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翁乃强：不要动不动就说“大师”，咱们实实在在的 | 谷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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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翁乃强《彩色的中国》访谈。时长：4分钟
摄影家翁乃强1936年7月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951年7月回到中国，随后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担任摄影师。翁乃强拍摄了大量的精彩摄影作品，“我觉得要向海外读者、华人展示一些中国感觉比较美好的东西。负面批评的内容我也拍摄，但批评大多还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让生活更好。”翁乃强说到。
对话翁乃强
作者/中国国家地理
编辑/张言颂
谷雨：翁老，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有哪几位？
翁乃强：1942年，日本人侵略印度尼西亚，抓了一些华侨和进步人士。我父亲就叫我们几个孩子在我们家的汽车前拍照，他不是为我们留念，他拍的是汽车上的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日本兵把所有的汽车都封了，这张照片留下了日军的罪证，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照片可以记录重要的事。我的摄影启蒙老师是一个海南人，名叫周昌平，那时他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没事儿的时候他就教我拍照，还教我怎么冲洗胶卷、放大照片。
◇ 1975年，海城地震救援现场。
谷雨：您回到中国，中学毕业后考上美院，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艾中信先生。
翁乃强：考美院的时候，我父母还在海外，我有点儿担心可能考不上，可我还是要考美院，给我面试的就是艾中信先生。他说：“乃强，你是海外回来的？”我说：“我是印尼回来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美术啊？”我说：“我喜欢美术，能够为人民服务。结果，我考上了。
他在学习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我要求到海南岛兴隆农场进行我的毕业创作。我是华侨，于是到兴隆华侨农场去体验生活，参加农场的青年突击队，开荒砍芭，种橡胶树，也画画儿、搞创作。在那里，我对归国华侨青年能够为祖国开荒种橡胶苗、做贡献很钦佩，要歌颂他们。所以就构思了一幅画《开荒之歌》，写了一个题目，画了个小草图，然后把稿子给艾中信看。他皱了一下眉头说：“乃强，你去找韦启美老师。”
韦先生说：“你这个画得太概念化了，没有生活。你不去也可以画成这样。”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翁乃强，速写你画了吗？”我说：“我画了生活速写。”他一翻速写本就说：“这就是真正的生活。你在工地上画他们的生活——几个女孩子砍芭、休息时磨砍刀，还有几个姑娘拿着写着歌词的小纸片在开着白花的野芭蕉树下唱歌。你画的那个是概念化的，就像是喊口号一样，没有生活。”
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搞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要真正地了解，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弄虚作假，甚至去摆布。人家农民不是这样，你去摆布成这样子，你教他怎么站着，让他做什么姿势，就不真实了。所以，后来我拍照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艾中信等几位老师是我的恩师，他们给了我很大教导。
谷雨：后来您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版工作，先是当美术编辑，后来怎么开始当摄影师了？
翁乃强：《人民中国》一开始以文字为主，后来改成图文并茂。刚去杂志社工作时我是美术编辑，后来拍了一组积水潭医院麻醉师的工作、生活的图片，结果刊登出来很受欢迎，领导就跟我说：“翁乃强，你也当记者吧，拍拍照。”这样，我就慢慢地开始搞摄影了。
谷雨：您当时的拍摄状态是什么样子？是完成采访任务还是什么都拍的状态？
翁乃强：我本身是摄影记者，拍摄是比较主动的，我会时时刻刻带着“作为一个影像记录者”的身份。比如我坐火车到外地采访，过程中我就会一边用眼睛去看，一边思考。例如在火车上，阳光从窗户照起来，车厢里很热闹。画面也好，人感觉也好，我就会拍摄在火车上的生活。
◇ 1980年，在北京什刹海划船的情侣。
谷雨：您为什么一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摄影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几乎绝迹，即使进入80年代，用这种意识去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也很少。
翁乃强：我的胶卷相对充裕一些，所以看到有趣的就拍下来。比如说故宫旁边的东华门早市吧，它就在紫禁城的旁边啊，真正的天子脚下，我就觉得那种题材有一种很自然的对比感觉。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布票、粮票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就把自留地的蔬菜、鸡鸭拿来卖，周边的居民全都来逛。东华门早市开的时间不是太长，没过多久就关掉了。
谷雨：在当时，您用的胶卷有限量吗？可以随心所欲地拍吗？
翁乃强：黑白胶片相对宽裕一些，我也拍了大量的黑白片。彩色反转片在当时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反转片是进口的，国家要用外汇购买。国家当时对《人民中国》杂志很支持。另外，我爸爸妈妈是搞电影的，他们有时候会托人给我带来很多彩色胶卷，我自己也买100和200英尺的盘片。我还有一个胶片分装器，自己从盘片里面分装出来，每次去拍摄都带很多胶片。
我是学美术的，后来改行当摄影记者，我就想要多拍一点东西，从来没想着要省着用胶片，反正是感觉有兴趣的就给它拍下来，就这样子，所以我的片子特别多。我现在经常想：假如说当时再狠心一点，不考虑太多因素，一些题材可能还要拍得更多。由于环境的限制，有些东西还是没有深入地去追啊！有些片子，现在看老是感觉遗憾，哎！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再多拍一些呢！
◇ 1965年，首钢工人在工作。
谷雨：您每天都拿着照相机的习惯是自己养成的还是师傅教的？
翁乃强：当了摄影记者嘛，我就感觉照相机应该时时刻刻带在身上。我每天骑着自行车转，到哪里发现有意思的，就把车停下，去拍摄。
谷雨：您拍摄了很多天安门题材的照片。
