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本土语用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专栏“人际语用研究的本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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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研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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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面对数字科技与智慧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身份问题常常在繁忙的物理生活中不经意间触摸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关于身份以及人际互动的多学科研究便应运而生且繁花似锦。人际语用学研究也随之兴起，礼貌、面子、关系、身份等原归属于社会语用学的关键词业已成为该分支学科的核心话题。在引进与阐释国际语用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补充、修订及至建构植根本土的理论范式或语用原则，例如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施旭的文化话语研究、黄国文的和谐话语分析以及徐盛桓的礼貌原则、顾曰国的礼貌准则、冉永平的人情原则、陈新仁的家文化视域中的礼貌准则，等等。目前中国的语用学研究正在从引进、应用阶段进入创新的阶段。

在既将西方学术作为参照，同时将其作为学术垄断与中心化批判的语境中，“本土视角”极易陷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本土研究的学者需要破除深受西方学术训练的拘囿，基于问题意识发掘西方理论的不足，亦即破的一面；另一方面，需面对总体背景的西式学术场域，紧扣本土概念与文化，提出贴切汉语语用实践的理论或者原则，亦即立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先行实践本土研究的一些社会科学已经从本土研究兴起、本土研究论争、本土理论与概念确立走向本土范式的世界意义，进而思考本土学术提炼的文化性与特殊性对世界学术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研究是对时代行进与学术发展的同声回应。每每读到前辈专家的呼吁，言犹在耳，未敢忘心。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衷心感谢《外语与外语教学》特专辟栏目“人际语用研究的本土视角”。本期“热点聚焦”栏目特择其主要以求方家。

——南京邮电大学袁周敏教授

袁周敏，博士（南京大学语用学）、博士后（浙江大学文化话语；南京大学社会学）；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语用学与新媒体话语研究。

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语用研究

身份涉及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人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袁周敏、陈新仁，2013）。我们认为身份研究是本土人际语用学各原则与概念中最为艰难的一部分。目前的礼貌、面子、权力、亲疏、人情等概念，其研究概貌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双方共有且已形成一定影响的概念，在中西语用研究中被反复运用，比如Leech的礼貌原则、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另一类则是中国偏有的，比如人情原则（Ran & Zhao，2017）与家文化视域中的礼貌准则（Chen，2019）；第三类则是双方共有的概念且均有学界大抵认同的词汇表述，例如中文中的权力和亲疏的概念，多用西方文献中常见的social status和social distance或power与solidarity等表述。而身份如上所论，与identity的意涵相去甚远，尚不能粗糙地归入以上类别。现有的西方关于identity的理论或者部分适用于中国文化，或者虽能解释，但是难以触及中国现实中身份话语的核心部分。对于此类现象，冉永平（2018：45）指出，“主要源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多依赖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修辞理论、人际语用理论范式等……没有重视汉语交际者所依附的本土化因素，为此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下的语用学理论、语用原则等的创新严重不足”。

的确，国内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也难逃此窠臼，相当多的文献借助西方理论作为研究起点或者分析框架，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从身份研究的行文思路和引用的文献来看，基本多为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当然在学术国际化的背景下，引进、吸收、验证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框架亦必不可少。但是，该类研究或多或少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语言行为及其语用理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借用西方的identity准确描述中国人所认知的身份，然而，我们依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用英文文献中业已确立的概念来描写中国人的身份。其实西方学术中与身份相关的术语还包括“自我”“主体”“人格”等概念，这也就不难看出identity概念及其所建立的框架坚实地孕育于西方文明。从这个角度说，身份研究一开始便是个文化学或者确切地说关涉文化比较的问题。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文化中身份运作的模型。换句话说，在研究身份的学者看来，中国文化中的身份更为确切地意涵应为关系身份或关系中的身份（identity in guanxi）。

言语交际中将关系身份作为身份独立分类的代表性文献为Tracy（2002：20），她将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界定为：

在确定的情景中人们与其会话对象交谈时所展现的关系，涉及到交际双方的交往特性，比如交际双方是否平等以及社会距离是远还是近？关系身份时刻都在协商中，因此具有很强的可变性。

在该书的新版中（Tracy & Robles，2013），我们发现这一独立的身份类别被并入个人身份之中，由于书中并没有对此展开解释，我们特意当面请教了Karen Tracy教授（2015年2月），她简要指出考虑到交际中的关系变化基于个体认知，因此将关系身份作为个体身份的下位概念似乎更为合适。仔细的读者会发现两个版本中对个人身份的解释基本一致，主要用了“自我”与“人格”等关键词对其界定，这些概念原本上并非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是生活在关系中的。且见下例（梁漱溟，1987：153）：

