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市集广场
米沃什在《1880年重返克拉科夫》一诗的开头写道：
“于是我从大都市回到这里”，他还告诉我们：“我的书箱也来了，这次不会再走。”
东欧剧变后，流亡大半生的米沃什终于回到波兰定居，他的晚年正是在克拉科夫度过。2004年，他在这个因美丽而与布拉格齐名的城市去世。
在那首诗作中，他哀吟波兰的过往，“我的国家仍将一如既往，帝国的后院，用它粗野的白日梦抚慰它的屈辱”。他慨叹一切无济于事，即使是希望，“我们知道那没有意义，却一生耽溺于此”。
他白描着这个城市：
“老人们常去的地方已被新的老人占据，姑娘们裙裾作响闲逛过的地方，新的姑娘在闲逛，骄傲着她们的美丽。孩子们滚着铁环，已经滚了半个多世纪。墙角一个补鞋匠从他的长椅上抬头望，一个驼背的人隐着内心的悲痛走过”。
最后，他写道，一切并没有不同，“如果这个世界终会将我们遗忘”。
无论是诗中的“我”还是“克拉科夫”，都是一种隐喻。但他最终选择将克拉科夫作为终老之地，并非巧合。
在东欧知识分子中，米沃什的流亡与众不同。他并非被动离开，而是一种主动性的“受道德驱使”。在流亡前，米沃什的生活状态很不错，收入丰厚，相对自由，可算是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受到体制的迫害。但在他看来，他无法延续这种生活，因为他并不想成为帮凶。
他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从未“售卖苦难”。当时，某些异议者喜欢以苦难作为自身“卖点”，甚至将之作为著书立说的主题。可米沃什尽管一度窘迫，却不以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满足某些人的猎奇，他也是唯一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对于流亡，他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壮举，而是一种羞耻——他为祖国的沦落而羞耻。
也就是说，米沃什的伟大之处超越了文学本身。他未必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欧洲诗人，但却宛若冷战时期的欧洲心脏，那是一种不屈的跳动，并洁身自好。
如果你将欧洲地图视作一个圆，那么克拉科夫就是圆心。这座千年古城同样是欧洲之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承载过太多东西，却美丽依旧，不为岁月所染。
▲城中一角
克拉科夫是克拉科夫省首府。1320年到1609年间，它一直是波兰首都，也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那时的波兰，能够通过立陶宛和俄罗斯学习到东方的先进知识，因而成为欧洲最先进国家之一。
18世纪后，因为瑞典人的入侵，城市逐渐衰落。1795年到1809年、1846年到1918年间又两度受奥地利统治，1918年重新归属波兰。之后，它又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饱经沧桑。
如今的克拉科夫古城是欧洲最具人气的旅游城市之一，市集广场上更是人头涌涌，从早到晚都无冷场。
▲克拉科夫市集广场
这是欧洲最大也最美丽的广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定居克拉科夫的米沃什曾举办多次读书会，参与者包括保罗•马尔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托马斯•温茨洛瓦、K•威廉姆斯和娜塔莉•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在内的18名东西方诗人。读书会后，他们会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厅，一人一张桌子，为读者签名，并和他们交谈。
▲市集广场上休息的人们
波兰人的阅读传统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一篇文章这样记录：让组织者惊讶的是排的长长的队伍。“您在等什么？”好奇的过路人问。“等诗人，”他们听了之后就加入到了队伍中。
那时的米沃什早已名满欧洲，他是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妥协的代表，被誉为“波兰的良知”。这位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的波兰诗人，生命被大时代分为了两部分。1945年之前，他经历了种种阴云，直至阴云化为实质性的二战。1945年后，他遭遇了另一种极权形式。
22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冰封的日子》，次年前往巴黎留学。二战后，他在波兰外交部工作，1951年开启流亡之路。在那之后，他生命中的三个重要节点都发生在整数年：1960年赴美，1970年入美籍，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45年前后的米沃什，在诗歌风格上大大不同。他的前期作品具象征主义特色，也因为二战的缘故，既有悲观的一面，又有反战情结。1945年后，尤其是流亡后，他开始关注人类本体的终极意义，在极权禁锢下，他挣脱牢笼，希望在哲学、历史和文化中寻求武器。
这前后两个阶段，都与克拉科夫有关。
▲城中一角
