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我为“天眼”调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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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建成将中国天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为深入的世界：它开创了建造巨型射电望远镜的新模式，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被认为将在未来10至20年内保持世界一流地位。
这一“中国天眼”背后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大多鲜为人知。对他们而言，竣工启用的短暂欢愉过后，是一段更为漫长的坚守。日前，记者采访了FAST工程的一位科技人员——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高级工程师潘高峰，听他来聊聊和FAST的故事。
现场
40多天没离开工地现场
2015年，是潘高峰最忙的一年。他估算了一下，这一年里自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里大概“窝”了240多天。而在这240多天里，他又有一多半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对FAST工程索驱动系统进行调试。
索驱动系统全称六索并联驱动控制系统，通过控制六索同步收放，来拖动馈源舱到达望远镜需要的位置。
“如果说FAST是一只巨大的天眼，那么馈源舱就是这只天眼的眼球。光把眼球装上去还不够，要看得准看得清楚才行。”潘高峰说，调试索驱动系统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对它的调试，可以控制馈源舱进行位置姿态的一级调整，从而精确地到达反射面的焦点位置，使馈源舱获取信号能力达到最佳。就像人的睫状体一样，能够调节眼球的焦距使眼球能清晰地看清远近物体。
调试期间，每天早上8点，潘高峰和同事们都会准时到达距离住处800多米远的临时控制室。一番简短的讨论分工之后，便开启一天的紧张调试工作。
潘高峰是索驱动系统的负责人，他一开始会在主控制室里待一会儿。主控制室是一间砖瓦盖成的平房，面积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里面摆放着四五张桌子，桌子上放的是台式电脑，这些控制计算机就是索驱动系统的“大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紧急控制箱，用于紧急情况的处理。
等到主控制室里的调试工作步入正轨后，潘高峰就会依次到各个机房去巡视。
“除了观察电脑上显示的数据外，我还要通过听机器的声音来判断它们是否运转正常。比如，如果机器运转正常的话，它的声音听起来是比较平稳的。如果听到减速机发出很大振动声响，那就一定有异常。”潘高峰说。
潘高峰告诉记者，中午大家都是轮流吃饭，因为控制室时刻都得有人值班。“我们每次测试都要走完一条完整的轨迹，一条轨迹的运行时间大概需要2个小时，中间不能停，否则前面的测试就等于白做了。”
每天的现场调试工作一般都会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结束后大家把这一天获得的数据带回宿舍进行处理。然后，晚上7点半再聚到一起开会，讨论当天做了哪些工作，数据处理的结果如何，发现了什么问题，哪里要做修整，以及第二天该如何调试。
“这种讨论总结会在调试期每天都有，并且在整个项目组里都小有名气。”潘高峰说。
潘高峰说，索驱动系统调试期是他感觉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在代舱调试期间，一连40多天，我都没离开工地现场。”
好在一切辛苦都没有白费，馈源舱索驱动工程顺利通过了验收。
“位置误差均在规定的48毫米以内，6根钢索控制馈源舱的姿态误差都在1度以内，调试的结果优于规定指标。”潘高峰说。
讲述
他的执着和坚韧鼓舞着我们
讲述人：李铭哲(潘高峰同事)
我还在上研究生期间，就进入到FAST的索驱动系统组。虽然后来与潘高峰成为了同事，但还是习惯称呼他潘老师。
潘老师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并且特别有担当。
在索驱动系统代舱调试阶段，我们当时被要求达到的技术目标是：6根钢索控制馈源舱的姿态误差必须在1度以内，位置误差在48毫米以内。那段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潘老师带领大家连轴干了一个多月。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开到几点算几点。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白天为什么没能到达调试指标,有可能是哪方面原因导致的,如果讨论出思路，第二天立马就按这个思路进行调试。如果测试结果没有什么改善，就说明这个方案不对，晚上接着研究讨论。就这样循环往复，直到最终把问题解决，达到技术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潘老师的执着和坚韧一直感染和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认识潘老师的人，都觉得他脾气好，好说话。但当遇到原则性问题时，其实他很坚持，绝不会让步。
有一次我们发现电缆滑车上接地用的编织铜线采购错了，施工单位采购成了编织导线。编织导线虽然也能起到接地防雷的作用，但它的质地比较硬，会随着电缆收放发生旋转，导致螺丝松动。可能短时间内用没啥问题，可是时间长了，松动的螺丝钉就容易掉下去。大家知道，螺丝钉从高空掉下去，力量会很大，相当于一颗小子弹。当时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会太大，就这样用吧。但是潘老师考虑到安全问题，不同意用编织导线，一定要让他们换成编织铜线。后来在潘老师的坚持下，施工单位连夜购买了编织铜线，第二天就给更换掉了，同时又用螺丝胶进行了进一步防护，保证了工程安全。
后来，我慢慢理解他了
讲述人：王伟丽(潘高峰妻子)
自从高峰加入FAST工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比往常更忙了。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节假日都无法休息。即使平时在家，他也总是不停地接打电话，协调处理各种工作上的问题。
出差也越来越多，经常大半个月都在外面，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最夸张的一次，是在我们大儿子出生时。那是2012年4月底，当时我已属于高龄产妇，加上临产时状态也不太好，最后只能由顺产转剖腹产。产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本以为这次高峰可以借机在家多陪陪我们母子了，却没想到在孩子出生的第五天，他又急匆匆地出差走了，一走就是很长时间。
