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宣读《通知》的少奇同志不会想到自己就是赫鲁晓夫

1

1966年5月16日上午9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

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此时正在进行中。

这个会已经开了将近两个星期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猫着腰进入会场时，主席台上坐着除毛以外的几位常委刘周林邓，主持会议的刘正在整理着手上的文件。

老人家此时人在杭州，但却遥控着这里的一切。

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和她的前夫

李雪峰来到前排偏左的位置，在他座位的两边，64岁的彭真和67岁的聂帅此时已经如老僧入定。

李雪峰知道，这二位对这几天会议的精神颇有几分抵触。也难怪，前几天的会主要就是批他们的。

李雪峰坐下来，随手翻开面前长条桌上的一叠文件，他只扫了一眼，就差点乐出声来。

第一份文件是林彪的一个声明：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

声明是林彪手写翻印的，字很大，三句话就占满了一页纸，李雪峰正要翻到下一页，台上的少奇开始讲话了。

2

从三月份起，59岁的李雪峰就在不断地赶场开会，那时他的身份是人大副委员长。从5月7日起，他接替了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60天前的3月17日下午，73岁的老人家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那次会议给李雪峰留下最深刻印象是老人家对文化和教育革命的插话，老人家说：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对于如何管，老人家给出了两种办法：

一种是开展批语，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冒出来）。

3

老人家忽然对文化界出现的各种“封资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不满，是因为一出戏，一出京戏。

十年前的1956年4月28日，老人家提出了“双百方针”（见《六十五年了，我们欠“双百方针”一个认真落实》），从那以后，中国的文化市场出现了一年左右的空前繁荣。可转年秋天就开始批毒草了，弄得人们又不敢说话了。

于是老人家很不开心。1959年初，老人家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精神。”

海瑞是明朝人，于是有人建议明史专家吴晗写文章。然后吴晗就一气写了五六篇赞颂海瑞的文章。京剧团的马连良看了他的文章，跑来请他给自己写一个剧本。吴晗虽然从未写过戏，但经不住马的再三催请，便在老舍等人帮助下完成了剧本《海瑞》。

1960年底《海瑞》彩排后，人们均认为剧本有历史事实是个好戏，但题目过大，于是吴晗听取众人的建议改成了《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上演后好评如潮，连老人家也给予了肯定。

但让吴晗没有想到，这一部应制戏竟然在被赞扬了五年以后，忽然成了大毒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而他自己及妻女连同马连良因此命丧黄泉。

4

1966年的3月18日，老人家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当了民主人士的。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李雪峰听得出来，老人家是有怨气的。

3月19日，会议继续进行，老人家先是扯了几句闲篇，忽然话锋一转，开始点名批评起了胡乔木和吴冷西，老人家说：“我看你们是半个马列主义，半个三民主义！”

老人家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正不知该如何打破这个 冷场时，几分钟前被叫出去接电话的彭真回到会场，他向主席台上的毛刘周林通报了一件突发事件：罗瑞卿于三月十八日跳楼摔残了。

老人家听到了这个消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道：为什么跳楼？停顿了几秒钟，又摇了摇头道：没出息。

5

1966年有4月14日，李雪峰再一次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15日，他从北京飞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车来到到杭州。住在西泠饭店的八楼。

16日，叶帅来了，他见到先来的李雪峰便问：“开这个会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李答：“我也不知道。”

叶说：“来前彭真和我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17日，彭真也到了杭州，他想见老人家。结果老人家不肯见他，西泠饭店八楼住下的这几位大员们都知道彭真的日子不好过了。

18日，会还没有正式开，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提到康生说《前线》的发刊词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但中央却直到五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这怎么可以呢？

从1966年5月4日开始的会议进行到5月12日，这个会议用了九天的时间揭发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错误”；从13日起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此时，1966年5月16日上午9时30分，68岁的少奇走上讲台，他用手向后梳了一下满头的白发，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用他带有浓重湖南腔的官话开始宣读这个通知的内容：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

      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7

这个通知因为是于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当时在场的人，除了要被打倒的彭真，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通知》对自己的余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更不会想到对中国的历史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

无非是揪出几个臭知识分子斗一斗吧，与会的领导同志们这样想，少奇同志想必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是睡在老人家身边的赫鲁晓夫。

哦~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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