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芳常小玲 |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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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外语学术科研网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秋芳、常小玲

提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为背景，总结和梳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实现“救国济民”“立国安民”“富国兴民”“强国裕民”等目标而开展的外语教育，包括主要历史事件、重点举措、成果与经验等，阐述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语教育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所作的贡献，并提出对我国外语教育未来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民族复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奋斗百年。回顾百年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开展不同类型的外语教育，培养革命迫切需要的外语人才，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为背景，聚焦讨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语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审时度势、奋勇向前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征程

外语教育始终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追求生存发展同行，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同向，与中国实现长远战略同频共振。因此，不同时期外语教育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参照曲青山（2021），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不同：第一时期（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为的是“救国济民”；第二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为的是“立国安民”；第三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为的是“富国兴民”；第四时期（2012年11月至今）为的是“强国裕民”。下文依次阐述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开展的外语教育。

1.1 第一时期（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救国济民”

第一时期根据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可大致分为共产党成立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

1.1.1 输送青年留学，培养革命种子

共产党成立初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赴俄留学革命青年的俄语水平，为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带领全国人民投身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和上海大学，为“救国济民”培育革命骨干和领袖。

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在上海创办。多数学生是经革命人士介绍入学的。学生最多时达60人左右。外国语学社采用“两个结合”育人方针，即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了半工半读的新型学习路径。后有30余名学生被选中分批赴俄学习，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尽管学社历史不足一年，但赴俄学生回国后都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党的领袖和革命骨干分子（何立波 2020）。

上海大学于1922年在原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改组而成，设立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徐世强 2010）。该校学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许多知名共产党员曾在此任教。学校提供的外语课程有俄文、英文、德文和日文。俄文教师大都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例如教授初级班的任弼时和教授高级班的蒋光慈；英文教师有茅盾、周越然、王登云、朱湘、张君谋等知名专家或留学归国学者；此外还有英、美、德、苏、日等国教师来校讲学或教授外文（付克 1986）。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学校被强行关闭。虽建校仅五年，上海大学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也为中国外语教育作出了特殊贡献。

1.1.2 掌握斗争武器，对抗日本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抗日将士和革命青年的日语水平，为取得抗战全面胜利提供各种日语人才，同时在延安解放区培养俄语人才。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日语也是抗战的重要武器。为提高全军日语水平，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1）通过短期速成班，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学会使用简单的日语，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例如用日语喊话、写传单、劝降缴械等；（2）成立一年或半年的日文训练班，培养从事对敌侦察和破译电码等高端工作的专门人才；（3）成立“敌军工作训练队”，培养对日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的革命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为与苏联派往延安协助抗日的人员进行沟通，以及了解新生苏维埃的发展和学习马列著作及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共产党急需俄语口笔译人才。当时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采用了两种学习方式。一是开办俄文讲习班。讲习班属于在职学习，虽然学员流动性强、学习缺乏系统性，但仍收到一定成效。二是开设俄文专业。当时延安主要有两所专门学习外语的学校。一所是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大学，共招收学员80余名，分高级班和普通班。除了教师自编教材外，学员还能读到《真理报》《消息报》等俄文外刊。经过学习，高级班学员能将外刊上的文章译成中文，普通班学员为深入学习俄语打下良好基础（付克 1986）。另一所是延安外国语学校，其前身是1941年3月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几经更名，1944年6月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并增设英文系，其培养目标很明确，即为抗战培养政治、军事和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1.3 服务解放战争，储备外事干部

解放战争阶段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多种外语人才，为带领人民获得解放发挥作用，为新中国成立作好干部储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为给我国提供支持与帮助，派遣红军驻扎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他们与当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联系非常密切，我党急需干部能用俄语与他们沟通。于是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不少大学和高中上俄语课，东北地区大学俄语课每周不少于四小时，电台开展俄语广播教学（付克 1986）。

