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高三》：拍高考充满了乐趣，注定有人上有人不上 | 谷雨推荐
▲ 《高三》是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于2005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作品。本片纪录了中国福建省一所普通中学一个高三毕业班的真实生活。高三的生活日复一日，简单而又沉重，痛苦却也快乐。本片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引言
想要持续拍摄公共场所生活的周浩，打算以高考为大背景把镜头深入一所中学里，他先考虑以名校湖北黄冈中学作为拍摄地，却遭到拒绝，后来《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方三文牵头联系了老家福建的武平一中，经过考察，周浩定下拍摄方案，从04年到05年，记录了武平一中高三某班高考冲刺一年的校园生活——班主任王锦春带领高考班进行最后的冲刺，孩子们辛苦晨读、听课。入党积极分子要去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一个差生经常深夜翻墙跑去网吧，他玩网游也能赚钱；两个谈恋爱的学生远远走过，一个镜头摇过来，落在楼上正在看着他们的班主任王锦春脸上；开班会的时候，王锦春扯着嗓子领唱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高三》传播面极广，在凤凰台和中央台都播放过，片子还出过一本同名书《高三》，附赠一张碟，看过的人很多，由此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反响。很多人看完《高三》认为是一部励志片，把它作为励志片来看。也有人觉得片子带有批判色彩，比如学生对政治课本上的教条死记硬背，“看起来很荒诞”。
但把《高三》说成是励志片或者说成是有批判性的东西，都不是周浩愿意看到的，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客观的记录，在采访中说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他的观点：“当时给人看的时候，说是励志片，我很生气，我拍摄的不是励志片啊。到现在80%的人说这是一部励志片。可能这80%是以学生为主的。其实完全不奇怪，现在我可以说出五六种观感。日本人看了后，觉得天呐，我真幸福，我没生活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我在美国放的时候，有观众说请问哪里可以雇佣到这些中国人，他们觉得这是一帮特别好的雇工，听老板的话；欧洲人把它当成恐怖片来看；中国40多岁的人又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孩子特别讨厌这个老师，但我觉得95%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给这个老师带；还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这是一部政治影片，我问为什么，他说一场考试就能决定一群人未来的命运，这就是政治。”从这个角度看，周浩已经达到了他所推崇的现实的暧昧性、丰富性，“所以说做纪录片让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后面那些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才是人类社会中最最真实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判断世界都是非此即彼，那我觉得太单一化了。”
—— 张翰 《电影世界》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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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访谈：关于《高三》
来源：Ifilm爱电影
访问者： 刘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副教授 博士
受访者： 周浩 纪录片编导 独立制片人 摄影记者
时 间： 2006年8月16日
拍纪录片必须要有女人参与，这样很多环节你才能够开展。
刘洁：我们的访谈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第一次看《高三》是去年12月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间教室里，记得当时看完后，心理很拒斥、很抵触，也没跟你好好交谈，就匆匆走了。
周浩：那时知名度不高呗。开玩笑。
刘洁：呵，还真不是。现在“看清楚了”，就是你的《高三》，那么细致、那么无可逃避地把我记忆中的“高三”生活唤醒了……特别烦躁，不愿再回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拍摄这个选题的？为什么选择福建武平一中？
周浩：2003年制作完《厚街》，中间有一个空档，当时我也在作别的片子，但大都是长线的。我那时特别需要作一个短线片子，向我的老板、同事们证明我的能力。那会儿正好看到香港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张虹拍的《中学》，挺受启发的。