坦白讲，对他如此忙碌的状态，我刚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心里有些怨气。特别是每当孩子生病时，他不在身边，我一个人忙前忙后觉得格外艰难，因此也没少跟他发火。每次面对我的指责，他都是默默地不吭声。然后，只要回到家，就尽量弥补，要么做家务，要么看孩子，尽量让我能多休息。
后来通过两件事情，我开始慢慢理解他了。
有一次，高峰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站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塔上，后面的风景很美。我问他：“这是在哪里？”他回答说是在FAST项目的工地现场，脚下的塔高100多米，并且登塔的梯子很陡。他告诉我，每天他都要来回爬几趟高塔。我一听就觉得好危险，又立刻追问他：“下雨时会不会很滑？”他说：“会的，要非常小心。” 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但我听后还是觉得格外揪心。
还有一次，我跟他说想带孩子一起去FAST项目工地看一看。在此之前，我和儿子只是经常在媒体上看到FAST的相关新闻，从没有机会到现场去亲眼见识一下。一听我有这个想法，高峰立即劝我不要来。我感到很不解，就问他：“为什么不让去？我们就是去看一下，又不会影响你工作。”他说因为他们一直住的是临时搭建的钢板房，冬天没暖气，特别潮湿阴冷；夏天墙上、地上到处爬满虫子；厕所离房间又很远，用起来也很不方便，来了大人孩子都得受罪。
这么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高峰描述自己在工地的住宿环境，原来条件这么艰苦！以前，他从未跟我们提起过这些。我开始心疼高峰了。其实他在外面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我以后应该更多地去体谅他，照顾好家里，让他能更安心地工作。
对话
大家和小家之间该有个取舍
记者：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参与FAST项目是什么时候？当时怎么想？
潘高峰：第一次知道要参与FAST项目，是在2008年，那会儿我博士刚毕业，正在找工作。当时，我面临几个选择，一个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一个是中科院的空间中心，还有一个是航天院所。
其中，天文台提出让我一去就参与FAST项目的建设工作。一毕业就能参与重要的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这对于刚出校门的我确实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思考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机会实在难得。于是，最后我选择了去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FAST结缘，一干就是9年。
记者：在FAST工程中负责如此重要的分系统，对自己有信心吗？
潘高峰：我来到国家天文台工作不到半年，就被任命为索驱动子系统的负责人，以及馈源支撑系统的总工助理。当时心里非常忐忑，很有压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大家都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参考学习。并且，我们自身对它的认识也不够。不过，还是有决心最后能把它干好。
记者：听您妻子说您在大儿子出生5天时就出差走了，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心里有过犹豫和纠结吗？
潘高峰：我们老大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我负责的索驱动系统发布招标公告的一天，也可以说是非常有缘分吧。发布招标公告之后，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去现场组织投标预备会，所以没办法，必须要出差。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确实有纠结和不舍，因为毕竟我爱人刚刚生完孩子，需要更多陪伴和照顾。但当时的这个招标也是非常特殊和重要的，整个团队都非常重视，光前期标书的制作我们就花了5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负责人，也是具体做事的人，所以对它最了解。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觉得大家和小家之间应该有个取舍。
记者：大家都说您很乐观，您自己觉得呢？
潘高峰：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我的乐观不是盲目的。其实在我看来，做这项工作应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接口非常多，技术难度也非常高。
我之所以能在绝大多数时候保持乐观，一是因为我认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就应该想办法来解决和克服它，只能迎难而上，不能逃避和放弃；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前期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基础打得很牢，有这个底气。
记者：参与FAST项目，有什么收获？有遗憾吗？
潘高峰：FAST这项大科学工程特别能锻炼人，虽然有很大压力，但能接触和学习到很多知识，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能参与这样一个大科学工程并跟着它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荣幸和骄傲，也很有成就感。当然，任何事肯定是有得必有失。我的遗憾主要是对家庭觉得亏欠。因为加班出差多，平时对妻儿和父母照顾很少，陪孩子的时间很少，很多家长会都不能参加。
本文刊发于《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04日 20 版科技视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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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余建斌、赵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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