1945年9月起，延安外国语学校兵分两路：一路到华北地区，在张家口成立了外语干部训练班，经过多次重组更名，最终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另一路到东北地区，在哈尔滨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附设外国语学校，几经更名成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成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一部分。这两所学校培养的人才大都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外事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2 第二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立国安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主权独立，为人民保卫胜利果实（杜起文 2019），开展国民经济建设，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受到四个主要因素影响：（1）中苏关系跌宕起伏；（2）抗美援朝；（3）新中国外交发展；（4）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1.2.1 中苏关系跌宕，捍卫国家主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尽快改善人民生活，毛主席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向苏联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积极发展经济。1953年，在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援建我国156个工业项目，我国迫切需要一大批俄语人才。除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四所俄文专科学校外，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等19所大学相继增设了俄文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开办了各类型俄文学校和训练班（付克 1986）。同期，军队也为俄语教育作出积极贡献。1950年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在重庆组建俄文训练团，经多次变迁，发展为今天的四川外国语大学。1950年新疆军区成立俄文大队，后发展为今天的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周大军、李洪乾 2019）。这些措施都大大缓解了俄语人才短缺的困难。

为提高俄语教学质量，教育部相继于1951年和1953年召开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并颁发相关文件；1955年6月召开俄语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座谈会，1956年4月召开教学大纲审定会议，一次通过俄语专业15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同年颁发《高级中学俄语教学大纲（草案）》，并于1956年前后出版了相应的俄语教材。1949年至1956年是俄语教育发展“繁荣期”，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教学走上正轨，教师队伍得到很大发展。但后来出现俄语人才过剩问题，教育部于1957年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外语专业结构，压缩俄语教育规模，扩大英语和其他外语语种教育（付克 1986）。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妄图推行称霸世界的战略，在一系列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后，便采取多种措施对我国施压，但我国未向苏联屈服让步（唐家璇 1999）。1960年7 月，苏联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300多份专家合同，废除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在一个月内撤走所有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后又在我国新疆边境上挑起纠纷。中苏关系从1956年开始的“蜜月期”跌到“仇视期”。与之相应，俄语教育也进入“低潮”，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俄语人才过剩问题。

1.2.2 输送专业人才，支持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7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抗美，保家卫国。语言专业人才对抗美援朝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收集情报、侦察敌情、审讯俘虏等。

为满足战地需求，军委各相关机构积极行动，为前线输送外语军事干部。1951年夏，军委情报部以“部队侦察干部学校”名义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并指示各大军区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外语训练。1953年5月，又调集华东、华北、东北、西南四个军区的外语学校、训练队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前往张家口，正式组成军委情报部干部学校，对外称“军委外国语文学校”，学制三年，开设英语、日语和法语三个专业，培养对象为连、排级外语军事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2.3 拓展新中国外交，树立新国际形象

除苏联之外，1949年至1950年新中国与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相继建交。至1969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建交后，国与国之间会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需大量语言人才。自1952年起，北京大学东语系集中教授朝鲜语、日语、蒙古语、越南语、缅甸语、暹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10个语种（付克 1986）；1954年北京大学增设波兰语和捷克语。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基础上，于1956年增设罗马尼亚语，1958年增设阿拉伯语，1960年增设葡萄牙语，1961年建立亚非语系，招收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和老挝语学生，1962年日语从外交学院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于1952年至1954年先后开设朝鲜语、越南语和意大利语专业。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于1959年建立外语系，设立波斯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专业（丁超 2016）。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于1960年成立，开设英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专业。

1962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批准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提出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5种左右，争取在10年至20年内增至74种。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教育部会同中央其他部门于1964年10月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内容涵盖四条教育方针、六大指标和实现具体指标的保障措施等。这是新中国首部外语教育纲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根据上述精神，196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增至11个语种，同时还增加了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和意大利语等（丁超 2016）。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北京新办了两所外国语学校，在上海、广州等10个城市开办了外国语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习外语，为高校外语专业输送优秀生源。

1.2.4 恢复联合国席位，迎来建交新高潮

1970年，我国与意大利、加拿大、智利、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五国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有15个。1972 年2月，尼克松访华，这一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有16个。截至1972年，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达86个。

