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终无罪，仓促的死刑与迟来的正义 | 谷雨推荐

▲。在得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的结果后，聂树斌父亲与聂树斌姐姐放声大哭。摄影：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历经7890天，聂树斌家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场迟来的审判。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被怀疑者聂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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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滑璇 韩永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聂树斌生前的照片。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聂树斌生前的照片。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知道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开始往郊区公安分局跑，一是要看看儿子，二是想问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一周之内，她从鹿泉骑车去了两三次，次次都被堵在门口。“连门都进不去，怎么找人，怎么问?”张焕枝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见不到儿子就赶紧找律师。通过聂父二嫂的关系，张焕枝辗转找到在法律服务社(现石家庄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景和。“张景和从前好像不是律师。聘请他的时候，我给了2000元。”张焕枝回忆，“那个时候2000就挺多了。”

对于整个聂案经过，张景和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非公职人员。然而，据他的家属透露，如今77岁的张景和由于疾病缠身，已在医院住了多年，根本无法回忆近20年前的旧事。

一开始，聂家人都以为，聂树斌最多也就是个小偷小摸。更从未想过，从不惹事、有些口吃的聂树斌犯下的竟是强奸、杀人的大罪。甚至，在找律师的那段时间，聂家还如期操办了聂树斌姐姐的婚事。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聂学生在工作单位石家庄联碱厂见到一张逮捕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聂树斌“强奸杀人”。据媒体报道，老实少言的聂学生当时死活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狂喊着“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警察说，签吧，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儿子强奸杀人?张焕枝怎么也想不通。“树斌从来没跟女的干过那种事，怎么会去强奸?而且那个女的三十好几了，树斌才二十，怎么会去强奸她?”在张焕枝眼中，儿子性格内向，甚至有些懦弱。1993年儿子在家里连只母鸡都不敢杀，第二年怎么就能跑出去杀人?张焕枝说得非常直白：他没那个胆量。

▲聂树斌的姐姐展示她和弟弟生前的合影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满脸泪水”

一审开庭前，张焕枝在二嫂家第一次见到张景和，时间不长，只有半小时不到。18年后，见面时的大部分细节，已然忘却。她只记得张景和告诉自己，对玉米地中的命案，聂树斌前5天都不认，第6天却突然改了说法。当张景和询问聂树斌，“之前你怎么不认”时，聂树斌没有回答。再问“现在怎么又认了”，聂树斌流着眼泪，略带口吃地说了两个字：打哩。

对于这个说法，张景和曾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间接否认。媒体报道显示，张景和一共与聂树斌会见3次，但聂从未喊冤，每次都承认事情是自己所为。

在聂树斌供认犯案时间的问题上，《青纱帐静悄悄》也有描写：9月29日，在侦查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攻心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聂树斌自知再无法抵赖，终于缴械投降，供认了拦路强奸杀人的全部犯罪事实。9月29日，正是聂树斌被抓的第6天。

至于口供内容，张景和告诉张焕枝：现场什么样，口供就什么样。依据此前报道，张景和曾经透露，聂的口供里包括尸体摆放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这一切，均与现场吻合。但张焕枝强调，张景和说现场没有指纹、脚印，也没做过DNA鉴定。

从二嫂家回来，张焕枝左思右想。她认为，儿子天生口吃、不会回嘴，审问时必然吃亏。“过去，我也错怪过他，都是事后才明白，因为他说不出来”，张焕枝说。而且，前5天为什么一直不认，第6天就认了?从此以后，张焕枝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问张景和儿子身上是不是有伤?”

接下来的几个月，聂树斌音信全无。张焕枝再次见到儿子，是在1995年3月3日，案件一审开庭之后。

1995年，石家庄中院还在靶场街，马路不宽。那天，张焕枝赶到法院，却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没能入场。除了法官、检察官，走进法庭的只有康父与张景和。张焕枝一直在街上等，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张景和与一名法官一道离开，庭审结束。

张焕枝匆匆走上法庭所在的二楼，刚一推门，就听见聂树斌号啕大哭。她赶快跑进去，看到聂背对自己，还没跑到跟前，就被几名法警拦住。张焕枝大叫一声：树斌!儿子抽泣着回头看了自己一眼，满脸泪水。这是母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相隔七八米远，没有说一句话。

对于庭审情况，张焕枝事后曾找张景和询问，张景和说他抓住证据不足这一点努力辩护，但法庭并未采信。

康父也向李树亭回忆过此次一审场景，“一开始法官先说了一些程序问题，之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依据康父的说法，庭审中没有进行调查、质证和辩论，张景和只说“孩子年轻，从轻处罚”，并让聂家多赔钱。

在李树亭看来，这次庭审过于简短，“从时间上看，留给律师说话的机会不会太多。”李树亭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放在现在，开庭最快也得半天，一般都要一整天。”

1995年3月15日，聂案一审宣判，认定聂树斌强奸、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处聂树斌赔偿康家丧葬费及其他费用2000元。

宣判后，聂树斌和康家同时上诉，前者的理由是量刑过重，后者的理由是存在疑点、民事赔偿过低。与一审相比，二审干脆没有开庭，只作书面审理。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减轻了对聂树斌强奸妇女罪的量刑，但整体维持了石家庄中院的原判。