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朋友之相与，都是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

而这种关系的架构似乎无处不在，且难以改变的（费孝通，1998：28）：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以此观之，我们有关身份的一些研究对于相关重要概念以及对语言使用的讨论并未置于中国文化逻辑中思考，也就尚未剖析其运行的逻辑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文化身份来解释身份的运作以及身份话语的语用理据则过于宽泛，缺乏分析性。关于这一点Sacks很早就指出分析社会行为时不可简约为文化观和常识论（袁周敏，2020b）。

对于中国文化中关系的普遍性此处我们无须论证，经典的研究包括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黄光国（1988）的人情与面子、金耀基（1988）的人情研究、杨宜音（1995）、杨国枢（2004）的关系分类、翟学伟（1993，2017）的三位一体模式（人情、人伦、人缘）、Yan（1996）的关系文化以及近期翟学伟（2011）的关系向度理论。语用学领域基于中国文化对关系维度的探讨还包括礼貌研究（Gu，1990；Zhou & Zhang，2018；Chen，2019）与人情研究（冉永平、赵林森，2018）等。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已经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研究离不开伦理与情理两个维度，借自儒家的尊尊与亲亲。我们分别将之对应纵轴与横轴，由此分做四个象限。

图1 关系空间模型

位于中心圈的为交际者身份，纵轴向上标记为尊+，相反，向下为尊-；横轴中，向左标记为亲+，向右为亲-。以我们最为熟知的政务工作场景为例，假定你的身份为一般科员，那么第一象限中具有代表性的交往对象需要在尊轴上高于你，亲轴上与你亲近，这样的交往对象可以描述为：你的上级，同时这位上级是你的朋友，简单表述为与你私交甚笃的上级。依次类推，第二象限中具有代表性的交往对象在尊轴上高于你，但在亲轴上与你不甚亲近，该类交往对象可以描述为与你关系一般的上司。第三象限则是尊轴在你之下，亲轴比较远，现实中交际者大致便是与你交往不多的下级。第四象限则是尊轴在你之下，亲轴较为亲近，相当于跟你私交不错的下级。以上是对每个象限的典型描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关系空间简化描述为四个象限以及将主体身份定位为一般科员，文字上使用上级/下级也是为了表述方便。实际上，交往对象在球体空间中的位置并非都平行于尊轴与亲轴，但尊、亲两轴却能勾勒出该立体空间中交往对象之于说话人的相对社会关系。由说话人出发，他们依照与自己的关系距离，将交往对象纵横分布于这个类似于天体的空间内运行，由此，将语境从二元的双方交往拓展到立体的多方互动，包括在场或不在场的的第三方。

在关系的球体空间里，尊轴与亲轴引导、调节、规范着交际者的言语行为，为现实言语交际的内容与方式提供基础的核心的语用理据。《礼记·礼运》篇中有云：“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此处的“人之义”即“做人之道理”。这“十者”实际上规制了不同身份的交际者在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时的行为规范，进而影响着其语言选择。《大学》有言;“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左传》载，“君令而不违（礼），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将这些经典思想中的文化规制分立于球体模型的尊轴与亲轴中，交际者便处在一个立体关系空间。该球体空间对交际者身份的调节，我们可用现代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语言表述为上有老下有小，左右弟妹与兄嫂。在工作场合，我们则可能处在领导、下属、同事的关系空间里，这种关系空间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已经下意识地做出自觉的行为反映，包括语言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人们身份是绝对框定的。如果这种关系空间架构的框定完全不能突破，那么交际者身份便失去任何主体性。这绝不是事实，实际上，在每一象限的关系空间里，人们总是可以调用不同的语言资源构建合适的身份以促成交际目标的实现，即我们提出的“身份修辞”（Yuan, 2018，2020；袁周敏，2020a），使用这一概念意在说明说话人在关系空间中对于身份选择的主体能动性。换句话说，说话人使用话语资源进行身份选择、协商与建构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该行为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服务于当前会话的人际目标。

摘自：袁周敏，身份修辞的关系空间：一项本土语用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年第2期，第2—9页。

毛延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黑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兴趣：文化语用学、健康与媒介话语研究。

