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胡壮麟：要发展、要创新，特别是年轻人

北大120周年校庆应用语言学研习

共享学习，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加油，研习人！

‍

欢迎关注我们，一站式分享海量语言学术资源

转载来源：翻译教学与研究公众号2018-05-12

转载编辑：研习君

敬请星标应用语言学研习，喜欢请点赞，分享请转发⭐

敬请关注并星标，欢迎点赞、在看、转发！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名家访谈

记者：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7级硕士生陈斓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缑清睿

编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田淼

教授简介

胡壮麟，男，1933年3月生，上海市人。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翻译、参谋，1959年任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翻译、编译组组长、情报组组长。1973年回北京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曾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教研室教员、讲师、副教授、英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导、系主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英语组副组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会长。此外，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30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英语教学法等，著有《语言学教程》（Linguistics: A Course Book）、《系统功能言语法概论》、《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理论文体学》、《认知隐喻学》、《跨越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集》等。其中，1992年主编的《语言学教程》，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语言系统与功能》、《英语学习百科词典》、《新意识意式558易用汉语词典》、《北京市21世纪教材（英语）》、《语言学高级教程》、《新世纪英语大词典》等。发表论文230余篇。

记者：您在40年代就读于上海市私立圣芳济中学，在那里读书的日子应该是一段对您影响深远的岁月吧，想听您谈谈您的少年时光。

胡壮麟：我的中学叫圣芳济中学，原名圣芳济书院，是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办的。这个中学的资格老到什么程度呢？比北大还早，1874年就成立了。在上海四个男中当中，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淘汰制度非常厉害，每年要淘汰一个班，直到高二为止，保留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从今天的教育角度来说，你应该想办法让全部学生能够提高快一点，所以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个学校对体育运动比较重视，比如说我所在的高一丙班就有三个足球队。上海是从三年级开始有英语的，我进小学是1938年到1944年，一共6年，1944年到1950年是中学。但是1932年到1945年之间，爆发日本侵华战争，日本侵略上海。我对日本侵略者很痛恨，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复旦大学附近，炮弹打过来把我们家炸掉了，只好逃难到徐家汇，那是个生活设施很落后的地方，家里没有抽水马桶。到五六年级的时候让你学日语，日本教员觉得你学得不好，就要打你手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个时候就是中学了。蒋介石从重庆回来，上海还有租界。外国人的军队在租界上耀武扬威，我看了觉得心里不舒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罗马的天主教派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神父来学校视察工作，带了饼干分给每人一小块，说你们上海人喜欢吃五香小蚕豆，说在他们国家那是牲口吃的，人不吃。我们听了以后非常不舒服。

记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您是怎样培养自己的兴趣的？

胡壮麟：这个我倒是体会很深的。我在中学对英文不感兴趣，我喜欢中文，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书，或者是到书店里坐在地上看书。当时我是想当记者。因为有个记者叫萧乾，很有名，我想当他那样的记者。那么为什么我后来学的英文呢？因为另外一个人，他是郭沫若的学生，是我的邻居，他说你要想当记者，英文要学得好，不然你做不到萧乾这样的记者。

我很喜欢文学，写东西什么的。当时高考如果国文好的话，分数达到一定程度大学可以免修的，但是我没有免修，说明我写的还不够好。我的国文老师朱德熙先生就强调，写作时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到了部队以后，部队的领导一再强调，你提供情报，每一个字都要有每个字的分量，空话不能有，因为领导都很忙，一百字就是一百字，不要长篇大论，所以以后我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这样，我在17岁上了清华的外文系。

到了清华，第一个学期我因为贪玩没有好好学习。第二个学期开始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出黑板报。我主要负责采访。因为我粉笔字写的不好，写了人家会擦掉重写。表面上我毕业后没有当记者，没有去新华社；实际上，我的工作都是和此有关系，比如说我毕业以后到总参二部工作，搞的是情报工作，一开始我在资料室是翻译，整天翻阅国外的英文报纸，美国的、英国的，然后把有关内容弄成中文。这跟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者：您入读大学两年后，从清华到了北大，能谈谈这段特殊的经历吗？

