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现状和愿景（钱乘旦 汪诗明 张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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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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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光明日报》，发布者：综合与基地办
发布日期：2020-02-20 17:05:01
本期主持：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
本期主题：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现状和愿景
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主持人语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它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构建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什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现状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相关理论探讨，又分别选取我国大洋洲和犹太-以色列研究的个案经验，以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统治这些地方，他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研究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也因而有了所谓的“东方学”“埃及学”之类的研究。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法国最显著，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虽然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一概念，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战结束后，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正如18、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如同18、19世纪的英法两国，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而领域越全面，成果就越突出，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摸透彻，进而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由此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此，二战后出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
我国一般实行“学科制”，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并为此不懈努力。“学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学科，它只是一个涵盖面颇广、几乎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共同的地理对象——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
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科”在中国的重要性，笔者并非决然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的尝试。如果要尝试建立新学科的话，“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交叉学科”的概念，而且在理工科已经相当普及，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也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它的前提是：任何以“区域与国别研究”身份来申请“学科”的实体部门（如学校、研究所等），必须有多个学科（比如10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存在，并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共同对象，并有所成果。如果不设立严格的前提条件，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学科”就只是浮于表面。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多个高校曾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对外研究还存在明显缺陷，致使其很难向深度发展。
第一，研究力量不集中，分散在高校的各院系、各学科。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院系、政治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学科，各学科各有标准，各寻方向，难以形成一股合力，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社科院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
第二，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国内研究外国问题，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等，对法、德、俄的研究较少，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更是严重缺乏，如印度、柬埔寨、不丹、马拉维、洪都拉斯等。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善。
第三，语言能力欠缺，制约了研究水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若研究非英语国家，仅用英语显然是不够的。像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仍旧使用地方语言，没有通晓当地语言的能力，就无法获得深入的了解。
第四，介入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即使有介入，也多数浮于表面。如上所述，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学科对外国关注不够，有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但其研究课题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比如，国内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论著不少，可是鲜有对美国各种权力机构（例如国会）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且清晰的论述。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所了解。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所在国家或地区去生活，尽可能融入那个社会中。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上述提到的几个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分不开。现在有些研究成果，仅依靠阅读一些英文书或英文报纸而获得，缺乏实地体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因此，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既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做。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其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像弥补语言不足、扎根对象国生活、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有了人才，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制度的跟进，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
总之，区域与国别研究虽不是中国的创造，但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却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和世界风云的急速变化，我们应该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本文系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的《区域国别研究学刊》发刊词，本版刊发时略有改动，作者：钱乘旦，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稳步推进的大洋洲区域研究
作者：汪诗明
一
大洋洲作为一个认知的存在，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新航路开辟后，大洋洲与其说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存在，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地理的存在，因为西方殖民者都把其建立的殖民地视为母国领土在海外的自然延伸，有些地方甚至用来安置囚犯。
大洋洲有1万多个岛屿，它们在自然条件和文化特色方面千差万别。人们通常结合地理、种族、文化等因素，把大洋洲划分成三个广阔的地区即三大文化圈。这三大文化圈的名字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探险家朱莱塞·迪蒙特·德吕维从希腊文字创造的，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殖民时期，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还有有色人种移民（主要是契约劳工）；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有石器时代、农耕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有外来的基督教，还有原住民的宗教与信仰。这一时期的大洋洲是作为西方世界的附属而存在的，也只有在谈到帝国拼图时，大洋洲才会被描上一笔。