人际话语管理中的文化语用调控

以往西方经典语用学理论更为关心的是语言使用的哲学性，而对语言使用的文化现实性关注明显不足。无论是合作原则还是关联理论，抑或是带有泛交际主义色彩的交际原则都未能跳出这一藩篱（何刚、张春燕，2006）。例如，许多学者（Mey，1993：208；Wong，2010；Capone，2013）认为，普遍语用原则的文化参数——特定文化中的语用调控作为普遍语用原则的缘起点与对立体——是一个值得研究但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课题。那么，如何基于话语本身的文化语用属性展开普遍语用原则的文化现实性思辨就成了语用学范式本土化研究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前任国际语用学会会长井出祥子领衔的“解放语用学”团队（Ide，2019；Hanks et al，2009；2019）近二十年来一直探索基于非西方的文化语用事实而建构全新的语用范式。同样，国内学者强调：从文化视角来解释语用现象可以为社交语用学向社会语用学转型提供更为准确与深刻的解释（何刚，2011）；本土化视角可以为人际话语的语用研究带来新视角（冉永平、赵林森，2018），并且能够助推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本土话语研究模式（陈新仁，2018）。由此可见，基于特定的本土文化语境来探讨人际话语管理中的语用调控已然是国内外语用学界达成的共识。以往研究文献中虽然也有不少基于汉语实例来思考本土化路径的尝试，但是侧重人际话语的文化现实性及其学理性思辨则较为少见。有鉴于此，我们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话语和人际等核心概念，基于鲜活的汉语语用事实，在一般性思维架与构论证模块之内（孙奎贞，1987）针对语言使用的文化现实性及其学理性展开思考，尝试提出一个针对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话语管理路径。这不但可以弥补以往人际话语研究对文化维度学理性思辨的不足，更有利于提升文化信息的语用功能解释（何刚，2011）。这不但可以看作是本土学者对于国际语用学界谋求“解放”（Hanks et al，2009）的一种回应，更是中国语用学者积极探索本土化视角辐射国际化平台的一种努力，最终助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陈新仁，2018）。

从文化语用内涵、文化语用理据与文化语用评估三个维度探讨人际话语中的文化语用调整，基于汉语语料挖掘本土概念，尝试进一步推进文化语用研究（何刚，2011），特别是力求从文化语用因素的学理思辨角度为人际语用研究提供具有参考性的全新视角。作为人际关系管理的重要载体，人际话语的语用有效性提升研究必须考虑到其自身的文化语用效度与文化语用信度等关键问题。以往研究已经昭示人际话语正在面临一定的转型：不管是工具话语到价值话语的视角转变，还是从机构话语向日常话语的形式转型，这些都昭示人际话语的语用研究必须回归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语用内涵之上。人际话语可以看作是语用、社会与文化集合在话语层面的整合性激活，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转换观念和思路去寻找本土人际话语的文化敏感区。文化语用学视角介入人际话语研究之后，不仅要坚持从语言使用系统角度合适地廓清人际话语的直接语境化信息，还要合理地解释更高层次的文化意向和语用期待，有效地呈现并评价人际关系管理中隐匿的文化语境化机制。这或许可以看作未来人际话语研究基于本土语料实现文化语用建模的重要努力方向，也是人际话语研究视角实现从“存量”到“增量”转型，最终实现“量变”到“质变”跨越所绕不过去的话题之一。

摘自：毛延生，人际话语管理中的文化语用调控，《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年第2期，第10—18页。

李成团，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硕导。主要研究兴趣：语用学、会话分析和语用身份研究。

汉语医患交际中职业身份构建的言语策略及其道德秩序

近年来，各类机构会话中频现不和谐现象，如医患交际冲突、媒体会话危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会话者进行不当的人际关系管理。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管理与身份构建密切相关，因为身份构建是人际关系构建的必经过程，人际关系构建就是指会话者表现与照顾交际中的身份（Haugh, Kádár & Mills，2013）。鉴于此，本文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分析医患交际中医生职业身份构建及其所遵守的道德秩序，以实现人际关系的有效管理，避免与化解人际冲突。本研究基于医患交际语料库的语例分析，尝试构架职业身份构建的人际语用道德秩序模式，以期提供分析汉语文化语境中身份构建的语用原则和研究范式。