胡壮麟：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按大区统一招生，如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等，另有一些私立大学单独招生。一个暑假我考了四次，因为报了四个学校：华东区的复旦大学，私立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华北区考的清华。东北我没有报，我有同学报了那边。在这四个学校中，上海的复旦和圣约翰，我报的都是新闻系。因为我对新闻感兴趣，就是从中学我就想当记者。虽然我考上了复旦和圣约翰，可是我没有念。一个原因是清华的牌子比较大，另外一个原因，我一直都在上海生活的，我没有到过北京，所以就想离家远一些，到北方去看看。

到了1952年，教育部决定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学习苏联的路子。我那个时候在清华已学了两年，读文科就要到北大。

我在1950年—1952年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的学生，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被统一调派到新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四年级继续学习。1954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离校，获得马寅初校长签名的毕业证书。1972年底我又被母校接纳，回到北大任教，直到1996年退休。在此校庆120周年的时刻，往事浮现，百感交集。这里，谈谈我对北大1952年后的一些感受。

人们谈起北大，不是谈京师大学堂或者是沙滩旧址的老北大，以及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历史人物，就是联想到以“一塔湖图”为象征的新北大。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新北大，是我亲身经历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我是从这个新北大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

1952年暑假，院系调整后的新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我当时正被借调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校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已把我的行李从清华新斋全部搬到新北大了。

此前，我去过原燕京大学多次，对未名湖和博雅塔，沿湖北侧的男生宿舍和1—6院的女生宿舍还是熟悉的。待我在当年12月到新北大报到后，才发现情况变了。

新北大宿舍是挨着燕南院墙外小胡同南边的一个临时建起的小区（现经济学院和电教中心所在位置）。在小胡同上搭了一个天桥，连接宿舍区和燕京旧址。新建宿舍区有15栋二层的简易宿舍，每栋宿舍上下左右共有4个大房间，每个大房间有2个隔断，在隔断之间的3个空间各有4张双层床，也就是说，可容纳三八二十四人。这样，新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一、二、三、四年级的男生各占一个房间。在这样的空间内，保持宿舍安静异常困难。一人打呼，另外23人就得“洗耳恭听”。在四个双层床之间有两张桌子，只能供四位学生使用，其余同学或躺床上看书，或“另找出路”。原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现档案馆)座位很少，我们只能去教室或临时搭建的阅览室做作业，练就一套抢座位的硬功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新北大设有三个外语系。由于国家需要大量俄语人才，俄语专业学生最多，独立成系，占俄文楼。另有东语系和西语系，分占外文楼和民主楼。东语系最能体现老北大的传统，下有日语、越语、朝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专业；西语系下分英、法、德、西四个专业。就综合大学的外语院系设置来说，新北大的规模为全国之冠。

我首先是党员

记者：您从翻译到当情报组组长，差不多在中国农科院呆了13年。您从那个时候开始搞了13年农业情报工作，后来又到高校做老师，您觉得这中间情报工作有什么实践的意义？

胡壮麟：清华第一次动员参军，我不敢违抗家长意志，没有报名。第二次，我思想觉悟提高了，但体检后因为我高度近视也没有去成。毕业时，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去完成我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又加上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后来成了我的亲家）比我早一年提前毕业，就在总参二部。所以我就参军了，参军后搞了四年情报工作。

应该说我的人生的发展有顺利的方面，也有曲折的经历。当时一进清华，系主任就找我们新生谈话，说中国刚解放，国家需要大批的翻译，你们这批人是培养当翻译的。所以让我当翻译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后来翻译工作中，领导发现我有研究分析的天赋，就把我调到情报处专门去研究情报了。

研究情报时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搞氢弹实验，8月份要搞试验，我5月份就把这个情报汇报了。这样，处长交给部长，部长刘少文看了觉得不错，直接交给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又传给书记处，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所以不到一年我就立了一个功。而且部长在军人大会上介绍时，就说他才20来岁，我们这群老参谋已经30岁了。搞情报大多是把事情发生了以后写个总结，打仗死了多少人。仗已经打完了，就失去情报价值。胡壮麟把8月份的事情在5月份就提出来，我们需要这样的情报。所以这是对我的表扬。（后来）反右时我写大字报出了问题，因为我立了功，没有打成右派或中右，而是参加十万转业军人建设北大荒了。