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尽管当时的立陶宛被沙俄占领，俄语为官方语言，但由于历史上曾属波兰，波兰语也是通用语，米沃什就更喜欢用波兰语。他对自己的身份并没有严格界定，只是说“我是一名波兰语诗人，而不是立陶宛语诗人，但是立陶宛在地域性上以及精神上，我从未与之断绝。”欧洲的开放世界总能让人受益，米沃什也是受益者。1931年，他前往巴黎游学，并开始写诗。回到立陶宛后，他成为电台评论员，没多久便因激进观点丢了工作，同时开始写作。那时，他已预见到战争阴云，并在1936年的诗作《庄严的河流》中，预言般或说是宿命般地写下了“像白色悬崖的焚尸炉”。1939年，德国与苏联瓜分了波兰。1941年，华沙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华沙。米沃什将苏军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终身都在自省的米沃什，从未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1943年，他写下了作为见证者的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诗中写道：菲奥里广场并非华沙地名，而是罗马那个曾经对布鲁诺执行过火刑的著名广场，米沃什在诗作中将之搬到华沙。德军占领华沙后，用围墙建立了犹太区，陆续将犹太人押走并处决。1943年4月19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庆贺希特勒的生日，对犹太区发起大清洗式攻击，遭到顽强抵抗。战斗持续近一个月，一万多名犹太人战死。可是，当围墙内的犹太区战火蔓延时，墙外的广场上仍有市民在硝烟中欢笑嬉戏。波兰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也曾有类似的记忆：“我记得这个马术表演场，就在火光冲天的犹太区的围墙边。从那里可以听到爆炸声，风夹带着碎纸片，甚至还有正在燃烧着的衣服吹过来，表演场上的人们就在无忧无虑地玩这个——有时他们甚至能随手在风中抓住一小片什么……”在米沃什看来，这悲怆场面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悲哀，也是冷漠人类的悲哀，“这种冷漠甚至让他们无法低下头看一眼这不幸，甚至让他们无法回家去对着那些死去的或他们无法帮到的人静默一个时辰。”也正因此，米沃什始终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华沙起义后，米沃什前往克拉科夫避难。在德军宣布投降的次日，米沃什见到了克拉科夫一座监狱里的年轻囚徒们，他们都是华沙起义的国家军战士，他们是对抗纳粹的英雄，但却也是新政权的阶级敌人。1956年，米沃什曾写过一首诗，回忆那时的克拉科夫，他写道：“克拉科夫小得像一只彩蛋，刚从复活节的染色罐里取出。”纳粹的覆亡并没有使和平真正到来，取而代之的是冷战。但米沃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在这个大时代里沉沦，而是成为了真正的见证者。1949年的一个夜晚，作为外交官的米沃什去参加一个上流聚会。凌晨回家时，他见到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军车，刹那间“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决定不再做同谋。也正因为他能以外交官身份自由来去东西欧，所以他可以洞悉两个世界的差异。米沃什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体制，也不可能接受权力的精神控制。1951年，他选择流亡，留在法国。但他并未得到真正的理解，那时是冷战初期，气氛尚不严苛，萨特等巴黎知识分子甚至被蒙蔽而不自知。甚至有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体制内受益者居然选择流亡，一定是疯了。1960年，米沃什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他最伟大的作品，当然是《被禁锢的头脑》。这是非虚构写作的杰作，试图说明二战后的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思想禁锢中挣扎。这本书在波兰当然成为禁书，但仍得以广泛地下流传。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也是在那年，他在伯克利写下了《河流》，诗中这样写道：他笔下的这条河流，是波兰的母亲河——维斯瓦河。这条河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流经波兰的大多数名城。当我在一日间驱车七百公里，傍晚抵达中世纪古城托伦时，经过了一座跨河大桥，桥对面就是托伦旧城，红砖城墙在河岸边绵延，教堂和市政厅拉高了整座旧城的天际线。河岸边有人在散步、跑步、骑行……这是维斯瓦河畔的托伦。当我抵达华沙时，第一印象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左边是河岸，右边是大片草地，草地逐渐形成斜坡，再向上则是古城墙、塔楼，还有建在高处的各种尖顶。那是高处的华沙旧城，那是维斯瓦河畔的华沙。当我抵达克拉科夫时，我没有第一时间见到河岸。但第二日清晨，我来到了河边，空气潮湿清冷，瓦维尔城堡依偎着这条母亲河。在流亡多年后，米沃什终于得以重新拥抱这位河流，在克拉科夫。那时，已是米沃什的晚年。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望波兰。记忆是他诗作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使我们避免采用一种像常春藤一样在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言。”2004年，他在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时年93岁。他被葬于当地的天主教墓地。在他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寻求对时间的忠实记录，直至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