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碗卤煮，北漂青年是碗里的“杂碎”丨谷雨报道
纪录片《卤煮》将镜头对准年轻群众演员，深入到北漂者的生活当中，在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次亮相。纪录片导演王久良评价，“现在的《卤煮》就像一大块上好的籽料，倘再精雕细琢，美玉必将豁然呈现”。谷雨撰稿人杨文彬近期对其导演徐胜永的专访亦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审视几个异乡青年在面对困惑时所展现的态度。
过剩的北京，饥饿在游荡
采访并文/杨文彬
编辑/迦沐梓
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表现生命的重心都乐于歌颂它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候，真实感并非来源于因青春而显现的生命力，这只会携带一种媚俗的感伤，不过是时间逝去后的中年目光里唤起的对青春的无限温情。真实感是从个体生命在周遭空间中的荒谬出发，去审视一无所有的、游荡着的青春，由此才能唤起对生命本身的重新体认，也就是让你去思考“我为什么活着”。
所以值得辩解的是，这次在西宁FIRST影展备受争议的纪录片《卤煮》，并不仅仅是一部猎奇的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生活小传，尽管导演徐胜永用生猛粗粝的影像风格、晃动的手持镜头和毫无审美可言的画面来向观众展示四个北影厂门口的北漂青年生活，但长达三个小时的观看会让你怀疑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甚至让你怀疑坐在电影院观看这部片子本身的意义在哪。
导演徐胜永27岁，生于内蒙古。在影片《卤煮》中，他跟拍了四位来北京做群众演员的年轻人，外号分别为“大个”、“制片”、“小宝”、“贵州”，在这些年轻人的游荡中，镜头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媒体塑造的北京。
按照豆瓣上的剧情简介，这四个年轻人“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成为群众演员。由于群演职业收入不稳定，他们的生存面临了很多困境，于是超市、网吧、肯德基成为他们解决吃饭、休息的主要场所”，这是《卤煮》的公关之辞。而实际上，作者在面对公众时无法袒露的，是《卤煮》这件作品在面对人之深渊时的直接性：东北在大街上对女性揩了一把油，然后装作神经病跑走；小宝在超市里偷开一罐饮料，喝了一小口再拧紧；几个人每天轮换着去饭店吃霸王餐；骗一个看似有精神障碍的女孩谈恋爱；在镜头面前大喊“我是人渣”······
从豆瓣短评及FIRST影展上观众的反应上来看，无论是出于生存，还是仅仅源于生活的无聊，没有任何一部纪录青春的电影会像《卤煮》这般赤裸裸地直接展现恶之平庸，并且不被大部分观众接受。
我不认为这些年轻人就是所谓的“北漂”，因为就这部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而言，这些年轻人在任何大城市都有可能存在——深圳的三和、巴西的贫民窟、欧洲的难民营······这并非单一的地区性现象，任何在原有社会分崩离析、城市消费文明汹涌而进的情景下，都有产生这类人群的可能性。
在“贵州”的老家贵州农村，年轻人大多流入珠三角地区打工，全球资本主义工厂正在制造一种“结构性必需品”——廉价劳动力，而这廉价劳动力的血库来源正是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口。倘若《卤煮》中这些向往进入影视圈的年轻人不选择进入这种“新型奴隶制”结构中，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大城市的“食腐者”。
违反社会公德当然是一种恶。《卤煮》中这些年轻人的行为甚至越过了法律边界，但他们不被大部分观众接受却不仅仅是“食腐者”本身的悲哀。“现代行政体制的重要任务就是道德去技能化”（《流动的恐惧》，齐格蒙特·鲍曼），对于经过现代文明规训的中产阶级公民来说，道德就意味着遵守眼前的规则，而不需要做出任何道德判断——这只会徒增思考的成本，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忘记道德存在的依据是对人性中恶之深渊的限制，并因这种忘记而忽略掉人性中恶之深渊的存在。
他们不承认这种“恶”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能性和普遍性，因此放映现场的公民便会将纪录片中违反规则的行为迁怒于这些年轻人身上，进一步地，他们会将这种怒气发泄在影片身上：导演才是邪恶分子，为什么拍摄这些给我们看？
而推断出此结论的读者便可借由此安慰自己是善良的、纯洁的和美丽的——其背后是一种强大的自恋。许许多多的自恋构成了这个伪善的时代，这也恰恰是直面深渊的当代独立电影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凝视中，我也对《卤煮》中的“食腐者”感到恶心。这些躲在北京烂尾楼里抠脚趾中黑色污泥的人、这些在超市中“撸”来“撸”去的人、这些在肯德基过夜并且大喊大叫的人……城市文明的过剩生产是他们有“腐”可食的原因。
对进入有序城市生活已久的观众来说，他们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分子。于是下意识地，观众公民们首先是否认：“不，这些人的生活与我无关”。然而当北影厂、肯德基、剧组等这些联结城市文明和影视制作现场的文化符号出现在电影节屏幕上时，观众会发现他们离自己如此之近。下一步是产生愤怒的否定：“这不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然后就是冷静下来地思考。