刘洁：我看过碟，是第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参展作品。
周浩：拍中学，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题，当然我们的表现方法肯定不一样。刚开始，一想到要拍中学、拍高考，就自然想到湖北的黄冈中学。我找了两个曾经在黄冈作过记者的同事，把话传过去了，问愿不愿意我来拍，但对方拒绝了。
刘洁：不配合？
周浩：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大的功夫就在跟人打交道上，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你去拍，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刘洁：从《厚街》我看出了你的这种本事。那间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好像都很接纳你。
周浩：也不是的。很多时间需要去权衡各种关系。拍《厚街》时，有一阵子我把太太带过去了，当时就是因为我摆不平关系了。
刘洁：吉江红，我在片尾字幕中看到过她的名字。
周浩：厚街上的那些人，失业、穷困而潦倒，打架、情感纠缠、在出租屋里接生孩子……后来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些采访对象了，当时就跟我爱人说，你必须帮我，帮我来控制一下局面，不然我就掌控不了了。
刘洁：那这一次呢？
周浩：黄冈中学拒绝以后，我就开始找别的点。我有一个同事叫方三文，当时他在《南方周末》工作，现在是网易的主编，是他推荐我去了武平一中，那是他的母校，1992年他曾经是福建省高考的第二名。我们去的第一天校长请客，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到我想拍一部中学高考前的片子。当时方三文的语文老师王锦春在场，他每年都接管高三班，无意中他谈到方三文的作文，还背出了一段，这可是12年前学生的一篇作文呀，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真不错。但是，那会儿觉得他肯定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他不够严厉，比较温。
刘洁：现在看来，选择他倒是一种运气了。
周浩：在各种偶然因素下我选择了他，的确有运气的成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不愿意承认它是运气，如果我那时拍了另外一个班，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呈现方法吧。当时我们去武平已经是2004年的六月份了，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选择这所学校、选择王锦春真有点像押宝一样。
刘洁：在《高三》里，王锦春就像“高考”战车上的一个特别热情的战士，他那种特别夸张的言行，刚开始看稍有点“秀”的感觉，看到后来才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天生的、感性的、激情的个性，应该说他在这个片子里，真的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浩：比如有一个场景，就在高考前的一天晚上，王锦春见到同学们就握手，在拍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镜头会不会有点太做作的感觉，后来我问过很多看完片子的人，问他们觉得这个镜头怎样，没想到大家都说挺好的，于是我就保留下这个镜头。
刘洁：呵，我看了也觉得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是合理的，但是要换另外一个人恐怕难说。
周浩：对，他还是蛮率真的一个人，我对他和同学们还是蛮感激的。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做这个纪录片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他们的意义，可能比对我的要大。我曾经说过，再过10年、20年，说不定我都已经淡忘了，但是对这部片子里的人来说，那是他们一生的记忆。纪录片作到这个份儿上，也是蛮值得的一件事情，你会让别人记得你一辈子。
刘洁：你是和王锦春一起见到这些高三（7）班的孩子的？
周浩：2004年7月4号，王锦春第一次跟他们班的同学见面，我也是第一次。后来，我有些后悔，至少应该从高二的时候就跟拍。这是个文科班，男生不到二十人，而且成绩好的前十名全是女生，简直就是阴盛阳衰的一个班。开始我觉得蛮失望的，该怎么去掌控呀？虽然我跟女生的关系处得也挺好的，可我没法出入女生宿舍，很大一块内容我拍不到，所以当时我特别想找一个女助手，而且至今我也一直认为，拍纪录片必须要有女人参与，这样很多环节你才能够开展。
刘洁：对，就像你拍《厚街》那样。
片子作出来以后，有一个反馈，说我拍了一部励志片。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哪是一个励志片？
刘洁：《厚街》和《高三》，人们看完之后反馈的信息是什么？
