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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知朋友:刘瑜

乔木 天下传播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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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完,写的相当好。建议下次也写一本乔木眼中的美国,以别于林达与刘瑜。”——推友飞雪

(这是我即将上线的电子书《我的公知朋友》的节选)

左起:罗立为、周孝正、罗女友小韩

后排左起:一商人、焦国标、一网站CEO、一军队作家、乔木

2015年,北京和平街北口京榜缘餐厅。封面设计李亚楠。图片来源如下

本书部分章节已在墙外https://matters.news/@mooqiao 中发布。

刘瑜

这是位女士,我书中写到的50多位公知朋友中,女性并不多,只有四五位,占10%。刘瑜是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海归学者,作家,非常有才华。

她是我人大国关学院的小学妹,我离开清华后,她又进入执教。虽是双重校友,但在校并没有见过,认识和联系都是以后的事。

2011年10月,我的微博还在,发帖自荐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刚回国不久的刘瑜转了我一帖子,建议网友关注支持。刘瑜在我的选区——北京市紫竹院街道第十选区,也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师生中,有很多读者。她的背景、专业,和我任教的北外英语学院(全称是英语和国际研究学院)又密切相关。

当时我担任北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可以邀请专家学者来做讲座。讲座当然是以她为主,关于我的竞选不需要说什么。但因为是我主持,只要在一起,就意味着对我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为我站台。

刘瑜回复说,她刚回国不久,想先观察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暂时就不抛头露面了。选举结束后,我向许多师友、同道通报了选情。刘瑜回复:

“虽然最后没选上,但是你所展示的勇气和普通选民显示出来的力量,还是非常令人佩服和感动。当真是“虽败犹荣”。

选后不久的2012年春,作为腾讯大家的专栏作家,我在腾讯大家的论坛上见到刘瑜,她问我一切还好吧,我说都好。因为人多,二人相视而笑,没有说太多。


我是国家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评审,一般是由基金委网上发来材料,提供登录账号和密码,网络初审。之后再邀请部分在京的评委,集中起来现场最后审核。

我是新闻传播、政治学、国际关系三个学科的评审,2012年夏那次的集中审核,分给我十个申请人的材料,刚好有刘瑜的,题目是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动员研究。我给予通过,同意资助。不是因为认识她,而是以学术的标准,确实扎实可行,而且有前期的相关论文支撑。

2013年夏,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安芳(Frances Adamson)女士,邀请我到大使官邸,参加一个下午茶讨论会。我们是老朋友,她每年都要请我和其他专家聊聊,有时用餐,有时喝茶;有时在官邸,有时在外边的会所。

那天我先到的,大使和政务参赞、一个秘书,已经在等待。她说等一下,还有两个人。

很快刘瑜来了,随后是北大国关学院的潘维教授。

按主人的建议,三人用英语各自讲一个话题,我讲的是中国网络管制,刘瑜讲的是中国政治观察,潘维是中国的外交。每人讲完后,澳方会有提问,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交流。我们建议刘瑜先讲,刘瑜说还是前辈先讲,礼让潘维。

潘维讲完,一切正常。刘瑜讲时,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刘瑜的大概意思是中国政治特色,意识形态紧缩,不容许不同的意见,更是没有反对的力量。没想到潘维听着不爽,突然插话,反驳刘瑜说的不符合事实,中国已经很包容了,但在维护国家利益面前,美国都不容许极端反对力量存在。

刘瑜说不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美国共产党员,一直对美国政府有尖锐的批评。潘维的意思是,他去美国早,呆的时间更长,那只是表面现象。

确实潘维是我们的前辈,他1996年就拿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我是2002年清华的政治学博士,刘瑜是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但是二人各持己见,加上话题的拓展,用英语激烈地争论起来。我是支持刘瑜的,偶尔插上一两句,也想缓和他们,但无济于事,二人继续争论。我看了看孙大使,她笑了笑,示意他们继续。

学者争论,不会伤了和气,又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二人缓和后,我讲完,又讨论了一下,时间就差不多到了。

三人告别,一起出来寒暄着怎么走。门口停着一辆奔驰跑车,潘维教授“嘀”的一声遥控开启,好意要送我们。两人来的时候是做地铁,便说送到东直门地铁站就行。潘教授说基本顺路,给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先给刘瑜送到清华的五道口,三人告别。

后边空间窄,潘教授让我坐到前边来。把前座的包往后放的时候,拿出一本书赠我,是一个什么国家项目资助的新出版的国际关系教程。

路上聊天,我说您这奔驰跑车不错啊。他说还行,就是有点小,还有一辆丰田的SUV大车,因为今天一个人出来,就开了小车。把我放在西四环四季青桥下,感谢、告别,他回北大。

这事对我触动挺大的,想必对刘瑜也是。我只有一辆老旧的雪铁龙爱丽舍,平时要考虑油费、停车费等,用的并不多。刘瑜有没有车不知道,反正今天和我一样,都是地铁坐到东直门,然后走了十多分钟到澳大利亚大使馆。

听潘维教授的观点,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表示满意。我不知道是不存在决定意识,他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对现状的看法。我和刘瑜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外交诸多批评,是不因为都是现实中的loser?

