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又一次引发了对家庭与亲子关系的讨论。作为系列剧《小欢喜》《小别离》的姊妹篇，《小舍得》也抛给观众一个问题：当父母对孩子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时，是否会走向一个极端，反而把孩子越推越远？剧中的两位母亲为了让孩子上最好的课外辅导班而劳心劳力，看似尽责，但是，很难说这更多是出自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还是与其他家长的攀比竞争心理在作祟。
父母不重视子女，会导致亲子关系淡薄；父母太过重视子女，也可能会导致子女压力过大而怨怼父母。
《小舍得》聚焦于小升初阶段，亲子矛盾尚算温和；而原生家庭对成年子女的影响，在近些年的影视作品中也有着深入的刻画。早几年，电视剧《欢乐颂》中樊胜美的母亲，溺爱儿子，不断在成年女儿身上吸血，导致女儿迫切追求物质与他人的认同；《都挺好》中苏明玉的母亲，同样偏爱儿子，苏明玉从小备受打击，长大后也不愿和家庭和解。
| 影视剧《欢乐颂》中樊胜美的母亲正在因儿子斥责女儿。
一时间，「樊胜美的家庭」「苏明玉式家庭」，成了形容现代家庭关系的流行热词。
影视剧背后，反映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成为难题，乃至社会问题。
熟悉豆瓣的用户都知道，豆瓣上曾有一个著名的小组「父母皆祸害」，名字听起来极其刺耳，但年轻一代子女对父母的控诉，却是真实存在的残酷现实。轰动一时的「吴谢宇弑杀母」，更是亲子关系的极端案例。吴谢宇，北大高材生，从小成绩优异，一路保送至北大（提前录取，2012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常年在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时（2010年，16岁）因病去世，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期望他出类拔萃，对他严格要求。可就是这样一位「别人家的孩子」，终在家庭关系中扭曲了自我。2015年7月11日，吴谢宇将母亲杀死于居所，并成功隐瞒其亲人、母亲单位七个月之久；2016年2月，警方对吴谢宇发布通缉令，吴又成功逃避追捕三年又两个月，至2019年4月21日终被抓获于重庆江北机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杀人案，其背后折射出的家庭问题，让人痛心，又让人不得不重视。我们每个人都曾为子女，大多也都会成为父母。社会是无数个人、无数子女、无数父母、无数家庭的集合体，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这一问题。可如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危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不仅中国有，西方社会亦是如此。美国心理学家约舒亚·科尔曼（Joshua Coleman）在《疏离规则》（Rules of Estrangement）中，便讨论了「为何成年子女要切断与其父母的关系？」（Why adult children cut ties）这个问题（也即这本书的副标题）。
| 科尔曼所著《疏离规则》（Rules of Estrangement）。科尔曼还著有《当父母受伤》（When Parents Hurt）《婚姻剧变》（The Marriage Makeover）等多部著作，并且还成立了一个名为「站在一起」（Standing Together）的组织，以帮助更多饱受折磨的家庭。科尔曼讲述了他与一些父母的沟通片段，在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一位饱受子女关系折磨的父母悲伤地说道：「如果我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感染了病毒，我的儿子会打破四年的沉默并与我联系吗？还是我会一个人死去？」
观照现实，成年子女若经常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矛盾（哪怕是普通生活中的厌烦）便会常出。这些与父母无法和解的子女，多是在童年成长时期遭受了精神或身体上的伤害，科尔曼引用一组201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子女与父母的疏离，多是由子女一方主动发起的。导致父母子女关系破裂的因素是多重的，「离婚」便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疏离规则》中引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针对1600位有疏离关系的子女、父母的调查中，有70％以上的调查对象生活在离异家庭。在离异家庭中，负责带养子女的一方父母（即使他本身是一位善良的人）常会攻击另外一方，从而造成子女与一方父母形成几乎无法和解的裂痕，甚至敌意。以上这些问题，多源于父母的失职，或子女的其他不当行为。以致于我们常常认为，只要父母或子女做得足够对，疏离便不会发生。「我最近的研究以及过去四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向我表明，你可以做一个尽责的父母，但你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仍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However, my recent research—and my clinical work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has shown me that you can be a conscientious parent and your kid may still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you when they’re older.）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对「家庭」的定义变了，个体化的人不必也不想再镶嵌于家庭组织之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疏离，已成为一种趋势，一种现代社会的「潮流」。