周浩：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吧，《厚街》没有在大陆媒体播过，只是在一些纪录片节和小范围里放映过。《高三》就不同了，央视等好多台播过。《高三》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对它评价不是太高，它肯定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纪录片，觉得它不如《厚街》，只是播出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最近，我做了一个《厚街》回访，找到了当时在出租屋里出生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四岁了，他妈妈跟我说，你来拍我孩子吧，拍到他们结婚。我非常自责，四年没有拍这个孩子了，我无法做到时刻去关注他们。但这让我也非常欣慰，一个农村出来的民工，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对她有着很深的意义，纪录片能作到这个份儿上，真的非常好。
刘洁：你说过：“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这其中的意味我特别能理解！“高三”那种极端分裂、极端无助的感觉，一直把我撵到了今天！（上个月我终于拿到我的最后一个学位）这也是片子中那位已经被旋拧在“高考战车”上的老师王锦春一再鼓励大家要坚强越过的“最痛苦的时刻”。我特别想知道，你面对这群人有什么感同身受的感触？
周浩：实际上我认为《高三》并不是在谈高考，我是在谈一群17、8岁的孩子怎么长大的。
刘洁：对，是处在一种特别情境之下的成长。
周浩：片子作出来以后，有一个反馈，说我拍了一部励志片。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哪是一个励志片？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一种观点，就是你拍一部片子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地，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包括这部片子里的这78位同学。他们每看一次片子，都会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这种感觉可能会贯穿他们的一生的，我或多或少对他们是有影响的。获奖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到了38岁才知道得第一的滋味，你们还早呢！”
刘洁：哈，这是拐着弯的励志。
周浩：那个叫林佳燕的女孩，做梦都想考上北大，我当时跟她说，你今天考不上不要紧，你每天早上起床跟自己说：我一定要上北大，本科、硕士上不了，博士也要上！如果你一直努力的话，这个目标对你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有人说，这个班上将来最有出息的应该是那个懂得靠网络赚钱的钟生明，可我这么跟他讲，如果你上了大学，你成功的概率有50%，如果你没有上大学的话，你也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概率只有5%，我说你赌5%还是赌50%，你自己决定。我一直是用这种方法跟他们交流的，偶尔还客串一下他们的班会。虽然从拍纪录片的起码行业准则来说，我应该尽量少地干扰拍摄对象，但是我发现我骨子里还是认为，在这个国家，你不考上大学，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会情不自禁地扮演王锦春的另外一种角色，鼓励他们去学习。我不知道这种鼓励是对是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刘洁：从《厚街》到《高三》，再到你现在正在拍摄的《棉花》，我感觉你的片子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注度、社会责任感很强，这恐怕是你做了十多年新闻记者的一种自然的延伸？
周浩：这是戴高帽子。我在这几个从业单位学会了不少东西。在新华社，我学会了用图片说故事；在《南方周末》呆了三年，我懂得了如何选题，我有足够的敏感。我不希望我的片子仅仅是孤芳自赏的，而是希望有共鸣，我是喜欢掌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关注度较强的题材，这样我会得到回报。得到回报的目的，就是让我快乐地生活下去，因为我觉得快乐还是第一位的。所以，这种关注度跟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刘洁：《高三》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都抹不掉一种感觉：冷冷的沉重感和忧患意识。
周浩：我不愿意谈忧患意识，“忧患”本身就带有从高阶级往低阶级看的优越，是一个俯视的感觉。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比别人高。《厚街》是拍给谁看的？给这些农民打工仔的后代看的，是给我拍的那个出租屋里出生的孩子看的，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话语权，没有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途径，他们的数量超过了一亿，甚至几亿。虽然不能说我拍的东西就能反映他们的心声，但是我至少可以让这些孩子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当年是如何生活的，我不想让这种东西变成一种缺失。
