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切尔诺贝利：人们因恐惧辐射和思念家乡郁郁而死 | 谷雨访谈
编者按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造成几十万人紧急撤离。 之后的30年里，有无数摄影师不顾辐射的危险回到切尔诺贝利，记录这场史上最严重核事故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的影响。谷雨特邀曾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的三位摄影师Gerd Ludwig，Donald Weber和Arthur Bondar，向我们讲述那张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照片。（特约撰稿：明晔）
核辐射反应堆里的15分钟，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Gerd Ludwig，国家地理摄影师，在20年间九次拍摄切尔诺贝利地区，出版摄影书《切尔诺贝利深长的影子》。
九十年代初，罕有步入切尔诺贝利的机会。乌克兰政府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走到哪儿，军方就跟到哪儿。尽管他们遵循着各种指令，却也在尽量理解我想要从当局得到拍摄许可的努力，而当局显然是要尽可能的切断一切可能性。当时，我尚未被允许接近反应堆，更不必谈进入切尔诺贝利。
转折发生在2005年。我穿戴上了保护装备，包括非常先进的盖格计数器和辐射测量仪，又套了一层3-4毫米厚的塑料工作服，跟着六个工作人员进入了反应堆。他们要在混凝土上钻孔，以加固反应堆的屋顶和西墙，因此还额外穿戴了防毒面具和氧气罩。我们的动作得非常迅速。那个地方的辐射实在太高，尽管我们有防护设备，一天也只能进去15分钟。
▲工人等待进入一个叫做“除氧器栈”的区域，计划在里面的混凝土上钻孔以安装支撑梁，用来稳定已经向外倾斜、有可能坍塌的西墙，2005年。图片：Gerd Ludwig/美国国家地理
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严峻的拍摄任务了。空间很暗，嘈杂，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当我们快速地走过散落着电线、金属丝和其他碎屑的昏暗隧道时，我几次差点被绊倒。一边拍照，我还要一边避开电钻产生的火花，因为里面都带着高度污染的混凝土灰尘。我知道我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来拍摄出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向世人展示此种场景，而且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了。想到这些，我的肾上腺素飙升。
然而，原本计划的15分钟刚刚过半，我们的盖革计数器和辐射剂量计就响了起来，气氛顿时更紧张了。测量计的哔哔声就像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唱会，提醒着我们：时间到了。我在求生本能和摄影师总想多停留一会的渴望间挣扎着，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最后能集中注意力，高效、快速而不草率的工作是我必须面对的挑战。
2013年时，我再次进入了反应堆，比2005年走的还要深。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我们停在了一扇很重的金属门前，工程师示意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拍照。然而，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打开那扇卡住的门。我开始觉得紧张。房间里面是全黑的，仅有的光源来自我们头顶的探照灯。乱七八糟的电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隐约辨认出房间最远处墙上有一个时钟。我只拍摄了几帧照片，还在等我的闪光灯充电时，工程师就把我拉了出来。我赶紧查看我的照片，失焦！我恳求他让我再进去一次，最后，他给了我几秒钟的时间去拍摄那个钟表，钟表上的时间显示为凌晨1时23分58秒，正是1986年4月26日在这栋楼里发生爆炸的时间。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
Donald Weber，加拿大纪实摄影师，多次前往切尔诺贝利记录核事故后人们的日常生活，著有《混蛋伊甸园，我们的切尔诺贝利》。
1986年，12岁的我因患了严重肺炎卧床不起，只靠趴着听收音机打发时间。那时候我深信，不管是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欧洲，我们都会死于某种可怖的核灾难，这个灾难极有可能是核战争；特别是身处加拿大的我们一定会卒于美苏两国的交火。电视持续向我们传递世界岌岌可危，核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的讯息。许多应急广播系统在不断被测试，像电影《洗劫后》和《赤色黎明》里那样；《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等杂志的封面也一直宣称核破坏、核战争即将到来，死亡就在我们面前。
杞人忧天的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这一切都无助于抚慰我的恐惧。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6年4月26日的几天后，电波里传来切尔诺贝利大灾难的消息，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将死在一场苏联造成核灾难里！
在电影术语中，这叫“起源故事”, 用来交代一个角色的背景，和他或她如何变成如今的样子。我的起源故事也从那一刻展开了。我对所有俄罗斯、苏联、共产党的东西简直着了迷，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相关的杂志、书刊和电影里。我想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自去看到这一切。而且，就像我在杂志中看到的那样，我会用相机记录下所见所闻。
最终，我终于到达了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最具毁灭性核灾难的现场，也是我对一切核恐惧的隐秘之源。2005年，我在切尔诺贝利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短途旅行。我对历史、理论和原因都毫无兴趣，去只是想看看那里有什么。我的问题很简单：核事故发生后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2006年的冬天，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和当地人共同生活、工作。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达汽车，努力让自己适应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吃喝如同当地人；主要以土豆和伏特加过活。
▲砍完柴，维克多和朋友在河边休息，2005年4月25日。图片：Donald Weber
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认识了维克多，他跟我同岁，甚至生日只相差了几天。之后我多次访问切尔诺贝利的时候都会和维克多见面。我可能总共给他拍了十次照，这张照片是一开始的时候拍的。他邀请我到河边，他和朋友们砍柴后在那里小憩。砍柴是那个地方仅有的，并且收入很微薄的的工作。切尔诺贝利一片寂静，甚至没有鸟鸣，却处处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因此那天，我们喝了酒，一杯接着一杯地开怀畅饮。