在北大荒劳动一年半，刚巧农业部外事局局长在一次外事活动中遇到总参外事局局长，就把我和另一位五七战士调到农业部去了。那么到了农业部以后呢，人事局局长就通知我们去下属的中国农科院报到。农科院领导又跟我们谈话，问我们愿意去外事处，还是去情报室？我说我愿意去情报室，因为外事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我觉得我已经是不合适的了；那么情报室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搞过情报工作的。

记者：在您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身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作家，您自己最喜欢哪一个身份？

胡壮麟：就是教师。我以前想成为作家，但我始终不是作家。尽管我在中学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当作家的料。为什么呢？我从小生长在城市里头，小说里头要描写自然景物，如一棵树，这样的风景，我这都不熟悉，你没有这种体会，你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不适合当作家。

我也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一开始说我们将来是当翻译的、而且我在部队和农科院也当过翻译，但是我没有太多能够公开发表的翻译成果。除了我和我的大儿媳妇黄倩，她是北师大外语系的学生，合翻过一本尤金·奈达的《懂英语》，但还不能称为翻译。但是我支持翻译家的工作，他们搞研究我都给他们“点赞”，但我不是翻译家。

我不是教育家，我没有在这方面做过系统研究。我回国以后，教育部找我开会，一步一步受到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点。我认为北师大的王蔷才是专门搞外语教育研究的，跟她合作，我学到不少东西。

我也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我教过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功能语言学，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我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

至于符号学研究、澳大利亚研究等都是领导下交的任务。

不是专家，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杂家，什么都知道一些，但不精通。我承认，确实有一些人是往专家的方向发展，除某个专业或方向外，其他什么都不管，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刚刚说了我首先是党员，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做好，发挥我的作用。

要发展、要创新，特别是年轻人

记者：您对未来外语系教学有什么期待？

胡壮麟：从外语教学方面来说，我们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也就是对传统跟创新都要一分为二，同时要互相融合。有创新才能有进步。

另外一个方面，从如何培养我的学生来说。我对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我从来不要求因为胡壮麟是搞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你们都搞系统功能语言学，我都是让学生自己选择，你觉得你搞哪一方面你最感兴趣，而且觉得能搞出成绩来，你就去选择。我是这个宗旨。

我认为一个教师做得好，就是能培养出来能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个是起点。如果你培养的学生都超不过你，那你白活了，你这个教师白当了，这是我的看法。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人家就说了既然这不是你的特长，可是你要去带他，你不是唬人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我跟我的学生一块学，就学生探索的新课题充实自己，然后对学生进行指导。

记者：现在很多西方世界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胡壮麟：这应该是我们党今后的政策。从我们搞外语的来说，应该考虑如何从外语角度，发挥我们的作用来推广政策。

我碰到过一些情况，有一些单位或者老师们对学外语好像看不起，比如说我那时候是英语系系主任，有一次去参加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讨论学术问题和博士生的审批等等。我经常听到其他系的老师发牢骚，说学校太重视外语了，这些意见相当多。像我去年年初参加教育部的两个会，一个是高中的教材，一个是基础教育的教材审议。在分组讨论以前大家都在一块，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的提意见，说中学教材外语的课时太多，每周6个小时。那时我是不好吭声了，但是我注意到主持人没有搭理他们，因为他知道国家政策和领导意图，这个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另外，2018年是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您认为，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北大的精神？

胡壮麟：第一，就是希望你们在做到学习好以外，要把身体锻炼好。第二是希望你们该玩的时候玩，该跳舞的时候跳舞，该交朋友的时候交朋友。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再有就是要发展、要创新，就得依靠年轻人。因为我现在出去做报告，像我们这个年纪搞研究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呢？尽管都是用电脑，但是电脑稍微有些变化，有些新的操作技术和程序出来又要重新去学，非常费工夫。其次，要找材料，好多找材料的方法我老是学不会。有的时候好容易从网上看到国外一个什么材料，它要你网上放多少钱可以拷贝下来，这些都学不会。因此，我干脆跟领导说，我不招研究生了，这下更没有年轻人来帮我了，所以搞研究就比较困难。

当然，年轻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新技术，而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实践中检验效果。我们既要对事物一分为二，也要探索其合二为一的途径。新时代提倡多种知识和学科的融合，有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最后，学习和工作中碰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应该冷静下来，仔细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