此时我国外交工作急需一大批外事干部，但当时外语教育受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已到崩溃边缘。为保护外语人才，周总理将67、68两届毕业生集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并派专人去探望，要求农场领导每天为学生安排时间学习外语，不能中断。1970年11月，周总理专门同在北京的外语院系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问题，强调练好“三个基本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尼克松访华后，毛主席与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专门研究外语人才的培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自1971年，一些外语院校相继恢复招生，有的还增设新语种。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中央还聘请了外籍教师。但中央的举措遭到“四人帮”的抵制和破坏，例如教学内容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和政论性文章，安排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当时虽然学制是三年，但实际花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付克 1986）。尽管如此，这一批人仍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语干部，为打开国门、开展国际交往作出了积极贡献。

1.3 第三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富国兴民”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冲锋号。之后，大批外资涌入，中外合资、外方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业市场上外语人才紧俏。伴随改革开放，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会。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外语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这一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为加强外语人才培养，教育部颁布了系列文件，从宏观层面有效把握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从实践层面采取多种措施落实教育部提出的方针政策。

1.3.1 推动外语教育改革，服务全面改革开放

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20》，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呈快速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大幅增长，总体国力提升（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 2020）。在国家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外语教育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在党的领导下，为提高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精准性，教育部多次召开重要会议，颁布系列政策文件，引领外语教育创新改革，全国外语教育发展进入“黄金期”。

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作报告，经讨论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3月29日正式颁布。该文件涉及多方面工作：（1）必须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2）要大力办好高等学校公共外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3）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系；（4）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5）大力抓好外语师资队伍培养和提高；（6）编选出版一批相对稳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7）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8）尽快把外语电化教学搞上去（付克 1986）。这是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后首次颁布的外语教育文件，对我国外语教育走向正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直到20世纪末，这一文件仍是许多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刘道义 2008）。自此，外语教育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外语本科专业点数量显著增加，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冲锋陷阵，中小学外语教育蓬勃发展。

1）外语本科专业点数量显著增加

1978年以前，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各校外语专业进入停摆状态。1978年到20世纪末，各行各业对英语人才需求增大，英语本科专业发展规模和招生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我国开设英语本科专业的学校有321所（付克 1986），1998年增至790所（戴炜栋 2008）。1999年起高校扩招，大批学校建立新校区，增设外语专业。截至2007年底，全国有899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何其莘等 2008），2012年增至967所，招生人数达151,794人。

其他外语语种本科专业点增长也很快，其中日语专业发展最为突出。作为邻国的日本率先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来华投资、推进贸易增长。1978年，中日贸易额为48.2亿美元（王扬阳 2012），2012年达到3,294.5亿美元（温绍博2014）。随着中日贸易增加，日语人才供不应求。1983年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增至40所（付克 1986）。进入21世纪，日语专业加速发展，2007年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达385所（谭晶华等 2008），2012年增至479所，招生人数达27,916人。

同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极大带动了相关语种专业的设立。例如，1983年全国有29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付克 1986），2012年增至130所，招生人数达5,861人。1983年开设法语专业的高校有25所（付克 1986），2008年超过70所（曹德明 2008），2012年增至113所，招生人数达4,962人。1983年开设德语专业的高校有21所（付克 1986），2007年增至近70所（魏育青、李晶浩 2008），2012年增至90所，招生人数达3,851人。2008年开设过朝鲜语（韩国语）专业的高校有67所（刘曙雄 2008），到2012年猛增到107所，招生人数达4,657人。20世纪80年代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仅有7所，90年代增至16所（国少华2008），2012年达27所，招生人数达960人。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与西班牙语国家交往不是特别密切。1982年教育部高教司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西班牙语教育座谈会，提出“控制招生规模，压缩专业点，提高培养质量，加强研究工作，加强师资培训”。会议决定将原有11所招收西班牙语本科专业的高校压缩到7所，每年招生控制在30—40名，并指出今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发展西班牙语本科专业（陆经生 2008）。直到2000年才恢复到14所，2008年增至近30所（郑书九、刘元祺 2015），2012年增至51所，招生人数达2,693人。