家庭或家族，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在传统社会，家庭关系是基于责任与义务的；但在现代，这种责任与义务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变得多样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社会中，个体附属于组织，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城邦的动物」，还是传统中国的宗族社会（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称为「差序格局」），个体都要生活在有着共同价值的秩序团体中，且个体只有在这种团体之中，才能找到这个社会共有的价值与基础。但到了近世，启蒙思想家使人们从政治或宗教共同体中抽离出来，工业化与资本化又将人们从故土（包括家族）抽离出来，「流动」成为常态。
| 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描绘了中国传统大家庭在近代的兴衰。
作者: 老舍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9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这种个体的独立形容为「伟大的抽离」，或「伟大的脱嵌」，在这种抽离中，诸多共同体被瓦解，包括家族、宗教、甚至是国家。
只不过，这种抽离也伴随着剧痛，人类家庭关系的疏离即是这剧痛之下的缩影。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宗教，或不再信仰宗教；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婚姻，或者不再结婚；你可以选择脱离父母，依旧可以找到依靠、依旧活得精彩。
但是选择的结果，都将是你自己的，没有人为你负责。
你是你生命中孤独的承担者。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提出过两个概念：「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用来描述传统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人的组织方式。
机械团结是指在一种相对初始的社会里，人们保持着相同的价值、信仰和规范，社会分工较为原始，不同成员之间的职业也有相似或同质的特征。
而有机团结则指当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个人的异质性也越来越突显，有机团结会损害原有的共同体，让人们因「分工」，而非「血缘」而连接在一起。
人与人连接，不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其他，家庭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似乎也被削弱了。
家庭关系的疏离是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有着它的独特性。
中国家庭问题，夹杂着现代化力量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撕裂。
典型的表现是观念传统的父母与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子女。
父母信奉旧有的家庭观、婚姻观，坚信家庭与婚姻的作用，认为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事物，他们大多不会理解同性恋、不婚主义者、开放婚姻者。
李安的家庭三部曲《饮食男女》《推手》《喜宴》，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转型的阵痛。
《饮食男女》讲述的是一个丧妻的父亲与三个女儿的故事。
父亲擅长烹饪，却失去了味觉，他与女儿们维系感情的方式是每周末的家庭晚宴。
三个女儿各自长大，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晚宴就像「无用」的仪式，提醒他们是一家人的事实。| 《饮食男女》电影海报。李安导演对近代家庭变迁细腻真挚的描述，使该片成为享誉国际的「父亲三部曲」之一。《推手》中的父亲性格强势、又很有自尊，年迈的他来到美国儿子家中养老，儿子娶了洋媳妇，白天洋媳妇在家工作，父亲就在一旁打太极，两个人语言不通，矛盾重重。
两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父亲隐忍自尊，儿子对精神上孤独的父亲也并不理解。
《喜宴》则涉及同性恋话题。电影的主角高伟同虽然是同性恋，但潜意识里的孝顺观遮蔽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伟同放弃了曾经的恋人，出于对父母的愧疚与顾威威结婚。
伟同的父亲最终如愿抱到了孙子。
美籍华人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也有一个故事，体现了第一代美籍华裔（及其他移民族裔）与出生在美国的子女之间的矛盾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大肆入侵，华人女性吴素媛带着两个双胞胎女儿逃难，途中染病，不得已丢弃两个女儿。
吴素媛后逃到美国，与另一华人结婚，生下了女儿珍（June）。
吴素媛对珍寄予了厚望，一方面来自传统中国母亲对子女成才的心愿，另一方面，吴素媛对于丢弃两个双胞胎女儿感到深深的愧疚，于是把这种愧疚转移到了珍身上。
吴素媛在珍很小的时候就逼她学钢琴，奈何珍天赋不高，母亲的高压教育让珍崩溃，一气之下，珍还对母亲说出「我希望像你之前两个女儿一样死了」的气话。|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讲述了四个华人母亲与四个美籍华裔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结尾是好的，珍在母亲去世后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路程，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一股浪潮，个体观念的兴起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无数的组织被冲破、弱化，只是家庭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有着血肉与情感的联系，因而显得更痛。在这种剧痛中，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正视，承认现代家庭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家庭，也不该再以传统家庭的观念去审视现代家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