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安的教育梦想
去苏州采访陈国安之前，在网上搜集了很多资料。他讲演视频中的一段话印象尤其深刻：“我丝毫不认为一个中国人到了大学不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羞愧的。而我恰恰认为在小学的时候，不知道《夸父逐日》《牛郎织女》应该感到害羞；不知道李白是如何想家应该感到害羞；不知道杜甫如何痛苦应该感到害羞……”
陈国安，别人都称呼他为“安子老师”。苏州大学的学生在网上亲切地写道：那是一头秀发风吹不乱的老师，那是在上课之前要先把诗经抄一遍的老师，那是在课上唱诗经的老师……
上世纪80 年代，已经中师毕业的他并不满足，1995 年获学士后留在苏州大学任教至今；2003 年获硕士；2008 年获博士；2012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站博士后。一路勤奋刻苦，人称他是读书种子。
安子老师师从文史名家钱仲联先生，铭记钱先生的教导：厚植基础，博学精专。他喜爱阅读，擅长书法，也研究花木栽培，凡此种种文化艺术活动多有涉猎。他对教育本质通透的理解，颇受教育界人士的关注。
安子老师一直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念，有着跨度极大的教育经历，他的学生从四岁到八十四岁，从幼儿园到老年大学。但他尤其“钟爱”中小学课堂，不时会到各个中小学讲课，与老师们分享交流教学经验。
安子老师在他的书中写道：我喜欢校园，我的梦想在校园，所以我从未离开过校园。我的人生梦想是办一所实践我自己对教育理解的学校，编一套蕴含我自己对汉语理解的母语教材，我编的母语教材在我做校长的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中实践。这是我一生的理想，我梦想的背景就是那一个“活泼泼”的校园！如今身为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校长的他，正在这所从教学楼到教师队伍都是新的学校里，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
安子老师在自己的书房夏水秋月堂中
在讨论中培养学生的思考力
记者：安子老师，您义务推广书院式阅读20多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杂志一直关注您这样的教育思想者和实践者。请问书院式阅读是什么形式、如何操作的？
陈国安：书院式阅读的缘起是一场意外。我毕业留校以后，很多同事对自家孩子所受的小学语文教育很不满意，又不知道如何去教。我当时在中学语文教学法教研室，所以让我帮忙教孩子。所以从1995年开始，我义务帮我朋友、同事的孩子教语文，后来规模逐渐变大。在2014年，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提炼出了“书院式阅读”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自家书房，给孩子选了我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书院式阅读”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必备要素。
1、经典性：对现在的语文教材批评没有多大意义，改变不了现状，只能自己践行。我便选择经典性的文本给学生读。
2、思考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思考。比如《三峡》这篇文章选自《水经注》，我首先就问学生，题目和文本是否匹配。这个题目是编写语文教材的人后加的。孩子们翻看《水经注》后就发现不对。节选的文本只讲了巫峡，文中最后一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也能看出，巫峡才是重点。通过这样的过程，带着学生去思考。思考包括正向、综合、逆向、分析……都需要培养，而不单指某一方面。讲授经典文本并不是要学生记住、背诵、体会，更多的是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
3、讨论必不可少：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讨论，也是我讲课的主要方式。中国教育传统中讨论的形式非常突出，也是“书院式”的。古代书院有讨论，寺庙有辩经。在讨论与辩论中，将文本、老师、学生三者融为一体。这是我希望的语文教学课堂状态。
记者：您的《语文的回归》中，同样一篇课文，书里的课堂实录，和以前读书所学的思路完全不同。
陈国安：课堂是建立在经典文本基础上，以讨论的形式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单纯地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状态。虽然教育要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但之所以有学校、老师，是要通过教育，以快捷、省时且简约的方式，让学生对知识和问题有比自学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才是学校存在的功能与意义。
记者：您为学生选择的经典文本有哪些呢？东西方文明的都有吗？
陈国安：我更多选择中国文本，语文学科的全称应该是汉语文。任何一门学科不要越界。我很反对语文课堂上出现大量翻译文本，这完全超出了语文学科。翻译文本的价值首先是文化，让学生了解另一种文化，打开视野；然后翻译文本还有思想价值，介绍了一种不同于我们民族群体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不是语文，是文化、思想范畴。所以我基本不会选择外国文本给学生，即使少量选一些，也只会当做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介绍。