2）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冲锋陷阵

为服务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党中央首先抓理工科大学外语教育质量的提高，从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自主研发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逐步转向文理科外语教育改革同步前行。进入21世纪后，为应对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及大学招生规模增加，大学外语教学从培养目标到教学模式进行了全面改革，为大学各门课程教学质量提升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标杆。

在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教育部首次将大学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提高到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高度。结合本次座谈会精神，《人民教育》1978年10月号刊登评论文章《大力把外语教育搞上去》。文中明确指出：“如果说交通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那么，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外语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起着先行的作用。”其后，教育部首先采取措施提高我国理工科大学生的外语水平。

1979年，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起草《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并于1980年8月出版。1980年11月，教育部批准成立高等学校理工科公共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及英语、俄语、日语、德语等编审小组。1980年至1982年间两套不同起点的理工科本科生英语教材正式出版，1982年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推动全国公共外语课教学经验交流。1980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1980年至1983年高校英语教师培训计划》，由清华大学等9所理工科院校为全国高校培训了2,100多名公共英语教师。该培训计划结束后，1983年教育部在天津大学等6所院校设立公共英语教师培训中心，使教师培训工作能够持续进行（吴鼎民、刘长江 2008）。

1985年11月，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在理工科基础上增加了文科。自此，全国各类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了统一组织。编审委员会下设综合大学英语、工科英语、德语、俄语及日语等五个编审组。随后，综合大学英语编审组审定通过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简称《大纲》），1986年3月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依据新批准的《大纲》，多套教材相继推出，大大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材料的选择（吴鼎民、刘长江 2008）。1987年9月我国自主研发的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首次举行，1989年1月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首次举行。从1987年起，全国各高校对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各校大学外语教学呈现一片繁荣发展景象，走上了规范化、统一化道路（蔡基刚 2012）。

进入21世纪，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双重挑战。第一，199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将高等教育推进到大众化阶段。大学外语师资严重匮乏。第二，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奥、申博相继成功，各领域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对外语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新要求，特别是对听说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4月，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将大学英语教学作为整个改革工程的开路先锋，改革任务包括：（1）推动计算机辅助教学，建立机助学生自主学习中心；（2）修订教学大纲，从重点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转向重点培养听说能力；（3）大力改革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以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吴鼎民、刘长江 2008）。

2003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印发《关于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04年1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颁布，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提倡基于计算机和课堂面授有机结合的模式，增强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能力（王守仁 2006）。2004年2月《关于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确定180所院校作为试点单位。自此，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为各校教学质量工程的重中之重，大学英语的教学地位和学科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3）中小学外语教育蓬勃发展

中小学外语教育是提高全国人民外语水平的基础。因此，从党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都非常重视。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先后于1978年、1982年、1986年召开过三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奠定了中小学外语发展的基本方向（刘道义 2015）。此外，党中央与时俱进，在1978年至2012年间多次修订外语教学大纲，调整中小学外语教学目标；进入21世纪后还将小学学习外语的时间提前到一般情况下的三年级。中小学外语教育得到充分关注，开始蓬勃发展。

1978年至2012年，除了上述三次全国性会议及会后颁发的文件外，中小学外语教育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还有两个主要事件。第一是教育部于2001年1月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决定把从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并随文件附上了《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第二是中小学外语教育课程目标从早期的“双基”（即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为2011年的“综合能力”。1978年至2003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多个中学外语教学大纲。这些大纲对学生学习外语的具体要求虽有变化（例如词汇量），但就课程目标的本质而言，都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显著特点是注重语言知识系统化和语言技能熟练化。这样的目标虽对解决当时外语人才奇缺问题起到积极作用，但未将这些知识和技能整合到具体情景中，对学生运用外语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未给予足够关注（徐浩 2018）。

上述大纲中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简称《标准》）实施10年后，教育部基于大量调研数据和一线师生反馈，对2001年颁布的《标准》进行修订，发布《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简称《标准（2011年版）》）。《标准（2011年版）》明确规定课程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并对形成这一能力的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准（2011年版）》不仅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而且突出人文性，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3.2 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20》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79年至1982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211亿美元（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 2020）。这标志着外资和合资企业数量的增长，特别是我国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境内外人员、资金、技术的交流迅速加快，贸易、金融、法律、新闻等各专业领域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激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2002）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与大量涌入的工业、金融、商业和高科技跨国公司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将会导致高素质人才的供不应求。”