刘洁：这种缺失的担忧与挽救，恐怕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简单延续，这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有关联。
周浩：肯定有关联。虽然纪录片是以真实、写实来标榜自己，并作为自己最大的卖点的，但是纪录片从来都是纪录者心灵的纪录。比如《高三》，就是一个38岁的老男人看17、8岁孩子长大的一个纪录。等我到了48岁再去拍，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拍法了。所谓的独立制片，就是不代表任何机构，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看待社会某一事情的发生、发展的。当然独立并不代表他是正确的、能够代表大众的。
刘洁：当然也不一定代表偏激。
周浩：你也独立，我也独立，就会给大家提供一种独立思维的方式。以前我们是一元化、一体化的，对某个事情的看法，全国好几亿人都只有一个认知，现在这种独立的东西出现以后，它是个人看待社会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这是独立制片的意义所在。
刘洁：这也就是你纪录“高三”的意义？
周浩：这是我独立表达的方式。说好也罢，骂我也罢，起码从这个片子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高考就是这样一种浓缩，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一个做纪录片的人而言，里面充满了乐趣。
刘洁：“高三”蕴含着很多的人生况味，身处“高三”的这群人以及跟他们关联的老师、家长等等，都一起拥挤着、极其焦虑地走在一条“单行道”上。你在拍摄之初，是自然切进他们生活的？还是事先有过周密的设想？你的拍摄、表现策略是什么？
周浩：如果说有表现策略的话，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不会是特别明晰的。我拍的是一个短线的片子，高考是能够预见的，但高考的结局却不可预见，其中自有戏剧性，但片子的进展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刘洁：从片子中看，感觉是没有特别的设计，但是有直觉的东西。
周浩：因为我做过十多年记者，凭直觉就知道这里有戏，就像当时去拍《厚街》一样，明显地能感觉到会有戏。拍纪录片，怎么去寻找拍摄对像呢？毕竟我们的生命有限，你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所收获，就要去找那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会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很多故事的事情，它是一种生命的浓缩。高考就是这样一种浓缩，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一个做纪录片的人而言，里面充满了乐趣，因为这一年，注定有人上，有人不上，选择这个点肯定会有戏剧性的，而且观众也会有看点的。
刘洁：《厚街》不是一个结构性特别强的东西，但是其中的小故事特别精彩；而《高三》是有一种结构感的。
周浩：对。如果只流于表面的纪录的话，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进步，结构感是被观众“逼”出来的。我从来不希望我的片子是没人看的，我需要有观众，需要共鸣。所以我需要一种结构来表达，要让别人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明白我要说的事情。
刘洁：在《高三》里，有两条线索交织，一个是生活流，一个是心理独白，这种独白你没有采用解说词，而是用林佳燕的日记来串联。
周浩：林佳燕是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正合适我片子的设计。大体来看，钟生明的戏是够的，王锦春的戏够了，张兴旺是后来“跑”出来的，我必须找另外一个人去平衡，不能都是“坏”学生，林佳燕就是我用来平衡的。
刘洁：但观看时，感觉像是你在后期才找到的表达方式，所以在对林佳燕的交代上显得不够从容。
周浩：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知道林佳燕在写日记，当时就有了用日记来串片子的想法，但我没有惊动她，我怕说了以后会影响她的整个日记的写法，说不定还会中断。高考以后，我和班主任去找她，告诉她这日记对片子有多重要，当时有赌博的成份，但是她非常爽快地就答应我了。有了想法后，平时拍她我就注意捕捉一些她的空镜头，这是可以事先做到的，但是现在看来，很遗憾。
刘洁：这个角色好像是有点遗憾，她作为日记的主人，内心的展现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在现实生活流当中，对她的纪录是欠缺的，只有很少的影像出现，而且感觉像是偶然逮着的。
周浩：对她来说，我真的是蛮遗憾的。但没有办法。
刘洁：她没有个性？
