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共享厨房丨看客

“

说个不好听的，有时候我恨不得在厨房点一把火来个大爆炸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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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人民公社在城市继续试点。伴随着“共产主义需要怎样的建筑”的讨论，安化楼如一片朝霞在天边轰然升起；半个世纪过去，与它同时建造的另外两座“社会主义样板房”福绥境大楼和北官厅大楼相继搬拆，只剩安化楼形貌依旧，逐渐被周围日益隆起的楼群包围，越发显出自身的古旧。

曾经，它作为样板房实验着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如今，共产意味早已淡薄，它的内部裂变成一个个“原子”。

楼外的看客无不感佩岁月无情，楼内的住户大多盼望拆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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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安化楼位于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广渠门内大街14号。

2017年初夏，安化楼的外墙再次被刷上了一层饱和而明亮的粉色油漆；保温加层工程也宣告完工，楼里装上了更加结实的双层玻璃；二道、三道租客也依照规定清退完毕。

丨 自2014年安化楼脚下的广渠门内地铁站建好后，房管所明令禁止安化楼公房转租转卖。图为安化楼社区健身乐园旁的一行警示标语。

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频繁的换房、出租，大楼内人员变得参差不齐，公共厨房经常“失窃”。住户岳长圆老人回忆起那段日子仍觉得惊心：“有人进去随便拿，连油和锅都不放过。不做饭的时候，我们就干脆用防盗锁把厨房锁上。”

然而，独具“特色”的公共厨房最初并不在安化楼的设计蓝图上。

丨按照最初的设想，一楼本来是“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大食堂， 如今大厅内停满了各式自行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墙上贴满小广告。

1958年建楼之初，人们遵循“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构想着“两居室、没厨房，吃饭到楼下大食堂”的生活。不料没过多久，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一楼大食堂还没来得及投入使用便成了摆设，吃饭问题只能靠住户各自在楼道支灶生火解决。每到饭点，楼道里便烟雾缭绕。

1964年，北京有了煤气灶，房管所在每层各辟出三间房作为“公共厨房”，厨房中间摆着做饭用的案板，四周是一圈对着墙的灶台，可供8-10户人同时使用。

丨 公共厨房没有排烟设备，每到饭点，整个楼道里都弥漫着饭香，“一家炖肉整层皆知”。

共产主义大楼的生活也因此添了几分集体味儿：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按人头平摊；灶台上挂着值日牌，各户轮流清洁厨房；到了周末每户派出一人参加楼道的大扫除。住户们一个挨着一个并排烧水做饭，彼此生活得温馨默契。

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部分是回迁户、换房户和住房拥挤户，此外，还有一批负担得起每月4、5元房租的“高干”。

孙平老人是大楼落成后的第一批住户，如今她已年逾八十。“1962年，周围就这一幢高楼，路过的人都很羡慕。别看这楼50多年光景了，地砖还很结实。”老人边说边跺了跺脚，努力证明地砖如何历久弥新。她听说这座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用的是十大建筑的余料。

“不过现在周围都造满了”。

丨 安化楼的地砖材质相当考究，有人说这栋楼是用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材料造的。

说起当年的老邻居，老人如数家珍：“东边是刘老师一家，西边是冯老师一家，还有隔壁的外经贸大学的陈老师，他的夫人和丈母娘也都是老师。”

“再后来人都搬走了，就什么都有了。”

丨位于九楼的歌舞俱乐部存在了不久便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改革开放后，一批人搬出了安化楼，住进了条件更好的楼房。他们并没有放弃楼里的公房，照旧每月交着租金，再以高出数倍的价格转租出去。

丨 公共厨房的水表上标着各家各户的房间号，两居室的合租户则用“大”和“小”来区分。

如此一来，安化楼住户日杂，除了留守的房客，更多的是二道三道的外来人员，楼上楼下300余户人家，“没打过照面”的越来越多。和谐社区维持了不久，矛盾便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自己用水比较少，水费按人头摊分并不公平，于是各户分装了电表水表；有人不再遵守值日制度，值日牌也不知被丢到哪去了。

到最后，人和人再也不挨着了。

丨 刘姐在东边的大厨房准备宴客的晚餐。

老房客们早已习惯了这里，而新来的租户不会久住，待经济条件改善了，他们就会搬走。如今到公共大厨房做饭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宁愿在家里用电磁炉煮。”周末，刘大姐家里来了亲戚，见有陌生人来探幽，刘姐便问：“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丨 一个位于楼层中部的公共厨房废弃已久，发毛的玻璃窗上，油烟成丝般蜷曲在豁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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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筒子楼标准的内走廊内堆满杂物，昏黄的灯光下，物品的模样无法辨别。

