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14年文艺兵，66岁无儿无女，一生孤独自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50后单身文艺兵的人生经历。

她出生于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家境富足，大家都称她“大小姐”，学音乐，学唱歌跳舞，人见人爱。

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到她11岁那年，一切都天翻地覆。

19世纪60年代，国内环境突变，父亲丢了工作，母亲被派去农村，两个哥哥知青下乡，她只能干苦工。原本弹琴的手，指甲里全都是血。

一次偶然的机会，总政歌舞团看中她，她便从上海去北京当文艺兵；80年代，又毅然决然带着一把琴去美国留学，独自读书、打工、挣钱……

被时代和命运推搡着，奔波了大半辈子，个中滋味非常人所能体会。

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自PAI》，他们将镜头对准普罗大众，以强代入感，去帮助普通人讲述他们的不凡经历。

冲破阶层的奋斗、人间苦海的挣扎、江湖儿女的闯荡、感人至深的爱情......在这里，你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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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郑真宜口述，作者严慌慌。

我叫郑真宜，50后，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我童年时代，一家人过得相当富足快乐。可惜好景不长，我11岁那年家道中落，仿佛一下子从云端跌下。

此后我便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向前，先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当兵，之后又飞到美国留学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荡。还没来得及察觉，大半生时光已飞逝而去。

如今我66岁了，既无伴侣也无孩子，孤身一人过着晚年生活。回顾过往偶有伤感，同时又觉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成家立业，我的事业也都交由他人打理。余下的时光，我终于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牵绊，全心全意为自己而活。

我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这是最近在家里拍的照片。

我从美国回来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时住过的五原路上。几十年过去，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唯独五原路仍留在旧时光里，一样宽阔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树、两旁整齐的洋房，恍惚间，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似的。

五原路街景，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进五原路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富裕，父母两人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父亲擅长音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亲是淮海医院的医生。我上头有两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为了照顾好几个孩子，家里专门请了两位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备齐了电话、放映机、三角钢琴等等，这可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赶时髦的父亲甚至还拥有两辆摩托车。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进口洋货，走在外面，大家总爱戏称我为“大小姐”。

我父亲叫郑金銮，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今“兰心剧院”）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母亲只要不加班，也会穿上精美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带我们兄妹四个赴会。音乐会座无虚席，看着舞台中央优雅的父亲，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亲若是起兴也会弹几首钢琴曲解闷。可以说，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在父母的音乐熏陶下长大的。

我父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商人的女儿，俩人门当户对。

和两个哥哥一样，我从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音乐。在我家，小提琴是必修乐器，另外还要再自选一门乐器作为辅修，我选的是钢琴。小提琴由我父亲亲自教，他性情温和，对小孩子很宽容，我练小提琴时拉错了弦也不指责，只是咳嗽两声，一听见他咳嗽我就赶紧停下来看看谱子，再重新来过。

相比之下母亲要严格很多，她虽然会弹钢琴，还是请了更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一听见我弹错会直接上手打我屁股。上小学时，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被母亲监督着练琴，吃完晚饭还要继续练，几乎没有放松时间。看见邻居家孩子聚在一块玩啊闹啊，我心里羡慕得直痒痒，可只能乖乖坐在琴凳上。

三岁那年的照片，琴有点重，小小的我拿着还挺费劲的。

年龄稍大一些后，我对练琴这件事慢慢不那么抵触了，在家没事还不自觉地哼着歌自弹自唱，母亲见我声音条件不错，又找来家庭老师教我唱歌跳舞。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领，不仅会拉小提琴、弹钢琴，还能唱会跳，人见人爱。

我在艺术上全面开花，文化课却一塌糊涂，尤其数学。那会儿成绩是5分制，5分是满分，3分是不及格，而我的数学成绩永远只能拿到2-，试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说，只能偷出印有父亲名字的图章敲在试卷上交差。次数多了，老师起了疑心，电话打到家里事情才败露。

这之后，母亲不再每天逼我练琴，一得空就叫我做算术题。大概精力和天赋都用在音乐上了，我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排斥，看见数字就两眼发直......没办法，母亲只得教我用手指头做加减运算。手指头不够，就把鞋脱了数脚趾，再不行，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摆在我跟前。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还让原本开朗的我变得呆愣愣的，一摊开书本就眼泪直流。

练琴时的我，和做算术时的我完全是两个人。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见我被数学逼得发疯，安慰我母亲顺其自然，“我看她以后活得下去的”。母亲这才接受现实，叮嘱我好好学音乐，将来千万不要做跟数学扯上关系的工作。我深知自己别无所长，对音乐越发上心了，很少再挨骂。

因为父母开明，我的童年还算幸福，过得也很充实。可就在1966年，国内环境陡变，父亲丢了工作，母亲被派去农村当赤脚医生，两个哥哥成为下乡知青，家里只剩下11岁的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为了养活妹妹，我每天去菜市场剥毛豆，剥一斤才给三分钱，一天下来指甲里全是血......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练琴，靠练样板戏把基本功打得越来越牢。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总政歌舞团的招生组看中了我，想让我进团当文艺兵。总政歌舞团多风光啊！在军队歌舞团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能进去的人凤毛麟角，像蔡国庆、毛阿敏、李双江这些后来耳熟能详的明星都是从总政出来的。