改变大洋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些著名战役就发生在大洋洲，如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这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不仅让世人知道南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在盟军反攻日军中的重要作用，还让人们记住了所罗门群岛的存在。1944年1月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就签署了《澳新协定》。该协定就两国在战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定义与目标、这一地区的安全与防御、战败国所属岛屿及属地处置、岛屿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事项作了一次排他性安排。从此，南太平洋地区就被澳新两国视为自家的“后院”。1947年，南太平洋地区出现了首个多边合作机制——“南太平洋委员会”。这个由多个殖民国家参加并主导的区域性合作组织，被实践证明是一个过渡性的区域性合作安排，必然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价值及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洋洲兴起了非殖民化运动，一些岛屿因此赢得了民族独立或自治地位。1971年，取代“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南太平洋论坛”成立。该论坛的问世，标志着区域合作步入到由该地区主权国家主导的本位时代，适应了区域合作的原旨和内在机制构建的要求。随着更多的岛屿殖民地加入民族独立或自治行列，“南太平洋论坛”不得不扩容增量。2000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应运而生。这是迄今为止大洋洲地区一个最具包容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其成员除澳新两国外，14个岛屿国家或自治岛屿亦在其中。
二
我国与大洋洲地区很早就有了联系，其中民间往来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这一地区的华人华侨，不仅是该地区早期的拓荒者，也是其祖籍地与客籍地之间名副其实的民间使者。然而，由一般的民间交往或非官方认知演进至学术研究层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只是个案。20世纪7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部分太平洋岛屿国家或地区的论著译丛，为国内读者了解一些太平洋岛国的地理、人文、宗教、历史、政治等提供了零星但难得一见的材料。受到这些译著的启发，国内的大洋洲研究有了一定的起色，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首先进入研究范畴。到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专题论文以及学术性著作开始出现。大洋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是在最近20年。由钱乘旦主编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将研究视角投向处于学术边缘的大洋洲。无论是“在移植中再造”的澳大利亚，还是“在追随中创新”的新西兰，或是处在现代化边缘的太平洋岛屿国家，它们都被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后来钱乘旦又主编了十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便是其中一卷。这是国内学界视大洋洲为一个整体且被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来检视的首次尝试。当然不得不提及的是，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编辑委员会发起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别丛书，又一次让学者与太平洋岛国结缘。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列国志》太平洋岛国系列的接续出版，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岛国的认知，也让外界对大洋洲研究有更多的期待。
最近几年，得益于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区域与国别研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对大洋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除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建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外，诸如“大洋洲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太平洋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这从研究者持续发表的成果以及近年来申报项目的人数明显增多可以得到印证。
三
和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相比，大洋洲区域研究可谓姗姗来迟。但是，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不懈努力，并在吸收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模式或范式。
一是在研究路径上，学理研究与现实观照有机结合。新时代语境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既注重基础研究又重视现实关怀，提倡学术个体的研究旨趣要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对接。大洋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上述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两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一度的全国“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两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和每年一度由中澳学界轮流主办的“中澳跨文化研究论坛”等。这些学术论坛的议题设置既有一般性的基础性问题，如大洋洲的历史文化，又有现实感很强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如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关系发展及其前景等。
二是在研究议题的选择方面，热点、焦点问题备受青睐。比如中澳关系发展及其前景、澳大利亚“新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太平洋岛国的蓝色海洋经济战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等。从事大洋洲研究的学者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去梳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解析其中的逻辑联系，并对其动态发展做出预测，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视角特征明显。比如对太平洋岛屿环境问题的研究，就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其中，他们从各自学科视角进行分析，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具有地球与环境科学背景的学者们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人类生态系统失调或失衡，以及若干年后太平洋有些岛屿不复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们关注这一地区历史上环境问题的产生，尤其是殖民时期宗主国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以及冷战时期欧美等国在这一地区进行过无数次核试验而产生的核污染等；政治学专业的学者们聚焦这一地区的气候政治，即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领域的政治博弈；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对气候变化给这一地区的产业发展（如农业、渔业）带来的影响产生兴趣；具有国际关系学科背景的学者则把视点放在这一地区因环境变化而催生的区域乃至全球治理方面；如此，等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综合和分析来自不同学科的观念和信息，进而提供全新的洞见和观点，但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以及研究者相对独立的研究属性，使得某些议题的多学科研究大都处在一个自发而非自觉的状态，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整合仍显不足。
当然，一个新领域的研究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有些困难来自研究客体自身的局限性，如国小民寡、位置偏远、国际影响力有限等；有些挑战源于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本身的因素，如视野逼仄、盲目跟风、急功近利、缺乏创新等。正因如此，大洋洲区域研究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夯实基础研究，不能盲从热点或焦点问题，正确处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等等。这些问题既掩饰不了，也绕不过去，需要大家勠力同心予以克服或解决。
（作者：汪诗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我国犹太-以色列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张倩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以建交使犹太学在中国勃兴，以色列研究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新世纪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犹太-以色列研究成为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典型案例，其成长模式与发展态势值得总结与借鉴。
一
中国第一批犹太研究机构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有上海社科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1989年）、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1992年）和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1994年），潘光、徐新、傅有德、肖宪等是我国犹太学研究的先行者。新世纪以来，黑龙江社科院黑龙江犹太研究中心（2000年）、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2002年）、北京大学希伯来和犹太文化研究所（2009年）等陆续建立。伴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强烈的现实关切推动原有的学术机构拓展研究领域，或者进行结构性调整，如山东大学组建了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并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拓展了原有研究基础，成立了以色列研究机构。我国一些主要的中东研究机构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也逐渐成为以色列研究的重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顺应潮流，建立了一批新的犹太-以色列研究机构，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犹太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以色列中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等。