那段时间，张焕枝说她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71岁的张焕枝站在儿子聂树斌的坟头。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一案两凶”被曝光也已近十年，她仍在等待。南都记者 郭现中 摄

执行死刑

五一前后，正值春夏之交、天气转暖之时。

1995年4月28日，和康玲玲出事的那天一样，也是一个周五。在张焕枝的叮嘱下，聂学生挑拣了三件单薄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来到关押聂树斌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一看聂学生来了，马上问道：你怎么又来了?聂学生说：天热了，我给儿子拿两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说说。聂学生走过去，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走了?去哪了?”聂学生不解。那个冲他招手的人说：往后不要再来送衣服了，你儿子昨天被枪毙了。

聂学生只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在地。回到家后，张焕枝听说儿子已不在人世，关切地问道：你刚才怎么回来的?聂学生说，我都不知道骑自行车怎么样骑回来的。之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一言不发。

许久，聂学生躺在床上幽幽地告诉张焕枝：你坚持住，我也坚持住，咱们不管，一定要再去问问。张焕枝说，人都枪毙了，问又有什么意义。外表憨厚、不善言辞的聂学生说，那不行，必须问。

聂家与康家：恩怨十九年

得知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张焕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要儿子的骨灰。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2013年9月27日，聂树斌的母亲在判决后走出法庭

张焕枝不服输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敏感的康父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在得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的结果后，聂树斌父亲痛哭。摄影：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

恩怨纠缠

玉米地案后，聂家与康家两家人的命运像两条直线，在1994年盛夏交汇过后依循着各自的轨迹，渐行渐远，但谁都逃不出痛苦的阴影。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出现，才把两个家庭重新拉回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

2005年，石家庄的冬天格外寒冷。春节后不久，康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中的男子问清康父身份后，却不肯透露自己是谁。康父不愿多提过往，匆匆挂断，但他含混感觉到对方似有隐情。

第二天，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致电康父，一句话“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就此抓住了康父的心。

几乎与此同时，张焕枝位于下聂庄的家中，开始不断有人造访，光是找上门的记者，一批就来了40多人。刚开始，张焕枝还觉得纳闷，儿子的案子已过去多年，怎么还有人前来询问?

后来，有人向张焕枝透露了实情。“有一个自称玉米地案真凶的王书金不仅落网，并且已经指认案发现场”。

几近绝望的张焕枝，再度踏上申诉之路。

旧伤重起，聂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名记者找到聂家，刚向聂学生介绍完身份，老人就用拐杖指着记者吼，“你们快走，不要说这个事了!”说完，背过身去，哭得像个小孩。

为了帮助聂家申诉，上海一家媒体向张焕枝推荐了律师李树亭。

尽管王书金主动认罪，但想要申诉成功，拿到聂案的两审判决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2006年，张焕枝敲开了康家的门，两位老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在张焕枝明确请求复印康家的判决时，康父拒绝了。“你有没有判决跟我没关系，你再说自己冤枉，在情理上咱们两家也是仇人。只要案子不翻，我就不能帮你”，康父的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李树亭主动揽下了到康家讨要判决的任务。他多次登门陪康父聊天，一边回答老人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一边把话题往聂案上引，只是对判决只字不提。几次下来，李树亭逐步取得康父的信任和好感。2007年4月，康父终于递上两审判决的复印件。别看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上面还有不少印刷失误、错句别字，但在张焕枝手中，它真比千斤还重。2007年8月15日，当张焕枝手持判决出现在河北高院要求申诉时，工作人员惊讶：你是怎么拿到判决的?

李树亭不想让外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和张焕枝故意将判决书说成是“神秘人向聂家快递判决”。

因为相信李树亭，又有王书金坚决认罪，康父对聂家的态度在内心深处悄悄转变。在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康父列出了四个提请事项：撤销聂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重新审理;立案审理王书金自认的西郊玉米地案，查清聂、王谁是真凶;追究真凶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各项赔偿总和20万元;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并赔偿各类损失200万元。虽然表面上看，康父依然将聂家视作不共戴天的仇人，还说“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

李树亭说，康父之所以一直不肯改口，是怕案子翻不过来。他曾向李树亭表示，“如果法院认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我又去帮助聂家，那我和孩子岂不成了笑话?”

命运注定两家围绕玉米地一案的恩怨一时难解：2007年，王书金案二审，但久拖不决，疑惑之中，两家人关系再度紧张。2011年11月，因为聂家的第三位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将两审判决扫描后在网上公开，对受害者信息未做技术处理，康父一怒之下将刘和多家媒体告上法庭，同时被告的还有为刘提供判决的张焕枝。

对于康父的态度，张焕枝也理解。说起对自己仇视了近20年的康父，张焕枝叹了口气：他现在岁数大了，女儿又没了，真是很可怜。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康玲玲、侯军、马秀兰、李玉强、郭红梅均为化名。)

(部分内容，来自于河北省两位不愿具名公安人员及王书金本人的陈述)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教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实习生卢樱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