新建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校园一角
需要回归传统的蒙学教育吗
记者：那您对于东西方文明给中国教育所带来的影响是如何看待的呢？需要回归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吗？
陈国安：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族群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相互磨合带来的思考。希腊城邦文化更讲法则，中国农耕文化更崇尚自然。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从传统到现在，既不是儒家文化也不是道家文化，更不是改造后的佛家文化，而是三种文化融合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给所有中国人以活下去的理由。这才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地方。
儒家文化倡导前进，为“进士”文化；道家文化则倡导后退，为“退士”文化；但道家文化又先于儒家文化，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在于鼓励前进的时候，先把后退的路想好。中国的佛家文化是倡导站着不动，保持不变，为“居士”文化。“居”字，即住、停的意思，住、停是因为有所持，持是因为内心有所坚定。中国文化给三种不同生活状态的人都有活下去的理由。
今天的教育是抛弃了中国文化中的允许孩子后退和保持不变，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学生走极端？孩子只能往前走，走不下去的时候，不允许后退或停步，那就走投无路了。甚至不允许前进慢慢来，这不是孔子式的“儒士”前进，而是一种激烈的孟子式的“烈士”前进，成为现在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断裂在这里。中国文化最大的魅力，是给每个人今天的生存状态最美好的理论和理想的支持，允许每个人可以规划自己最美好的样子。
记者：那在您的学校，有开展蒙学教育吗？
陈国安：我当年是读《三字经》《千字文》的，但现在不会让学生读，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即使读，也必须把不适合今天价值观的删掉。让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孝经》，是开历史的倒车。这几部书，除《孝经》是儒家经典外都是蒙学读物，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本无法对等，类比一下，《语文》教材能成为经典吗？这几本书流传几百年是让孩子更容易识字。但这种识字教材背后蕴藏的核心价值观、伦理观，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跟今天社会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能完全对接。教育一定要指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做研究可以质疑、尝试，做教育必须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框架中选择内容。教育是向前的，要和今天社会的价值观，今天倡导的人生观、世界观密切对接。否则教育就是同社会人的培育背道而驰。
在儒家的十三部经典中，《孝经》代表封建时代的伦理。“孝”的概念和我们农耕文化相关，农耕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作。遇到自然灾害，家族长者经验最丰富，所有人需要服从他的安排，就通过一种合理的法则去固定，于是有了“孝”。所以“孝”是维系家族的伦理法则。现在的社会强调首先是独立思考的人，然后成为遵守社会契约的公民。如今不再是熟人社会，小孩必须面对一个陌生人社会，教育学生遵从和陌生人交往的规则，这显然超出了“孝”。
有人认为孩子对父母不孝是因为没有读《孝经》，这是一种错误分析，孩子不孝敬父母是由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和那几张纸完全没有关系，不要把教育功能无限扩大化。针对某种社会现象分析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企图用教育去解决，是有问题的。大肆让孩子读《孝经》是盲目寻医，弄错了病因，开了错误的药方，而且是个体生病，全社会一起吃药。作为现代教育者，盲目倡导读蒙学读物，没有常识且荒谬。如今教育学界缺少的不是思想而是常识。
《三字经》《千字文》是一种文言韵文，指向文言系统。现在是白话文，关联不上，识字与作文不对接。汉字有非常美好的声音、声韵，我倡导童谣、儿童诗识字，教育传统一定要用新的教育思想去激活。台湾方淑珍的一首儿童诗《不学写字有坏处》，后来我改成《蚂蚁和小虫》：小虫写信给蚂蚁/他在叶子上/咬了三个洞/表示我想你/蚂蚁收到他的信/也在叶子上/咬了三个洞/表示看不懂/小虫不知道蚂蚁的意思/蚂蚁不知道小虫的想念/怎么办呢？小孩在诗的语言中，用汉字的形状和声音，让字嵌入孩子学业生活中。而不是死抱着所谓的蒙学读物。
记者：对拼音识字您也是反对的吗？
陈国安：我很反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需要借助另外一个表音系统来学习的。中国人有拼音，也是民国那段倡导拉丁化时期的事情。建国后推行拼音和简化字是为了迅速消灭文盲，培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以助于恢复生产。任何一个时代和文化的发展都不以理论和人为的意志所转移。汉字代表着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状态和情感传递。每一个中国字蕴含着中国人特定思考、思维的结果，这个结果是有情感的。过度简化汉字会让这些承载的东西断掉。