二
科研成果的快速增长、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并显现出热点纷呈的局面，是我国犹太-以色列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例如，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也是比较深入的领域。肖宪的《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张倩红的《以色列史》和《犹太文化》、傅有德的《现代犹太哲学》、徐新的《犹太文化史》和《反犹主义：历史与现实》、潘光的《犹太文明》、徐向群的《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等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新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有关犹太-以色列的立项超过了40项，其中潘光为首席专家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张倩红为首席专家的《犹太通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多视角、多维度研究以色列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归纳如下：
第一，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国家政治与安全问题。以色列特殊的地缘环境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围绕着阿以关系、巴以冲突以及中东变局、伊核问题对以色列的影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科研成果，如殷罡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及其相关成果被广泛引用。政党政治是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以色列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学者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工党兴衰浮沉、利库德集团的政治轨迹、阿拉伯政党以及以色列共产党的政治参与等。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以色列的安全理念、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立法等问题。在面临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威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反恐举措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学者研究了以色列的反恐机制、国家反恐战略、社会防控体系以及网络安全体系、网络犯罪的治理、涉毒问题的管制等。
第二，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创新体系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的转型与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水资源利用以及高效农业的培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的立足点不仅仅是介绍以色列经济发展的状况，还着力于挖掘以色列经济对中国的启示；有些学者还就两国的现代化之路、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的转型以及沙漠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总结以色列在高科技产业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水安全战略及对水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海水淡化处理、废水和污水的处理与再利用、农业物联网发展、荒漠化修复、食品安全问题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发布，以色列成为继瑞士之后第二个同中国发展以“创新”为标志的伙伴关系国家，中国也掀起了研究以色列创新的热潮。学者们认为，以色列在加大教育投入、提升研发能力、着力于技术转化、健全法治体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动国际合作、完善城镇治理体系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关于以色列外交关系及中以合作研究。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重点关注美以关系，研究内容既覆盖了不同历史时期美以关系的演变、美以特殊同盟的形成等，也特别聚焦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对以色列的影响、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的裂痕与评估等。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国学界持续密切关注美以关系的升温，尤其是美国大使馆迁馆事件以及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所引发的国际反应，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特朗普政策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关切。除了美以关系以外，学者们也关注以色列与伊核危机、以俄关系、以色列与欧盟的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等。
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迅猛发展，学界在中以关系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色列人的中国观、“一带一路”倡议在以色列的反响、以色列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以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的成立与工作机制、中以创新合作的成就与困难等主题，还探讨了中以创新发展模式的异同以及中以之间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机遇与挑战。
三
“弹丸之地”以色列能够成为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确实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一道风景，中国的以色列研究既有国际视野，又不乏中国特色，其特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注重现状研究。犹太学初兴之时，中国学术界的聚焦点主要集中于犹太历史文化领域，如希伯来圣经研究、古代犹太社会研究、犹太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不同时期的来华犹太人等。新世纪以来，由传统的犹太历史文化向以色列国家的转向明显，更多的学人把研究领域聚焦于当今以色列国家的方方面面。从研究导向来看，现实意识与当下情怀明显上升；从成果内容来看，越来越多的人着力于探讨现实问题，描述以色列国家的特性与发展历程，挖掘以色列因素在中东地缘环境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第二，注重从区域研究的视野中观察以色列个案。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世纪巨变，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中东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永恒主题。整体来看，当今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普遍受挫，经济现代化模式纷纷失败，威权政治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处于中东地缘环境中的以色列却因为历史传统的差异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今天以色列虽然存在着“犹太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激烈博弈，政治碎化与族群分裂的现实依然严峻，但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模式以及政治文化的建构历程在中东地区独树一帜。因此，中国学者从中东大格局中观察以色列个案，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分析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第三，关注非主流及少数族裔的学术表达。中国学术界一方面聚焦于以色列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官方历史叙事，尤其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回归历程、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篇章、移民社会的发展、创新型国家的成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另一方面，对非主流的学术表达如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多元文化主义、以色列国家的异质表达者也予以关切。从研究对象上看，既聚焦主体民族在以色列的发展历程，也关注少数族裔阿拉伯人、贝都因人的生存状况及其社会诉求与现实困惑。
总体来说，中国的犹太-以色列研究兴起得较晚，但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它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习惯于某些套路式的观点，深入的个案分析不够，富有学术深度与创新性的成果不足等。因此，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与国际学术界深度接轨的犹太-以色列研究体系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张倩红，系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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