如果我们改变观点,是不也能像潘教授一样风生水起、家产殷实?

我对潘维教授羡慕,但并不嫉妒恨。他和我的导师阎学通教授是伯克利的校友,都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主张实力和国家利益至上,对内赞同政治稳定,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等上了中国崛起的好时代,自然如鱼得水。我和刘瑜是自由主义学者,主张个人自由和权利。

国家再强大,如果个人没有自由,不让说话,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和刘瑜的共识。也有分歧,就是2018年章文事件。

刘瑜发了一篇文章。本来以为她会谴责章的言行,特别是从女性的角度。结果刘瑜像贺卫方先生一样,环顾四周而言他,又回到法律解决。这不是法律问题,如果说第一个女士的强奸指控还能走法律程序的话,后边蒋方舟等三个以上女性的性骚扰指控,由于取证难、定性难,任何国家都很难用法律解决。

女性冒着蒙羞的风险,me too 我也是受害者,说出来,多个证人证言交叉印证,虽然难以定罪,但性骚扰者应该受到道德谴责、职业惩罚和名誉代价,而不是以法律开脱。

某年有个媒体朋友跑到美国访学,回来后办了个微信公号,介绍美国。又东拼西凑出了一本哈美的书,托我找刘瑜,在书的腰封写一句推荐话。刘瑜回复说,话就不写了,挂名推荐可以。这种书很多,论影响当然不如刘瑜的几本和林达的看美国系列。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中国人看美国,是由于对中国的不满,渴望改变制度和现状的比较参照,但真的定居美国深入生活,而不是像游客、学生或浮光掠影的考察者看美国,会对美国和中美两国的比较,得出不同于刘瑜、林达那样诗性和童话般的感受,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尽管政治上特色依旧。

书的内容都是选择性,市场发售的书要迎合读者,特别是成为畅享书系列后,作者的定位和标签就是这样,否则这就不是你,读者也不爱看。刘瑜和林达在给你讲一个个优美、温情、民主故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忽视了美国的另一面,美国英语媒体大量报道的、作为居民感受到的不公、不义、不易。

当然和中国的巨大不同是,由于美国言论自由,媒体私有,容许报道这些事。类似的,如果不谈腐败和不公,你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很多温情、温暖、温馨的人和故事,并撰文出版。就像这不是中国全貌一样,你看到的也不是美国全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很多长期在美生活、工作的人的看法。

比如冯胜平先生,王先生在复旦的同窗同事,复旦国政系留校后,1983年来美,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硕士、博士,1989年后火热地投入到海外民运,奔走呼号,成为当时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民联的七常委、副主席,并为此终止了博士学业。内部的倾轧,认识的变化,1991年起他在华尔街做经纪人10年,2001年又转做房地产投资,实现财务自由。

冯胜平先生在美国30多年,认识深刻;和中国也有通讯网络联系,淡出政治纷争后,近年来回国观察比较,他本人和共用笔名的林达夫妇也很熟。

他多次直言不讳地给我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很多来自林达的看美国系列畅享书,而这种文学性、故事化、选择性的市场化读物,有很大的误导。

中美两国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各有各的问题,很难用一个宏大的制度差异,把所有的问题厘清;或者说中国只要实行美国的制度,国内问题和中美关系就迎刃而解。

美国在经过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上升期后,其经济模式、价值感召、社会问题,固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越积越多,大众不满,人心思变,所以才出现了川普这样的总统。他背离美国的价值观念,重回传统的经济模式,用新的社会议题转移固有的社会问题,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福是祸,尘埃落定,才能看清。

回到刘瑜的书:《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三本都写得很好,有文采、有情怀,在中国时我都爱看,也向不少学生推荐。

移美生活后,观察比较,我觉得第三本更为真实、真切,讲人情、人性,能感受到问题在哪,有效性和局限性是什么,而不像前两本把复杂的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故事化、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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