1970年，总政歌舞团招生组成员和我母亲（左一）、父亲（左二）、妹妹（左四）的合影。

我自然不能错过这宝贵的机会。1968年冬天，父母回家后，13岁的我便一个人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虽然个头已经超过一米六，看起来和成年女孩无异，心智却远未成熟。进团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哭鼻子，有时因为想念家人，有时因为部队生活过于严格枯燥。

清晨的起床号令吹响后，我很难在两分钟内穿戴整齐、打好背包，紧急集合时总是衣衫不整，时不时被班长训斥。每天清晨的长跑，对我来说简直和万里长征差不多，跑完步还要打扫卫生、洗漱吃饭，接着是排练节目，没有节目时还要练琴、练唱、练舞，循环往复。

好在作为歌队里年龄最小的女孩，我的才艺水平很拔尖。小提琴和钢琴自不必说，声乐学习也从没断过。前几年，在一家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母亲仍借钱给我请家庭老师，她说，“你可以不吃饭，可以穿得很破，可以节约家里所有开支，但教育上不能省。”凭借扎实的童子功，13岁的我成了团里多才多艺的小教员，颇受大家喜爱。

少女时期的我多才多艺、活泼可爱。

进部队第一年，我每月工资是六块三毛，此后每年工资会涨个一两块钱，直到第五年，我凭借过硬的成绩成功提干，工资一下涨到了56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绝对算得上高收入。

我每个月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用来买邮票、信纸、卫生巾，剩下的大部分给父母，少部分用来接济两个刚参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嫁人。

25岁那年，我嫁给了团里一位相识多年的战友。自从13岁离家进部队，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婚姻、恋爱更是毫无概念，等到真的和一个男人组成了家庭，才发现这是上苍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婚后没多久我就意外流产，还落下了终身不孕的后遗症，没多久我们便宣告离婚，这段经历对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婚前的我总是满脸阳光。如果没有那场失败的婚姻，我的人生或许会更幸福一些。

1983年，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请假回到上海。为了让我摆脱阴霾，母亲建议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那时外婆已经离世，我只能借住在表舅家。表舅在香港当警察，人脉很广，见人就夸耀我是总政歌舞团的。时间久了，还真有工会邀请我去表演。

原本想着闲着也是闲着，表演一下无妨，没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气。工会之后，香港老人院、大学学生会、上海同乡会都来找我，各类艺术团体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是纯义务演出，但每次演出结束，负责人会坚持塞给我一个红包，少的有几百港元，多的时候两三千，而我那会儿在总政的月工资才100元出头。

在香港攒的几千元港币，我尽数交给了父母，他们一直没舍得花。

挣钱还是其次，在香港逗留的三四个月，我很庆幸认识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黄教授，他曾经在美国林肯大学留学，彼时在香港的大学教英文，看过我的表演问我：你唱歌、拉琴这么好，要不要去美国读书？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啊，身边留学欧美的人屈指可数，而我家经济也不宽裕，父亲刚恢复工作，妹妹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家里光每月房租就高达几十元，十多年里还欠了两三万元外债。留学这件事对我来说太过遥远，黄教授却坚持为我写了一份英文申请书，将我的声乐、小提琴磁带寄去美国。没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林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寄到了我家，还提供全额奖学金！

看到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坏了，他俩一个是杭州国立音专毕业的，一个是浙江私立广济医学各科专门学校毕业的，思想都很开明，一直鼓励四个孩子学习深造、开拓眼界。我由于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产，本就不愿再回到北京那个伤心之地，此刻有另一条出路摆在眼前，自然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决定要去美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办理了转业手续，拿到1万多元转业费。

转业前我和父亲的合影，我的军旅生涯一共十四年。

转业费看似不少，但当时国内只允许兑换15美金的外汇数额，人民币再多也带不去美国。二哥替我想了个主意，他连夜去苏州花一万元买了把高级小提琴，让我把琴带在身上，生活不下去了就卖琴换钱。

离家前夕，我抱着琴久久无法入睡，内心很挣扎。琴带走了，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可如果不带琴，我真能靠着15美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吗？

次日临行前，我将琴塞在父亲怀里，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亲保证，自己肯定能在美国想办法养活自己。听了这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转过身偷偷抹眼泪。经过生活的摧残，俩人这会儿面颊凹陷、鬓角头发全白，看起来既苍老又脆弱，看得我十分心疼。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总是穿得很朴素，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从上海到芝加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的眼泪几乎没断过，除了对故土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里的15美金，就只有手里拎着的破行李箱，里头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张全家福，和牙刷牙膏、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用赤手空拳来形容也不为过。

等我真正下了飞机，忧虑变成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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