翁乃强：我在北京住了很多年，我家原来就在王府井附近的校尉胡同。在当时，大家表达思想和爱国情绪的场所主要是天安门，所以我就在那一蹲，就能拍摄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事。一有什么事，我就背着相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
◇ 红卫兵在天安广场宣传毛泽车思想。
谷雨：从您的作品来看，大体来说都是比较积极的视角，您是如何选取、过滤的？
翁乃强：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视角、我的立场。我觉得要向海外读者、华人展示一些中国感觉比较美好的东西。那时候共和国刚成立，一定是有这个问题，那个困难，但是我要看到她的改变、她的发展方向。我们不是要给外国人去看中国有多么落后，而是要看现在的发展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绝不是摆布，而是客观记录。
举例来说，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还是比较落后的，农民穿的衣服有的很破旧，有的摄影师就要求农民换上新衣服来拍摄，我就绝对不这么做。我要用照片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虽然日子辛苦但是很有奔头。我的那组“背篓商店”就是这样，那个时候虽然挺苦，衣服脏得要命，可是农民们有人关心，给他们送来日用品——烟卷、煤油、卫生纸什么的，所以农民的精神很愉悦。
负面批评的内容我也拍摄，但批评大多还是出于一种善意，希望我们能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能够让生活更好。
谷雨：您的作品中最著名、最有冲击力的当属20世纪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和反映红卫兵、知青生活的照片。
翁乃强：我当时拍摄了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拍摄了红卫兵大串联。
◇ 1970年，在北京什刹海举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的游泳活动。
谷雨：红卫兵大串联您也拍了？
翁乃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大串联究竟是怎么回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拍了红卫兵大串联，有北京的，还有其他地方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串联。
我选了哈军工的一队红卫兵，他们要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我就跟着他们从瑞金开始走，走到井冈山，再走到长沙。那个时候，人们的革命热情就是这样高。那是真正的“红色之旅”，休息的时候，老红军就给我们讲故事；一路走下来，晚上的时候脚会起泡，老红军教我们怎么打绑腿、怎么用针扎水泡，扎了以后用头发丝插到泡里面，让脓水流出来。
我感觉若想追求记录时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绘画主观的东西还是多一些，而摄影就很客观。记录时代是记者的责任，所以我就追着国家大事，能拍的尽量拍，能表现的尽量表现。
◇ 1966年，翁乃强主动向编辑部申请，跟随学生前往江西等地，重走长征路，沿途记录学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活动。
谷雨：您是怎么决定要去拍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呢？而且拍摄的角度依然是生活化的，特别注意场景和人的情绪的体现。您拍了很多知青的生活场景，比如养猪、盖房子、割草、修桥、屯粮食。这些照片现在看来，第一色调是特别漂亮的，阴天的层次特别美。其次还记录了知青刚刚下乡那种迷茫的眼神，这种细节当时您拍摄的时候关注到了吗？
翁乃强：我关注到了。我去北大荒拍摄知青的时期，我弟弟刚从国外回来，他所在的华侨补习学校也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也报名去了。我送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就想这些青年们到下边以后，会有什么经历？
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的，我就向组织申请拍一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了北大荒。所以拍摄这些是有准备的。我弟弟觉得下去劳动是对自己很好的锻炼。后来他去了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跑到美国去留学，现在是人类学博士。他很珍视知青这段经历。
谷雨：您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有没有某种对自己、对社会的反思呢？
翁乃强：我的思想也不完全就是“左”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人的本能感觉。比如我觉得用出身来给一个人定性就是很不当的，人的出生背景不能选择，可是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啊。我对批斗或者什么戴高帽子啊之类的东西很反感。这必须讲道理啊，有些判断不能简单化地处理。
谷雨：到了什么时候您才主观地来评价当时的作品？
翁乃强：这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东西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思想就是这样的，要不断地认识、改正，不断地进步。可是有一点，方向一定要把握住——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能要求大多数人以你个人的利益为主。
用摄影来记录时代很重要。你能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有形象的记录，以后就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当时是怎么回事……现在也是，对一些发生的事要多动一些脑子，要分析。面对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传言，你就要判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 打倒四人帮胜利大会上，北京郊区的农民。
谷雨：“文革”期间您大概拍了多少张照片？
翁乃强：我没有数过，反正不少。黑白照片还没有整理。反正我这个人不管怎么样，拿着照相机就得拍，看到什么东西不论好坏、需不需要用，感觉到有意思我就记录，就这样习惯了。
谷雨：为什么很多人看到您的作品，会觉得有很现代、很有观念摄影的感觉在里面？