丨杂物的挤占让本来近3米宽的楼道仅剩下一人能过身的缝隙。

楼道里偶尔传来电钻破土的声音，一个位于七层的房间正在铺瓷砖，屋里的杂物只能暂时堆放在走廊外。房主打了个比喻：“这里就像农村似的，自个儿家里都捯饬得挺好，一到外边就都是大土路，泥沙灰尘满天飞。”他打算把房间重新装修一遍，至于像厨房和走廊这种公共领域，“没门，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别人霍霍，你就只能跟着凑合。”

丨楼梯间堆放了旧沙发、油毡和塑料布。这已经是居委会整顿后的成果。

车水马龙的广渠门内大街上停放着各式各样的共享单车，而一墙之隔的安化楼楼道内则散放着不明年月的杂物，人们不常用或废弃的杂货只管搁在走廊上，很少有人主动清理。

“说个不好听的，有时候我恨不得在厨房点把火来个大爆炸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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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当时正在天通东里小学教书的岳长圆住进了东配楼尽头一间24平米的一居室。退休后，岳老担任起六层楼长的工作，“按时收水电费、清洁费，以及处理大家的生活琐碎、邻里纠纷，我能解决的都给管。”至于楼道里堆放的杂物，岳老只能摇摇头。说起政府的保温加层工作，岳老本以为“有多大的震动”，最后“不过是换了扇窗而已”。每次在楼里遇见生面孔，岳老就上前探问：“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丨 公共水房通常由两三户人共用。

岳老和附近三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房，刚结婚的小两口、带着女孩的单亲妈妈，以及孩子刚考上政法大学的老两口，一共8口人。“每次他们上早班，我只能憋着”，实在憋不住，就在“家里解决”。

前不久，儿子在房山良乡给岳老安排了一套两居室，老人执意不去，因为“和他们合不来”。

丨 岳老通过打隔断造出一间“睡房”。

对门老张的小孩考上政法大学以前，夫妻两人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搭了一个简易阁楼，旁边再弄把梯子，让小孩住在上面，老两口住在下面。

昏暗的楼道里贴着几张醒目的黄色告示。因为厨房的公共水电分摊问题，住户们偶有纠纷。水费难收，纠纷难解，岳老就用毛笔写下告示，再用胶水贴在显眼的位置。

不时也会有A家的垃圾袋不小心堆放到B家门口等“乌龙事件”发生，前者的屡说不改惹来后者的喋喋不休，几个来回调解无果，岳老便自个儿把垃圾拎走，每每此时，他就会想起史铁生的小说：“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大厨房的地板脏得比别的地方快，岳老又从家里拿来拖把，拖拖这里，拖拖那里。

“3月5号学完雷锋就没雷锋了。”

安化楼里的“活雷锋”，岳老算一个。他曾经照顾过楼里的四个孤寡老人，“现在三个已经没了，还有一个也犯糊涂了，去了敬老院。”老人从堆满杂物的书架里拿出一座“全国孝亲敬老模范”的奖杯，玻璃材质上落了些灰。后来看到上了年纪的老人，岳老会想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多年前由于半身不遂卧病在床，岳老一直照顾在旁，然而儿女们却不理解，认为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犯不着把责任揽在身上。“他们说，人家都不管就你管，你傻呀。我说，对，我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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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楼里住着的大部分是老人，生活痕迹与上个世纪60年代相去不远。铁锅、脸盆、煤气灶，构成了他们最简单的生活形态。

“这个暖壶是我1992年买的，现在还好使；这个是前年新买的，已经不保温了。”

丨一位老大爷躲着孩子，坐在楼道里抽起了烟。

岳老则坚持白天看报纸上的新闻，晚上守在电视机旁，等六点半的《北京新闻》放完，就转去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时不时也跟着点评两句，“一带一路挺好”。闲时就看点儿过去的东西，听点戏曲。

被问到更喜欢哪个年代，岳老觉得哪个年代都不错，真正的区别在于人对待感情的方式，“感情这回事，还是相互的。”

丨 岳长圆老人平日喜欢和邻里唠嗑，邻居都认为老人有学问，写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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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遇到的老房客都会提起大楼三点二米的层高，“现在哪有楼房有这个高度呀，顶多就两米六”；也有不少人向来访者介绍：“当年安化楼是北京最高的楼。”更多的时候，他们称它为“破楼”，“这破楼我看拆不成”、“你说这破楼吧，葛优那个《卡拉是条狗》，就是在这拍的。”

看到有人在大楼里拍照，在一旁浇花的廖大爷问：“有啥好拍的啊？”这让他想起一周前，楼里来了七八个年轻人在他门前的楼梯间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女孩，漂漂亮亮的，往沙发上一坐，旁边人举着相机‘哗哗哗’一顿拍。我说这破沙发有啥好拍的呢，他们说这里光线挺好的。”

后来回想起来，大爷觉得，“人家那叫艺术”。

“现在广渠门外大街停满了共享单车，呱唧一下，蓝的绿的黄的红的，都来了。现在我们这楼里也有这单车了，一辆蓝的一辆黄的，咋就都成私有财产了？”

摄影 / 李晶 皇甫天行

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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