但民意指向却高度分裂。有人认为应该对这些“食腐者”更多地敞开和提供资源帮助，有人会思考地域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计划建造血汗工厂或精神疗养院，有人则会提议建造监狱······但所有内容的最终目标都是消灭这一类人群的存在形式。
“我们是否应为此制定一个人口清理计划？无论以哪种方式。” 当话题推进到这一步时，才发现每个人心里都在建造一座奥斯维辛集中营。《卤煮》中的四位生命个体：“大个”“制片”“小宝”“贵州”，在此意义上，是四个流落在此的难民。
“大个”以身体为来历取外号，“贵州”因其所在地域，“制片”按照职业期许，“小宝”更像出于情感呼唤的乳名，四个来源不同的身份指称，无意间暗示了一个构成理想生命的内容：身体、家乡、职业、亲人。然而这一切都在现实中缺席，《卤煮》将这一缺席的悖论极端化地表现了出来。
因生存去卖血，是健康身体的缺席；在大城市漂来漂去，是家乡的缺席；在镜头前抱怨家人不理解自己，实际上是亲情的缺席；而当四位年轻人徘徊在北影厂这座“城堡”周围，作为“土地测量员”的他们，则是个人在职业理想面前的缺席。《卤煮》将这些缺席和带着肉欲的生命共同展示，从而呼唤了个体生命的回归，用一句诗性的语言来阐述：“让一个人从墓穴里走出来。”（《晚与深》，策兰）
呼唤个体生命的回归，有必要谈论的是人性的深渊是否可以被拯救，是否值得被拯救，以何种方式去拯救。导演在冷静地拍摄他们违反社会公德的平庸之恶时并没有给出具体性的答案，甚至让观众感受到绝望。但影片中一个细节至少可以让我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并非十恶不赦——“大个”和“制片”因为没钱去参加了截访、拆迁的打手工作，但第二天便重新回归到游手好闲、小偷小摸的日子，在肯德基他们对着镜头交代了自己没有继续充当打手的原因：“因为做噩梦”，梦到家里房子被强拆。
北京的“过剩”，不仅就物质文明而言，还有大环境下的文化过剩。那些艺术语言圆滑、表达上无病呻吟的作品，过分强调形式和机巧，因此也在产品化的过程中被简化为一种经济材料，为资本或者政治权力提供合理性的支架。
在这种文化的过剩生产中，饥饿感才是作者表达真实性的保证，避免沦为无病呻吟和陈词滥调中。正如王家新先生对诗人余秀华的评论，导演徐胜永的影像也是一种“过剩时代的饥饿写作”。尽管《卤煮》的影像粗糙，但质朴、没有机心。
导演在FIRST电影节导演阐述文本中没有说这是一部传统还是反传统的纪录片，也没有说这是现实还是非现实的影像，只是说到“资金匮乏，经验不足”。这八个字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在跟着青年们一起经历左冲右撞寻找出路的漂泊生活之前，所必须准备好的一份坦诚，这份坦诚也让《卤煮》显得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美玉与石料相杂其间，共同形成了混沌的美感。
而从叙事上来讲，影片时长三个小时，这当然不是噱头或者导演无意识的选择。在观众长久地凝视固定长镜头和人物独白时，年轻人的身影也会慢慢被时间解构，荧幕变成了一个方盒子，故事在长久地审视中变得荒诞。
在网络上很难找到徐胜永导演的个人信息，这位前理工职业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只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豆瓣账号。在《卤煮》的短评下，导演自己给影片打了三颗星，这个评分不温不火，短评内容中提到“有时候会怀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而后在FIRST电影节第二场放映之前又删掉了短评。
“怀疑一切意义”，这句话看似绝望，正如《卤煮》在面对年轻人时所展现的态度一样。但悖论在于：真正的绝望者是不说一句话的。
当人性的深渊被语言指认时，言说者本身就在呼唤希望，语言本身也是在呼唤未经到来的审判。尽管这个审判没有规定具体的抵达时间，现世可能永远生活于软弱和无力之中，但言说却存在于时间里。徐胜永豆瓣账号的签名是简单的五个字：“软弱无力感”，但后面还有两个感叹号，“！”、“！”。
谷雨故事：《卤煮》是一部时长三个小时的纪录片，这个时长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胜永：我的剪辑思路主要以时间为主，而不是以故事为主。我故意把时间线做的很长，就是把人物的变化跟着时间往前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煎熬。
谷雨故事：所以我看片子里面用了很多长镜头，对你而言长镜头意味着什么？
徐胜永：其实就是用长镜头把生活中细微的感觉带出来。
谷雨故事：咱还是先说这些人吧，我看你说这个片子对你而言只是一段生活的副产品。
徐胜永：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的拍摄不是猎奇或者掠夺式地去拍摄，所以我说人是第一位的，做片子是其次的。
谷雨故事：这次First电影节上有纪录片导演在阐释自己和被摄者的关系时，谈到对于他们而言被摄者只是一个点，或者是一个线索，而你则提出了解构关系的另一视角。你当时拍摄这几个人的契机是什么？
徐胜永：当时我就是去北影厂门口附近看，跟周围的人聊天，凭我的直觉认为有一种东西存在于这儿的生活里。然后我就开始拍摄，跟他们慢慢地接触，长时间地接触，随之而来的拍摄也是一种生活。
谷雨故事：你当时接触他们时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徐胜永：这是一个人与人交往之间磨合的过程。跟人交往做朋友都需要一个时间段，慢慢磨合嘛。