为更好服务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外语院校和理工院校开始尝试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南大学召开两届全国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教学研讨会，议题是如何在理工院校英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秦秀白、吴古华 1999）。1995年在厦门大学召开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会议。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的、掌握专业和掌握外语的人才。”学界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过去单一的语言、文学培养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进行改革。

1998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以文件形式阐述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必要性，确认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概念和培养模式（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率先将复合型人才列为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何其莘 2001），并对复合型英语人才提出明确要求：“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同时确定了复合型英语人才应该学习的三大知识板块：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自此，英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名正言顺”了。

其他外语语种专业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德语专业。1997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在青岛召开“中国德语教学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纪研讨会”。随后，各校根据情况对专业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初步形成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德国外交和经济、跨文化研究等专业方向的复合型教学体制，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合作开展“德语/经济学本硕连读专业项目”，共同培养德语/经济学复合型人才，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魏育青、李晶浩 2008）。

专题文章 |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文/文秋芳、常小玲）

原创文秋芳、常小玲来源外语学术科研网

接上篇

1.4 第四时期（2012年11月至今）：“强国裕民”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迈入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仅要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而且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 2012）。

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此次世界大变局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一方面，自认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围追堵截，企图扼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令不少发展中国家羡慕，特别是2020年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疫情阻击战中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令世界惊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左凤荣 2020）。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新使命和新任务也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全国外语界积极行动，按照党中央部署，大力开展多语种多层次外语教育，努力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能力，助力中国国际地位稳步提升（王定华、曾天山 2019）。

1.4.1 搭建沟通桥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后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提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其中民心相通是其他联通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语言进行沟通才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触及各民族的“心灵”，化解各民族的“误解”或“偏见”。许多学者撰文呼吁，“一带一路”的互联互动必须通过“语言”铺路（文秋芳 2016）。

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超过40种非通用语。截至2013年，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了其中的20种（文秋芳 2015），非通用语言人才缺口非常突出。为应对这一困境，2015年7月，教育部会同相关部委联合印发了《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对加快培养“一带一路”倡议急需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等各类国家战略急需人才作出部署，将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曾天山、王定华 2018）。2015年9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教高〔2015〕10号），其指导思想是要“......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应用型、复合型非通用语种人才，为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众多高校决策者积极响应号召，思考如何把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机遇。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根据教育部要求已开设101个外语语种，覆盖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主要官方语言（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 2021）。再如，北京大学从2015年秋季学期正式启动“一带一路”课程项目（马海燕 2015），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也纷纷采取措施，增加非通用语种，积极创新课程体系，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刘曙雄 2016）。

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由教育部牵头制订，并经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是重点工作之一，提出要“发挥外国语院校人才培养优势，推进基础教育多语种师资队伍建设和外语教育教学工作。扩大语言学习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倡导沿线各国与中国院校合作在华开办本国语言专业”。自此，非通用语教育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1.4.2 培养国际化人才，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2016年和2019年，中国相继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第二大会费国。我国是常任理事国，又是会费捐赠大国，然而我国在联合国任职，特别是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数很少，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匹配。据2015年《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报道，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总人数为450人，仅占联合国人员总数的1.09%。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采取系列措施，积极补短板。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作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2018年9月10日，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9月17日，中组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加强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会议”，推进“实施面向非外语专业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第二、第三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一大批‘一精多会’（精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一专多能’（懂专业，能多语种沟通协作）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会上宣布21所高校被批准为试点院校，周期5年，其主要任务是为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专门人才开展公共外语教学改革。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以本为本，建设一流本科，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和一流专业建设的“双万计划”等（吴岩 2019）。3月29 日，中组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大力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专门人才会议”。参会单位从原来21 所试点高校扩大到60所，重点讨论如何加速有效推进“一精多会、一专多能”“专业+外语”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2021年3月20日，吴岩司长在“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上以“抓好教学‘新基建’，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为题作主旨报告，指出要提高外语人才质量，必须抓好专业质量、课程质量、教材质量和提高教学的技术应用水平。他强调，高等外语教育在新文科建设中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人才培养，对建设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对打好高质量本科教育攻坚战，责任大、影响大、意义大、作用大（吴岩 2021）。