周浩：她有个性，成绩好，我跟她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她每天从家里骑自行车来上课，我连她骑自行车都没有拍到，她不让我拍。每天在食堂吃饭，她是速度最快的一个，可能两分钟就吃完一碗饭，转身就往教室跑，这个镜头我也没有拍到。高考前，她根本不理我，离我远远的，我特别理解，他们的压力太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还拍过他们班另外一个成绩好的女生，但后来一个镜头也没有用。还是蛮迷惑的，拍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结片，其中有很大的赌博成份。
刘洁：当然，反过来看，这让我们感觉到林佳燕就是一个符号。
周浩：我是通过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来组织《高三》的，其中肯定有不少模仿痕迹，但我尽量让自己学得到位些。这种学习有一个过程，会一部比一部更加注重。
比如我正在拍的《棉花》，不仅要讲故事，我觉得结构肯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拍了一个新疆穆斯林家庭怎样种棉花，一个河南的乡镇干部怎样组织农民去新疆摘棉花，一个长途司机怎么把棉花从新疆拉到内地来，一个棉花经销商如何去买卖，一个广州的服装设计师如何来设计，最后还有一个卖牛仔裤老板的故事……我肯定会下很大的功夫去构造它。我的文字不够好，这种DV影像，正是表达我、弥补我的非常好的方式。
孩子们背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对自己的成长有什么帮助，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刘洁：在《高三》里，我看到一种对立，或者叫分裂，比如：正常的学习教育与高考录取率；日常语言与异化了的学科语言，就像学生们在早自习时大声而机械地背诵着：“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保护世界环境……”、“林彪、江清反党集团……”等等；个体的思想情绪与高考压倒一切的总目标；入党积极分子大会上讲的那种话和我们真正发自心底里的话；学生的青春萌动与规章制度；甚至王锦春的“热”与你的“冷”……通过展现这种分裂，你特别想表达什么？
周浩：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理解你说的这个分裂。就像那次放映时，有好几处都惹得人们笑场，可是面对现实生活，谁也不会去笑，这是怎么回事呢？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要我把这部分删掉，说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可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荒谬的、不切实际的事情随处可见，我们为什么能睁只眼闭只眼呢？孩子们背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对自己的成长有什么帮助，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就像我小学上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它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刘洁：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用意”。一方面通过影像你把这些日常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放大了，另一方面通过片子你还结构出这种“用意”。这种用意就是用影像对时代进行冷静的纪录。
周浩：我是一个纪录者，做不了改良者，我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纪录者。我纪录这个时代，需要它有时代的烙印，比如说学生在课堂上背一个数学公式，背一个英语单词，这种影像承载的意义不大，十年以后还是这个公式、还是这个单词，没什么意味。我希望我纪录下来的东西有一些时代印记，这个印记是为了让我的片子有更长的一个生命期。我希望我的纪录是一面镜子，也许因为我打磨工艺的原因，它不是那么平整，但它至少是路边的一潭水，哪怕是雨后的一潭水。若干年以后，你无意中从此路过，会发现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面镜子能够提供这种功效的话，我也就非常满足了。
刘洁：你先后拍了快一年，去了几次？
周浩：差不多平均一个月一次。有时两三天，有时二十多天。对于《高三》，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觉得在那儿投入的时间不够多，而且我当时有一种蛮急躁的心态，就是渴望着有更多的人能够认可自己。这其实是作纪录片人蛮忌讳的一件事情，因为心不够静。你心有多静，你片子就会有多出色！很多故事就是这样自然呈现出来的。比如有个镜头，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两个谈恋爱的学生，远远地走过去了，一个完整的镜头摇过来，落在楼上正在看着他们的班主任王锦春那儿……
刘洁：看到这儿，大家都在哈哈地乐。
周浩：很多观众问，怎么拍到的这个镜头的。其实，我的片子都会有这样的镜头，这不是偶然得到的，只要你肯花时间，再加上你的技术不是很差的话，就一定能拍到这样的镜头。这起码会让你得意很长很长时间。只是，拍《高三》时，真的还是有急躁的一面。如果能够待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样的镜头会更多一点。