安子老师与苏大中文系首届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合影
孩子一定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原初时代
记者：看过安子老师之前的讲课视频，虽然您反对读蒙学读物，但是很支持去了解中国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
陈国安：中国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是中国人最原始的思维、情感和认知。一个孩子一定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原初时代。这是一个民族随着一代代肉体相传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价值。
记者：但是现在小学的语文教材中这方面的内容似乎特别的少。
陈国安：编写语文教材的人忽略了这些宝藏。
记者：那在您的学校会让孩子们怎样去了解这些内容呢？
陈国安：让学生去读最原始的记载，比如《盘古开天》原文是连缀式、对比式的，读起来朗朗上口；《夸父逐日》也就《山海经》中的一段话，学生读起来很容易吸收。这些东西才是“中国”。教育一定要给中国孩子一颗中国价值的种子。这个种子首先来自民间，民间的价值是生活价值，是人的价值，是生活伦理，跟《三字经》《千字文》里的价值不同，这些是社会伦理。
《牛郎织女》告诉我们：最美丽的爱情是简朴、真诚的，任何外来的阻碍都不能阻止美丽爱情的前行，天河虽远，终有鹊桥而遇。这就是民间的爱情观。《白蛇传》《七仙女》皆是如此。在小孩心里埋下爱的种子，长大后怎么会不懂得爱情和家庭。现在的教育，爱只是概念。《劈山救母》中，母亲被压山底，孩子救自己的母亲，这绝对不仅仅是所谓对封建野蛮统治的抗争，而是对无辜善良受苦母亲的拯救。这些美好的情感才是应该给孩子的，才是重要的中国价值。王阳明讲“明伦之外无学矣”，教育尤其要坚守这种价值。所谓“人伦”，伦即正常，就是教孩子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法则和契约。
地震后去绵竹支教时，安子老师给当地中学生上课
什么教学内容适合孩子？
记者：在四大名著中，诸如《三国演义》宣扬“君臣有义、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思想，千百年来被证明是有教育价值的。除《红楼梦》，其它三部名著都是由士大夫和民间话本集体创作、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您却比较反对阅读四大名著，这是为何呢？
陈国安：首先解释一下，我绝对没有抹杀四大名著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在教育方面不都适合18岁以下的孩子。教育价值有选择教育内容的一票决定权，教育内容必须有利于孩子健康的心理和正常的情感建构。教育的规则必须要给孩子一颗美好的种子。《三国演义》的虚伪哲学；《西游记》的官场哲学；《水浒传》的暴民哲学都不适合孩子。《红楼梦》在没有一定阅历的前提下，学生能看懂吗？让孩子读这些是违背教育常识的。况且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两回事。
记者：现在很多流行文化也在不断地侵入学生中间，很多内容也不大适合低龄学生。比如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校园刮起了他的阅读风，但莫老师很多小说其实并不适合低龄段学生。
陈国安：我跟莫老师有过多次见面，也聊过他的作品不适合孩子读。对此我依然认为一部作品的文学成就大，但并不代表就适合教育，对18岁以下的孩子要符合教育性。或者说，教育性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具有一票否决权。
记者：流行文化最具代表的韩寒和郭敬明倍受年轻家长推崇。2006年韩在最受读者喜爱作家的网络评选中排名超过苏东坡，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非常道》采访时说，苏轼排第一那才可悲，因为他们是死掉的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韩寒排名第二，梁文道、陈丹青、张鸣等认为“中国大学教授的影响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韩寒”。对于这种现象和社会舆论您是怎么看的？
陈国安：对此我付之一笑。在文化界存在部分人对以韩寒为代表80后作家的肯定和吹捧。青春作品孩子可以读，但地位吹捧到天一样高，只能说明今天的文化堕落了。网上很多观点不值一驳。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哪些人能留下来不是今天说了算。但部分媒体喜欢断章取义，故意将其语境剔除，以此来抓观众眼球。这不是教育媒体应该做的事，只会给现在步履维艰的中国教育添乱。
记者：这一点很认同安子老师的看法，所以我们杂志不会对问题做一个价值判断，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讨论、发表其观点。
