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偏激的诋毁还是公允的评判？说说晚清时洋人是如何议论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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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以最大和最无耻的规模在他的朋友和亲戚中间繁盛开来，这些人便成了他在社会上的追随者和在政治上的支持者，这些是他的赞扬这也不可否认的现实；他以拥有巨大的财富而著称于世，因此，很难相信他自己的手是干净的。据说如果要找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个人肯定会在中国。
瓦伦丁・吉乐尔（1852-1929）
上文中的“他”不是别人，而是晚清中国汉人中的第一权臣李鸿章。而说出这段话的人是曾任英国的《泰晤士报》大清国记者，后来担任该报海外版主编的瓦伦丁・吉乐尔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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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乐尔的一生似乎从来没说过一句大清国的好话，他笔下的大清除了贪污腐败，就是低效无能。
在吉乐尔来到了清国并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走访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寄希望于清国的潜在力量约达30年之久，认为清国会崛起，但你我都知道，这种幻想是如何破灭的。在我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清国很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却可以列入弱国的行列之中。在清国看来，历史、地理、近代科学成就、影响西方国家政策的公众势力、公众舆论、议会、报刊，都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字眼。中华帝国正在衰亡,它的肢体已经腐烂……”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
而比吉乐尔小了十岁，却先于吉乐尔来到中国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并不赞同他的领导对大清国的评价，在他的报道里，大清总体上还是好，因此，他与大清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与袁世凯的关系也就处得相当不错，也至于后来袁当上了大总统，他成了袁的政治顾问。
入乡随俗的洋记者
但就是莫理循亲华者也曾说过：
这个国家在财政压力和公众迫切要求改革的压力下，正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在每一项可以设想出来的计划上，把钱像流水一样挥霍，但是，税收却没有相应增加，不知道节约开支，各种弊端并未真正得到纠正。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卖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闲职人员及候补道台的队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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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外文报纸中，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而势力则以英文为最强。
这些报纸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认识那个虽然GDP世界第一，但却不堪一击的腐朽王朝的第一手较为客观的资料。
关于这一点，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出访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就记者关于是否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大清国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外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李中堂？因为他是诚实的，至少对外国人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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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2月13日《伦较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驻清国天津记者的评论，其题名就是《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文章中说:
……现在，我们认识大清国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当今世界的秩序下，大清国的继续存在对世界和平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在我们的地面上，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
我们的世界欠日本人很大一个人情，因为日本人向我们展示出了已经病入膏肓的政治腐败、深入骨髓的野蛮习性和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正在怎样地让这个腐烂之中的巨兽摇摇欲坠，而这就是我们崇拜至今的大清帝国。
在大清国，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询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
到国外去的清国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在国内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
在大清国，政府官员仅仅靠体禄无法应付日常的生活。按照清国固有的习俗，他们总能在任上捞取到一些外快或者在一定限度内搜刮民脂民膏。当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的话，这样的宫在清国人的眼里就算是为政不廉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f的俊吞公教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贿路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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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19日法国的《虔诚者报(副刊)》第1307期上登了一篇文章：《清朝政府的新一轮屠杀：慈禧太后向皇帝展示砍下的亲俄罪臣的头颅》。
文章中说慈禧太后虽然她今年已70岁高龄了，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她的外甥，可怜的光绪皇帝，只不过是她的傀儡，是名义上的统治者罢了。
人之将死，慈禧太后还是与那些被清朝人称作“洋鬼子”的人势不两立。今天她又将矛头对准了俄国人。如今，她对欧洲人尤其是俄国人的厌恶之情已经扩展到了所有亲欧的清朝人身上。最近几天，慈禧太后又下令处死了一批被认为过分亲俄的朝廷高官。
砍下的亲俄罪臣的头颅
据远东的报纸记载：“慈禧太后命人把被处决官员的头颅带到惶恐不安的光绪皇帝面前，让皇帝长时间地目睹这可怕的一幕，这才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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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美国世纪出版公司出版了女作家伊莉莎·溪德沫著的《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一书，书中记述了作者在15年间7次访问清朝的见闻。
书中写到了一件事：
北京铁路的修建遭遇无休无止的反对和阻挠。建成后总是有愚蠢无知的人被火车撞倒倾轧，最初被轧死轧伤的人会得到一定金额的赔偿，虽然不会按国际标准，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很可观的数字。于上就有一群人用生命讹诈钱财养家，铁轨因而成了投机性自杀事件的”胜地“，这让铁路的资方不堪承受。于是宣布再轧死轧伤概不赔偿，自杀热也突然停止。
今天我们还时常可以从网上看到有人在马路上碰瓷，但从来没有在铁路上碰瓷的，这主要还是因为铁路上被火车轧死了也是不赔偿的。
文章还说了外国驻华公使在大清国是不受待见的。这是因为清朝官员中无人敢与公使馆交往过甚，以免被朝廷指为通敌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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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大教授沈弘从创刊于1842 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中选取了与中国有头的上千张图片和数十万文字编纂了一套丛书：《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在中国采访写生
这部丛书里缉录了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人对当时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中国人虽然已经看到过成百上千的欧洲船只，见识过它们优雅美观的外形和轻便的索具，但却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优越性，或是想要来模仿它们。他们那种难以克服的偏见和对洋货的极端轻蔑是取得进步的障碍。而且这种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假如人们在建造一艘平底帆船时偏离了旧规矩的话，皇帝就会下诏令对它收取额外的关税，仿佛它是一艘外国船似的。（上册，第66页）
中国人不是很在乎谁统治他们，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挣钱就行了。并且，比起专制暴虐的清朝官员，他们当然更愿意要一个有力而公正的统治者。他们给清朝官僚们叩头，更多的是出于卑怯而非其他的什么动机。但如成语所说，他们会“得寸进尺”。对亚洲人而言，软弱无力的政府是没有用的——强硬才是最重要的。（中册，第3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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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大清国的评价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很负面的，在1866年6月23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除了对中国史上第一个由一个退休的县令斌春带队的出访欧洲的新闻报道外，还有这样一段《编者按》：
我们有理由为他的这次旅行不但向中国，而且向整个欧洲表示祝贺。它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视其为中国的一个承诺，即它将冲破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西方民族的无知和恐惧都将慢慢地被消除，最终必将创造一个人们诚实、聪明、耐心和勤劳，自然资源丰富的强盛中华帝国。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分享兄弟国家的进步。
中国第一个政府出国考察团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过去了六年，但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却明显要好于此后的几十年，甚至好于一百五十五年后的今天。
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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