刘洁：意识到心不静，就是一种转变。
周浩：这是我必须走的一个过程。现在看来，《高三》恐怕是能够让我把下一个片子作得更好的一块砖吧。
拍片子，你肯定要对这个片子有所掌控，如果高潮发生了，你不在场，这是你的失败。
刘洁：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在开班会的时候，王锦春扯着嗓子领着大家一起唱那首齐秦的《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这既衬托了王锦春用歌声励志的激情，也渲染了一种坚持却又无奈的情绪。片子里还从头到尾贯穿着一首女声哼唱的朴树的《那些花儿》，也使各种情绪有了着落，怎么想到选它？
周浩：因为我需要一首歌来反映他们的情绪，从一开始我就希望有一种音乐能和片子相配合，我找了几个喜欢音乐的同学，要他们说一些他们喜欢的歌，其中就有朴树的《那些花儿》。我看了歌词，觉得特别贴切――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于是，我就让那个学过声乐的同学谢怡在课间给我唱了这首歌，我是用无线麦录的。后来，我还向朴树买了这首歌的版权。
刘洁：有些镜头很有意思，像味精、胡椒一样，少了它们就没有滋味了，刚才讲的王锦春远远地盯着两个谈恋爱的学生；还有深夜学生翻墙上网吧，你像一个老猫似地守在墙外，他们一个一个跳入你的镜头，发现你后，那孩子冲着你说：“别拍了！”看得出，你跟他们处得挺融洽的，这个镜头是怎么拍到的？
周浩：翻墙，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摆拍的？
刘洁：摆不出那种感觉。
周浩：钟生明他们翻墙我肯定是知道的，他们也知道我在外面，为什么呢？因为钟生明一个星期要翻3、4次，我在那儿呆了一年时间。我自然而然就能碰到这样的场景，这对我来说不困难，是很自然的。只要在那儿呆着，你就知道这个事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发生。比如王锦春的很多场景，为什么录音效果这么好，因为有一种直觉，我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早上就放个无线麦在他身上。拍片子，你肯定要对这个片子有所掌控，如果高潮发生了，你不在场，这是你的失败。
刘洁：我觉得你的片子剪辑的节奏感很好，只是有几处，感觉在风格上有些“跳”，比如在课间时对那个穿粉色衣服女孩的采访, 既没有关联又没有交待，很突兀；还有，对那农民夫妇的采访，对那母女俩的采访，对学生钟生明的采访等，都有种专题片那样仅为了说事的“硬切感”，看得出你前期的拍摄没什么“框框”，拍得比较随意松弛？
周浩：对，比如现在有很多纪录片，拍摄者通常不出镜、不出声，也没有访谈。
刘洁：是那种受“真实电影”、“直接电影”风格影像的片子。
周浩：《南方周末》有个记者叫李宏宇，他从个人的好恶而言，也觉得这些访谈不好，他让我把这些部分去掉。我不能说是刻意吧，但是觉得纪录片应该是个多样的东西，比如拍摄者出不出声、出不出镜，或者作不作访谈，其实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要观众能接受，怎么都行。有很多地方，我不希望彻底地把自己隐去。
刘洁：其实是隐不去的。
周浩：对，实际上所谓的隐去，就是把观众看镜头跟你交流的这些画面给删除掉了。我会尊重很多意见，但是我不会墨守一个规则的。你说采访家长那个问题，如果我拍得更充分一点，如果有更好的切入方式，可能就不会突兀，这个我不否认。
刘洁：钟生明和张兴旺逃课，面对着家长和老师的质问，钟生明跑掉了。接下来采访他，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从整个片子来看，风格上还是有些“跳脱”。
▲ 钟生明经常逃课上网，却懂得如何利用网络赚钱
周浩：我当时也在怀疑，只是他这段话蛮精彩的，讲他怎样通过网络来赚钱，讲了他真实的想法。我调查过，这一段采访实际上再长一点，观众也是能够接受的。比如，王锦春有很多面对我的镜头，他会突然跟我说一段话，或者有感而发，全被我删掉了。而我却保留下对钟生明的这段访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觉得观众会被他的话所吸引，因此我就忽略了别的问题，这段是故意处理的。我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别让一个好选题砸在我手上，那我会后悔的，而别的事情我就不会特别担心了。
关于周浩
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任摄影记者。2001年下半年，周浩开始尝试纪录片的制作。其《厚街》、《高三》、《龙哥》、《书记》曾在几十个国际影展上展映、获奖。曾任2007年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评审、2008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评审。2014年，其作品《棉花》获得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15年完成新作《大同》，并再度蝉联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制作纪录片的同时，他还创建了纪录片中文资讯网站“镜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