翁乃强：可能跟我学美术有关系。我学画画学了9年，搞创作、搞构图，受到好多老师的影响，看了很多画展，翻了很多国外的画册。这些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怎么表现、什么美、怎么美，可能不知不觉在拍照的时候，在取景器里面觉得这样拍好看。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形式跟内容的问题。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这个内容好，可是没有好的形式就不会很感人，作品要有表现力。艺术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当然不是为了形式而去搞内容，脱离内容的形式是空的。我们看很多绘画作品和摄影作品，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较多，有好处。人家说，翁乃强你拍的照片怎么像油画？我也没有特意地做什么，就是拍照，怎么表现更美、更好、更强烈，就怎么去表现。
◇ 1978年，苏州。
谷雨：您学了这么多年的绘画，然后拍了一辈子照片，有的图片场景您也用油画表现过，比如说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画的《开荒之歌》。那您觉得绘画和摄影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
翁乃强：绘画的自由度比较高，但绘画比较费时、复杂，需要大量的视觉素材积累、构思，很多画画的人会用照片来帮助他积累素材，在创作绘画的时候再组合使用。摄影更加客观，记录性比较强，能够快速抓取。总的来说，我觉得摄影并不是我主观表达的一个媒介，而是一个记录客观存在、记录时代的工具。
有一些人现在把摄影跟绘画拉开了，好像绘画很珍贵。我是画画的，我没有倾向。有一些人觉得画画比摄影高一等，为什么？他们认为，摄影按一下快门就拍下一张，而画画要下功夫，其实不然。一张好照片可不是这么容易拍的，要有很多积淀——思想的积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另外，说实在的，图片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是很珍贵的。博物馆对很重要的史实都是用照片收藏的。有的时候好多文章不如一张照片有说服力。我是这么看的，当然不是说摄影就是高，有一些文章也写得很好，有的照片说不清楚，要用文字来表现、给它解释。所以每一种形式、内容都很重要，主要是要合适。
谷雨：安哥（彭振戈）说，“搞摄影的人，他的作品跟他的人生是交织在一起的，有什么性格的人，他拍摄的题材或者成片就是那个样子的。”
翁乃强：我同意他的看法，安哥我很早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华侨公寓。另外，他爸爸也是我们华侨界领袖。
谷雨：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翁乃强：追求进步，要不断地进步，克服缺点；要有爱憎，明确爱什么，恨么。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拍照本身就是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动不动就说“大师”，不用这样，咱们实实在在的。比如作品，有好的作品也有不好的作品；有的可以珍惜，有的可以不珍惜；自己走的路，有走对的，也有走错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有一点，在思想上不能没有追求。
◇ 1977年，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长安街上表演的群众。
谷雨：您的心态如何，能接受现在年轻摄影师的想法吗？
翁乃强：从当年关注“四月影会”开始，我就比较愿意交流。大家都是搞摄影的、喜欢摄影的。我就反对“大师”这种称呼。不要讲这些，就讲作品。你要做出作品，这才是根本的。另外，你不能吃老本，拍一些过去的东西，那属于那个时代，是以前拍的东西。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拍了，没有什么进步，人老了，动不了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着照相机，穿着几件衣服，从瑞金一直走到长沙，一边走一边拍，到哪了打一个地铺就睡觉。现在就没有这个体力了，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了。
我现在就是喜欢看作品，看年轻人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学习、提高，有一些自己没有达到的水平，这些年轻人达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搞摄影的人很少，现在很多了，而且拍摄条件也好了，各种数码相机，也不需要冲洗胶卷，反正我有卡，尽量拍，拍完了以后在里面挑好的。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年轻人，现在还有很多人来我这儿，跟我聊天，拿出他们的作品来。有好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也跟我交流，我能看他们在国外拍的照片。年轻人更开放了，他们拍的东西也很开放，现在框框少一点儿，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谷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找您收藏了一些照片？
翁乃强：是的，摄影最珍贵的就是它的记录性。有些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的东西，摄影能够记录下来。
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找我说：历史题材的彩色反转片目前还是很少见、很珍贵的。这些照片实际上已经是文物，不可能再重复了。
他们就要走了我的一些原始底片，由他们来保存，我感觉这是一件好事。
翁乃强，中国著名摄影家、画家，“四月影会”重要成员，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奠基人。翁乃强祖籍福建龙岩，1936年7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个爱国华侨的家庭。父亲翁福林曾开过照相馆、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翁乃强酷爱美术，从12岁开始就向侨报《生活报》的摄影记者周昌平学习摄影。1964～1990年，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发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插画，出版了很多摄影、美术画册。1980年，翁乃强先后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198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并任副会长、荣誉高级会士。1990年，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1996年，作为创会会员加入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任会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