各高校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精神，纷纷根据各自特点，开展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验。例如2017年4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前期成功实验七年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国内首家国际组织学院（研究生）。同时，还成立了北外学院（本科生），培养目标与北外国际组织学院对接。北外学院提前在全国招收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奉行“一流生源，一流培养”的宗旨，把“立德树人”作为学院根本任务，探索全员参与的“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事实上，首批获准参与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试点的21所高校均“各显神通”，为培养国际化复语型、复合型人才积极探索新路，服务国家战略的迫切需求。

1.4.3 研制课程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为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教育部2014年启动了各学段课程标准（简称“课标”）或指南的修订，旨在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细化为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实现的培养目标，“基本建成高校、中小学各学段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科学合理的课程教材体系；基本确立教育教学主要环节相互配套、协调一致的人才培养体制；基本形成多方参与、齐心协力、互相配合的育人工作格局”。

1）中小学外语课程标准的修订与颁发

2014年3月，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强调要着力完成的两项任务与课标修订和研制有关。第一，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第二，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14年底，教育部启动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王蔷 2018）。具体到外语，本次修订工作涉及2010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中俄语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同时新研制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课标，六种外语课标整体结构完全相同。经过三年集体努力，2018年正式颁布了2017年版新课标。王蔷（2018）解析了新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六大变化。笔者认为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将立德树人放在外语教育首位，并将课程目标具化为四项学科核心素养：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同时还对每个核心素养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其育人价值进行了清晰界定。

对《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义务教育俄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修订工作也已于2019年1月全面启动，按计划2021年内可正式颁布。

2）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新标准的颁发

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精神，《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简称《中职英语课标》）于2017年启动修订工作，2020年3月30日公开发布新版本；《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版）》（简称《高职英语课标》）于2019年9月启动研制工作，2021年4月9日正式发布。

与高中外语课标相同，《中职英语课标》和《高职英语课标》都将立德树人作为英语课程的首要任务，将学科素养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和课程目标。四个学科核心素养的维度都包含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为文化载体、语言为思维工具，以及学习语言的方法。但《中职英语课标》和《高职英语课标》在语言交际功能上突出了职业英语教育特色，强调英语在职场中的应用。关于其他三个维度的核心素养，《中职英语课标》与《高职英语课标》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3）《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修订与发布。

2013年8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13—2017）正式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简称《指南》）研制工作（王守仁、王海啸 2019）。2019 年3月，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顺应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求，新一届教指委对《指南》进行修订，形成《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简称《指南（2020版）》），修订工作于2020年7月完成。

何莲珍（2020）指出，本次修订内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课程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要求“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将课程思政理念和内容有机融入课程”。第二，依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重新表述了教学要求。例如，对基础目标教学要求的总体描述增加了对思辨能力与语用的要求：“对不同场合中一般性话题的语言材料进行处理和加工，理解主旨思想，明晰事实、观点与细节，领悟他人的意图和态度，进而进行综合与合乎逻辑的判断，表达基本达意。”第三，对教学内容选择和教材编写提出指导性意见。特别强调教材编写须符合国家对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和育人性等方面的要求。《指南（2020版）》还要求各高校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和规划教材，重视网络、数字资源的开发。第四，提倡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有机融合。《指南（2020版）》大力提倡教师开发线上课程、线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等多样化精品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现代化学习环境。第五，对教师素养提升提出具体要求。《指南（2020版）》将教师素养分为育人素养、学科素养、教学素养、信息素养和科研素养，并要求各高校建立和完善大学英语教师的研修体系，对教师素养的全面提升有规划、有措施。

4）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国标》和《教学指南》的制定与颁发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制定完善的标准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前提，执行标准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保证。正如吴岩（2018）所说：“政府以标准来管理、高校以标准来办学、社会以标准来监督，用标准加强引导、加强建设、加强监管。”