和维克多在一起时，我禁不住总是细细观察着他：是否他即是我？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对此，我无法回答，但这却是我喜欢这张照片地原因。对我来说，这是一副自画像，一个在做着狂热的梦的我。
这艘漂浮着的破旧的船，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Arthur Bondar，乌克兰摄影师，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村落的自然和居民生活，出版摄影书《茵陈的阴影》。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的时候，我才三岁。对辐射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第一次去切尔诺贝利是在2007年，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做摄影记者，去报道一个政客在当地的活动，自那以后，我就不断找机会返回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Teremzy村里一艘被遗弃的船。图片：Arthur Bondar/VII图片社“导师计划”项目学员。
这张照片来自《茵陈的影子》，是我过去八年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的村庄拍摄的一个集合。那一次，我在隔离区的一个村子里住了整整一周，一天都没有离开过。
返回切尔诺贝利定居的这些人都很友善, 大自然随处可见，还能享受绝对的安静。在那里，我的生活非常舒适和安逸。一天清晨，我散步去了普里皮亚季河，雾气笼罩着整个河岸，我远远看到一个船型的东西，走了过去开始拍摄。那艘船很大，布满了灰尘，拍摄完毕后，我一转身，又在不远几米处的白杨树林中看到了一艘小船。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村里其实有一个小港口，在灾难发生前，好多船都停泊在这里。爆炸发生后人们被紧急撤离，而这艘正在接受检修的船被留了下来。
正是在这艘船附近，我感受到了隔离区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但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没有一张能表达我当时强烈的情绪。最终，我将镜头稍微上倾，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下往上拍到了这张照片。那个无法言喻的感觉也终于明了了：这艘在白杨树和雾气间漂浮着的破旧的船，对我来说，就是曾经庞大的苏联的象征，也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在隔离区捕鱼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人们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家人才能填饱肚子。
谷雨：为什么给这个项目起名《茵陈的阴影》？
Arthur Bondar：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很多人相信，对这场悲剧的第一个警示出现在《圣经》中：“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来自《启示录》八章 10-11节。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市的名字就来源于这种叫做茵陈的植物。
▲在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附近的水库里，鱼因为受到高度辐射而体型巨大。
谷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生态好像是你项目的侧重点，为什么？
Arthur Bondar：是的，这个项目主要侧重记录了隔离区与附近村落的自然及居住者的状况。 当你来到一个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感觉是很奇怪的。2007年时我基本听不到小鸟或其他动物的叫声，现在，这些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是很神奇的。
在隔离区的土地上，你能感受到自然是多么的强大，而人类又有多么的脆弱。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让我们见识到人们可以多么轻而易举的毁掉一切，失去生活的平衡。
▲很多人因为长期受到高度辐射生病甚至死亡。由于大多数定居者是老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Ulyana Prokopavna是Straholesie村里最年长的人，去世时96岁。
谷雨：我看了这个项目的多媒体视频，也许是配乐的原因，照片里的切尔诺贝利给我的感觉很神秘，甚至有一点恐怖。这是你想到读者感受到的吗？
Arthur Bondar：是的。整个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充满了神秘感，我们对它的了解太少了，只知道：隔离区充满辐射，而辐射是危险的。很多科学家仍在研究隔离区内辐射的威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去拍摄会发现什么。我觉得可以把辐射和信仰这两个概念做比较，它们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但你明白它们一直在你身边。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就是一个辐射与信仰并行的地方，这营造出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
谷雨：从你的照片看来，在切尔诺贝利定居的人都是老人。为什么他们会重新回到哪里，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年轻人在哪儿？
Arthur Bondar：悲剧发生的几天后，苏联政府决定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千米内的人撤离，这里面包括许多村庄。当然，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部队来人把人们扔出了他们的家，但是人们还是非法的回来了。后来苏联政府决定给老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去，并给了他们“自主定居者”的身份。直到今天，年轻人仍然不可以在隔离区居住。
▲一位刚刚在隔离区边界附近采了蘑菇和果子的老人。
谷雨：当地人和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Arthur Bondar：大多数的自主定居者都信奉宗教，对上帝的信仰帮助很多人度过了难关，而且大多数定居者认为，那些搬离隔离区的家的人，最后都因为过于恐惧辐射和思念家乡郁郁而死，而不是因为受辐射过度死掉的。在有教堂的地方人们更是绝对的相信上帝，认为是上帝拯救了他们。
Nykolay Yakushyn是Yllynskaya教堂的一名神父，这个教堂是切尔诺贝利唯一还开着的教堂了。他说：“如果你不尊重隔离区，它肯定会杀了你，但如果你对在这里遭受过苦难和死去的人充满了爱和怜悯之心，隔离区是不会碰你的。”
▲一张1986年的隔离区地图。隔离区是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圆心向外30公里内的区域，整片土地被铁丝网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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