谷雨故事：其实很有意思，有很多观众没有分清这些青年和这部影片之间的分别，把影片本身当做这些青年本身，也就是把影像当做现实本身，然后会感觉到一种来自影片的威胁。有很多观众都是北京的，他们会感觉很害怕。
徐胜永：我觉得他们只关注表层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嘛，不是说他们有多恶。在和他们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那样的一种方式来生活。大家可能没有深入交往，看到了表层，所以才觉得有威胁。
谷雨故事：你当时剪辑的时候有预料到会有这层矛盾吗？
徐胜永：这个和每个观众的生活阅历有关。有些人因为阅历有限，对这些人的关注度不够，他有他的误解。我尽量去真实客观地呈现，但有些观众不理解，我也没办法，这是个人生活经验的问题。
谷雨故事：当《卤煮》在FIRST展映后，这三个小时的影片时长和你经历的四年生活时间放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什么？毕竟三个小时和四年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在里面。
徐胜永：首先作品和生活还是相差比较大的，有些东西肯定没办法拍摄，有些也不能拍摄，它和生活其实还是相距很远。但是本质上作品可以反映出生活，《卤煮》基本上可以表现他们生活的原貌。
谷雨故事：在这个片子里你的呈现方式很直接，这算是你的美学诉求？为什么会用这么直接的表达方式去做这个片子？
徐胜永：因为真实、直接的方式更能给人一种震撼。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太多，还是靠着一种直觉。它是生活经验带来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这么多年你去解释世界的一种能力。
谷雨故事：你觉得你的拍摄对象是群众演员吗？以前有个纪录片叫《群众演员》，很多人说想起来了这个片子。
徐胜永：他们不仅仅是群演，也不仅仅是北漂，他们的范围其实更广一些。可能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拍摄，所以人们会自然地往北漂上想。
谷雨故事：你跟着他们生活了那么多时间，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是一群违反社会公德、经常做一些小恶的底层青年，你觉得社会该怎么面对这么一种人？你这四年来有给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可行之道吗？
徐胜永：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真实的去面对他们，去承认他们的存在。因为很多人都在藐视这些人，不承认他们也是一群鲜活的生命，不管他们是游离在体制之外还是怎么样，至少大家应该都承认他们，这是做人的一点基础，这点都没有认识到，那么我们谈其他的就没有基础，无从谈起。
谷雨故事：我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感觉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
徐胜永：就是这种漂泊、流亡的状态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更多的是人性上的困惑、迷茫。他们只不过体现的更彻底。
谷雨故事：这种困惑、迷茫每个人都有，那他们何以成现在的样子？
徐胜永：这个可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影片没有深入剖析这些，但表层的讲述也都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我只是去呈现出来，更多的把思考留给观众。一部影片不可能囊括很多东西，如果大家能从这个点扩散出去很多面，我觉得这样就算成功了。
谷雨故事：根据现在已有的反馈和评论来看，实际上这个“点”已经扩散出去了，也有很多人思考。这种反响和结果你有预料到吗？
徐胜永：如果大家去承认这群人，去思考他们的存在，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响。
谷雨故事：你当初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徐胜永：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种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相比其他的方式更有力量。我想给你讲一个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的故事。我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亲戚家里有很多做工的，我从小跟他们这些人接触，久了也会有一种感情，他们一直处于被无视的状态。在我大二的时候，亲戚家有一个（做工的）在冬天的时候醉酒冻死了。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大家的反应都特别平常，但我就是有很大的震撼：一个生命突然消失了，我感受到在茫茫草原上，他们的生命就像一棵草一样。这种感觉触动我，我心里也有一种愧疚在此，所以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初心吧。
徐胜永，生于1990年，内蒙古人。
你有没有过在异乡拼搏的经历？在你眼中，北漂青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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