2013年4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3—2017年）成立后，随即启动研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简称《国标》）；为落实《国标》精神，2018年又启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简称《教学指南》）的论证和编写工作（蒋洪新 2019）。前后花费5年时间，经过数轮调研、讨论和咨询，多次文本修改和打磨，最后经教育部高教司审定，《国标》于2018年1月正式颁布。这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首个由教育部颁布的国家标准。2018年11月新一届外指委成立，亟须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各分指委需对外语类各专业基于《国标》精神撰写的《教学指南》草稿进行审定。经过一年努力，各分指委顺利完成《教学指南》定稿工作，2020年春由外指委正式推出（孙有中 2020）。

与之前的教学大纲相比，《国标》的人才培养目标呈现多样性，培养规格呈现共性和差异性的有机结合，培养方案呈现创新性。就培养目标而言，各校可根据各自办学条件和优势决定人才培养以学术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复合型人才为主，还是以专业型人才为主；以区域性人才为主，还是以全国性人才为主；以本土化人才为主，还是以国际化人才为主。就培养规格而言，有专业共性要求，也给校本特色的彰显留下了足够空间。就培养方案而言，要求各校进行探索创新，特别是如何使“立德树人”落地；如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如何构建三全育人机制；如何因材施教，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如何开展国际交流等（孙有中 2019）。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经验总结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语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全面总结和发扬，使外语教育更好地服务国家未来发展。

2.1 服务民族复兴大业，体现外语教育培养目标的时代性

一百年来，外语教育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导向。从国家层面来看，外语教育始终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与祖国求发展同进，与人民谋幸福同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奋斗目标，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也随之变更。共产党成立初期，目标是提升赴俄学习马列主义青年的俄语水平；抗日战争时期，目标是培养战地外语人才；解放战争后期，目标是培养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翻译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目标是培养捍卫国家主权、服务外交工作的各语种人才；改革开放时期，目标是培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目标是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的复语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2.2 洞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加强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性

有关外语语种布局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语种布局基本上是需要什么教什么。例如从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俄语教学、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语和俄语教学、解放战争时期的俄语和英语教学，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俄语和东欧国家语言教学，再到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国家语言教学，都处于“积极应对”阶段。自1964年11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起，我国外语教育逐步迈入“主动应变”阶段。党中央不单考虑当下问题，更是从战略角度未雨绸缪，作长远布局和规划。自此，无论是大中小学的外语教学大纲，还是外语教育标准的制定，都有组织、有计划，深思远虑，谋划未来，使外语教育发展更具全局性、系统性和战略性。

2.3 探索先进教学方法，增强外语教育改革的实效性

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历程是根据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不断探索求变、发展创新的历程。从早期成立学社和讲习班，到建设专门的外国语学校，从设置外语专业和加强外语学科，到建设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外语教育发展始终本着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原则，在一次次改革创新中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人才需要。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指导下，中小学外语教育、职业院校外语教育和高等学校外语教育都经历多轮改革，涉及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材建设、师资培养、教学管理等多个方面，逐渐形成有机融合、协调一致的课程教学体系，外语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发展、外语教育理念的更新以及新兴信息技术的变革，外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在不断变化，学校与教师适应新发展形势、探索新改革路径、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2.4 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用外语讲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前80余年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赶超西方，努力把我国建成现代化国家。自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我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学习外语的目的不仅限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还要向世界介绍中国。学术界将我国前一阶段的价值取向称为建设“本土型”国家，将后一阶段称为建设“国际型”国家（李宇明 2010；沈骑 2019）。之前是实现“洋为中用”，现在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习近平 2016）。根据这一精神，我国目前各学段的外语教学大纲中都把用外语讲述中国文化作为明确的教学要求。

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外语教育者是前沿阵地的斗争者、国家经济的建设者、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懈努力，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本文主要聚焦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与历史贡献，但受篇幅所限，难以涵盖全面。在建党百年的背景下回顾与总结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既是对外语教育百年成就与经验的梳理，也是对外语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启迪，希望以此激励和推动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创新探索，为在新形势下全面提升我国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