使是在引进和借鉴形式句法理论时，国内多数学者都坚持把对语义的研究放在非常重要甚至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另一方面，关于语义的研究又总是与关于其他层面（如句法、词汇、文字等）的研究融合在一起进行。将语义学开设为一门独立课程，主要发生在外语学界，且课程设置沿用的是国外的方式。在中文系的课程中专门开设语义学的院系并不多，而且相对更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语义学著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如利奇的《语义学》），国内专注于某一流派体系而撰写的语义学著作开始出现并产生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蒋严和潘海华的《形式语义学引论》、方立的《逻辑语义学》等。上述三部形式语义学著作，都是以蒙太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自然语言语义学为基本理论框架。虽然这些著作有时因偏重引进和介绍而缺乏创造性的语言事实分析，但作为一种单纯理论体系指导下的语义学教材或介绍著作，其开先河之功不可忽视。

语用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最早引介语用学理论的是胡壮麟1980年发表在《国外语言学》上的《语用学》一文。时至今日，语用学在中国的引介和研究已近40年，这是伴随中国当代语言学走向开放和繁荣的40年。文旭曾对新世纪前20年的语用学研究历史和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客观而清晰地介绍和评述了将语用学介绍到中国的一些早期代表性论著。其中点评到的除胡壮麟《语用学》外，还有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何自然的《近年来国外语用学研究概述》、何兆熊的《90年代看语用》等论文。著作类则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和《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等。以上述这些文献为代表的研究对于语用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以形式语用学为例，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引介国外形式语用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例如潘海华关于篇章表述理论的介绍、邹崇理关于话语表达理论的评述文章等，都是形式语用学理论引介的早期专题综述文献。进入21世纪后，北京语言大学方立教授曾专门为博士生开设形式语用学的课程，为形式语用理论的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1世纪以来，形式语用学的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吕公礼的《形式语用学浅论》、徐盛桓的《常规关系与语句解读研究——语用推理形式化的初步探索》、蒋严的《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兼谈显谓与汉语配价研究的关系》、刘根辉的《形式语用学研究综论——简论汉语形式语用学研究发展的思路》等。这些论著代表着进入新千年后语言学界对形式语用理论新的思考成果。

2008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韧弦的《形式语用学导论》和201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近形式语用学》，则是两部较为系统地研究和引介形式语用学理论的专著。前者主要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学科缘起、研究特点和研究工具，并详细探讨了对语用现象和语用问题进行形式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后者则涉及更为广泛的形式语用理论运用问题，可谓关于形式语用理论运用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关于形式语用学的研究工作已经初具规模。

40年来，中国语言学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应用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就总体而言，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吸纳方面，还存在引介居多和局部修正居多、批判和创造性发展不足的问题；有的研究中理论与事实“两张皮”，甚至还有用事实迁就理论的现象。特别是以“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对其成功的创新性发掘和发展还严重不足，空白地带极大。近些年来，有不少语言学家致力于寻找“符合汉语语言实际的语言学理论”，而如何在借鉴、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则始终是一个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但我们应该看到，过去40年中国语言学走的是一条开放之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才有了今天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国外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宽广的人类语言学视野重新审视包括母语汉语在内的所有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保持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介和国内理论自身发展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趋势，就是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封闭式地、简单地划分“X语语言学”或“Y语语言学”的做法多有弊端，故近年来关于连通汉语语言学与外语语言学，将语言学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学科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积极协同配合。在高等教育内部机构改革与设置的实践中，人们也在进行着打通中文与外语，从一级学科角度系统建构语言学学科的尝试。例如北京语言大学2018年新成立的语言学系就旨在从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全方位打通汉语和外语两个源头的语言学研究，深度实践来自中外两个不同源头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融通。这方面未来还有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