以往医患话语语用研究聚焦医生在治疗方案协商中所使用的言语策略及其构建的职业身份，但很少分析医生的言语策略反映了哪些道德元素在起作用或医生进行职业身份构建这一行为背后的道德秩序是什么？虽然有些医学人文研究分析了医生的道德伦理和意识，如，Gulnar, Ozveren & Ozden（2020）研究了实习医生的道德意识和医学出错之间的关系。但人际语用学视阈下的身份构建和道德研究不为多见。这也反映了很多语用学者呼吁进行人际语用学（Haugh, Kádár & Mills，2013；Garcés-Conejos Blitvich，2013；Garcés-Conejos Blitvich & Sifianou，2019）视阈下深入分析人际关系、身份构建和人际关系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趋向。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医患交际话语中的身份构建，以打破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增加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的身份构建模式及其背后的道德秩序，推进人际语用学的研究。

本文采用人际协同管理理论（Spencer-Oatey，2008）和孔夫子的道德秩序（杨伯峻，2002：183）作为主要理论分析框架，利用Landmark, Gulbrandsen & Svennevig（2015）的认知层级和道义层级模式作为辅助理论支持，对自建的医患会话语料库的语料分析，发现：医生在治疗方案协商过程中经常使用一些言语策略进行自我职业身份的构建和人际协同的管理。本文认为医生对于交际双方的认知权利和道义权利的话语管理是否能够被接受取决于医生是否遵守孔夫子的道德秩序，是否表达恭、宽、信、敏、惠等道德元素。最后，本文将孔夫子的道德秩序（杨伯峻，2002；许渊冲，2011）和Haugh（2019）提出的四个道德层面结合起来，构架分析职业身份构建、道德秩序和人际协同的关系的理论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际语用学对于人际关系和身份构建的研究，提出了适用于分析中国文化语境中身份构建的道德秩序。

摘自：李成团，汉语医患交际中职业身份构建的言语策略及其道德秩序，《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年第2期，第19—28页。

夏登山，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语用学、翻译史。

汉语零称谓语的情景化原则

称谓语选择不仅体现了称呼者与被称呼者的人际关系、社会距离等语境信息，同时也承载了特定语言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是观察语言与社会文化互动、语用行为规则以及语言演变的重要窗口，历来受到语言学研究的重视。当代学者就汉语称谓相关问题提出了诸多原则，如称呼准则、亲近准则、社会关系准则、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等。但近年来出现的“称谓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零称谓”现象对传统的称谓理论提出了挑战。零称谓语是否存在不同的类型？零称谓语的使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是否存在统一的零称谓语使用原则？我们通过自然观察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300余例零称谓行为，尝试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我们在商场、校园和车站收集的零称谓语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要取向的、没有任何修饰语的祈使、询问等信息传递，如“这个多少钱”和“拿一个我的号”等。第二类零称谓语加入了人称代词问候语，包括“你好”和“您好”两种形式。第三类语料是在正式启动问询等信息交换之前，使用礼貌补偿用语来降低因为干涉被称呼者而产生的面子威胁，如“麻烦问一下”“抱歉打扰了”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等。这三种零称谓语可分别称为无修饰零称谓语、人称代词零称谓语和礼貌补偿零称谓语。

语料的质性分析和量化统计都表明，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对零称谓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会话情景起着更重要的决定作用。访谈结果中多数受访者也明确指出交际参与者、在场者，以及称呼者与被称呼者时空位置关系（spatio-temporal locations）等情景语境特征对零称谓语选择的影响起更重要的决定作用，例如“后面好多人排队等着呢”“我试衣服的时候她已经站在我旁边了”。

情景语境对零称谓语使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会话情景影响所有称谓行为中零称谓语使用的比例，也就是零称谓语的使用频率。第二，交际事件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和即时时空特征等具体情景因素影响了零称谓语三种类型的选择分布。情景语境的这一制约机制可以称为零称谓语选择的“情景化原则”。情景化原则实际上体现了零称谓语使用者对情景语境的顺应（adaptation）。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在做出一系列选择时需要顺应语境关系和语言结构。Verschueren（1999）区分了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交际语境（communicative context），其中的交际语境又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零称谓语使用者根据会话情景的时空因素等特征来决定零称谓语及具体类型的使用，正是对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的顺应。情景化原则并不是随着“零称谓”行为兴起而凭空出现的，而是与汉语问候寒暄交际中的情景化特征（situation-dependent）（Hong，1985）一脉相承，可以视为汉语人际互动长久以来所秉持的基本语用规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