您在古诗词方面研究很深，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也引发全民的诗歌热情，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唐诗宋词是华夏文明成熟期的产物，让低龄段学生过多背诵唐诗宋词有害而无益，而应该多读经典。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即持这个观点。缪先生认为，唐诗重意境。少阅历的人很难体会其中佳妙。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成人能知其妙处的已不多。唐诗上下句之间如电影“蒙太奇”，这是文化日趋精细的产物。如今的孩子，就算是神童，但仍有待被“文而化之”后才能懂唐诗。南怀瑾先生也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陈国安：我并不认同，难道读经就可以培养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孩子难道不应该读描述美好生活、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吗？讨论教育问题，固然倡导全社会的参与，但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却又不熟悉教育的名人在发表观点时一定要谨慎。他们的观点有影响，有杀伤力。虽然有部分唐诗宋词，不适合孩子的情感，但可以筛选甄别出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内容。我的师兄薛博士编写了一本《中国传统文化读本·中国词》，他就选了适合孩子读的唐宋以后的词。给孩子审美和给孩子思想不可偏废，文学审美从小就应该培养。古代人读《论语》《春秋》，但唐宋以后同样会读李白、苏东坡。
传统教育的读经自1905年断裂是必然的，因为没有科举了。我们一直是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读什么。现在的人在社会角色发生变化时需要考核，但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种考核都没有考到经义。
现在有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对教育的判断，要么缺少深入理解，要么缺少教育常识，却被认为其判断一针见血，针砭时弊，是一剂灵丹妙药，对教育有拯救功能。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学者对教育的态度应该愈加审慎和敬畏。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校训正是苏州大学的校训：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打造一所很"苏州"的实验学校
记者：观看您的一些讲演视频和上课实录，您似乎不大喜欢用诸如电子设备等技术手段。
陈国安：我不会啊（笑）。科技总是向前，新的技术手段会给教育带来革新，但不能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技术是中性的。新技术在我的课堂可以提供形象和文献。当我需要孩子上网查文献时，学生可以用手机。我的学校不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但有严格的手机管理条例，谁违反就承担相应惩罚。我们不会没收学生手机！没收学生手机，这是一种侵权。
记者：实验学校是一所新学校，您是有教育情怀的校长，那您计划如何做好教师队伍建设，帮助他们提高生命素养和人文素养的？
陈国安：我对此确有些想法。不同教师不同对待。这里幼儿园也是暂时我在负责。对于幼师队伍的培训，首先从自我修养抓起。他们很多学历是“3+2”，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属于学业不是很突出的群体。五年专业的学习能改变多少，改变了哪些方面，才是培训的起点，必须用在职培训去完善他们的不足。先文化培训、素养培训，然后才是教育观念，教育技术培训、我兼过苏州幼儿师范高等学校的教授，了解他们的培养过程。把教师的技术和教师的素养区别对待，钢琴弹得好，舞蹈跳得好就能当幼师？对幼儿素养的培养，幼师至关重要。第一学历是中师，和我同龄的老师，则需要反思、梳理自己，对教师生涯应该有一个分析和总结。对于刚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需要让他们理解自己，理解教育，规划生涯。
我也会选择经典的教育学研究书籍推荐给老师，比如外国的杜威、苏霍姆林斯基，中国《礼记·学记》《论语》。
记者：苏州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实际上，苏州的人文沉淀相对其他城市更为丰厚。在道的层面，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从泰伯、到明朝的东林党、复社诸公子、顾炎武等人，苏州可谓中华道统传承的重镇。而在器和术的层面上，仅科举一项，苏州出文状元45名，清代甚至达到了26名。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实验学校如何营造校园文化，如何在校园里延续当地文脉？
陈国安：我会把学校打造得很“苏州”。我们校训是苏州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完人”的概念在苏州这片土地上是合适的，苏州历史上出现过一名“完人”——王鏊，这是王阳明对他的评价，唐寅曾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他很“苏州”，典型的苏州人格。读书厉害，25岁中探花，报效国家有担当。苏州人一般崇尚通过读书从而参与社会，报效祖国；王鏊在朝堂之上，面对刘瑾的压力，保护受迫害之人，屡次劝谏刘瑾，终因无法挽救时局辞官归乡。“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所为，有所不为，交织在王鏊一个人身上，这样一种苏州人的品格。当然，在校本课程的研发和校本教材编写上，我自己参与也不少，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影响人类进程的100个人物》《中国儿童哲学》。我们学校倡导“国家课程校本化，拓展课程实践化，校本课程民族化，国际课程特色化”。
转自《新教育家》余淼
编辑：周雅贤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http://sues.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