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上一个“资管新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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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上一个“资管新规”时代
作者：衣公子
2017年，中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
2018年1月前财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列举以上数字时，是这样表述的“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中国金融体系长期的扭曲，迎来一个被称为“资管新规”的时代。自2017年中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领衔下的豪华监管阵容陆续出台文件从2017年3月的“三三四”、意见稿，直到2018年五一假期前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金融环境的改变每一个从业者都有切身体会。
读史可以明今。那么，上一次金融行业干扰宏观调控，引得监管震怒发起全行业整改是什么时候？因何而起，当中发生了什么？后来行业、甚至中国又会走向何方？
本文将从因何而起、发生什么、去向何方，这三个角度回顾历史。文末再让我们一起品味个中的相似和不同，探讨今天和未来。
01
1965年，毛泽东对北京的政策不悦。受限于无法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毛泽东选择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71岁的毛乘专列南下杭州、韶山、武汉，亲手促成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毛的选择给了后来人灵感。1991年，邓公对于北京沉闷的经济政策感到不快，但是又不能对这些政策一个人说了算。既然不便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表达，这一次，邓公选择了上海的《解放日报》。随后，决心已定的总设计师以87岁的高龄乘专列南下武汉、深圳、珠海、上海。不同于1984年南巡时的克制，这一次邓公身先士卒，点燃了市场开放、加快发展的大火。
史称，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7日，邓公的专列驶离北京站时，北京的大多数中央领导没有收到通知，包括那位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爱佩戴黑框眼镜的长者。
在武昌火车站的站台，邓公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
在深圳，小平说：“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他还鼓励深圳，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当时很多声音认为深圳走得太快，但是在登船离别之际，邓小平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这样道别：“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的回答：“我们一定会加快步伐！”
到鹰潭，小平还在和当地干部强调“走得更快一点，放开胆子进一步开放”，终于女儿邓楠也忍不住打趣“父亲一路上老重复这话”。这当然是女儿的玩笑话，因为我们都知道，除了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遵遵教导之外，邓公还是说过不少狠话的，比如“不换脑子就换人”。
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众所周知的原因。党内保守声音赢的了主流地位。但是总设计师的这场南巡为改革重新点起了火，改革的力量赢得了胜利。很快，坐镇北京的长者不再用扬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学会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南方谈话和随后中共十四大的激励下，配合先前过于宽容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改革开放、南方谈话的重要战场广东掀起下海热、经商热，群众要相应一位老人的号召“抓住满足人民的票子、车子、房子”。可是短短几个月银行就遇到信贷瓶颈，各银行纷纷开会讨论如何金融创新、突破银行准备金限制，释放更多信贷规模。
表外投放很快成为全行业的标准套路。更前卫的银行开始直接自己开公司，支行或者行长当法人。这些特殊的公司，一方面以9%左右的年化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再通过银行获取客户发放高息贷款，贷款收益在20%以上。
据统计1993年，中国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当时没有所谓的平台，也没有土地财政，政府直接把银行当成提款机，反正辖内的各级行长都是他们任命，自然是要提多少提多少。这当中一并肥了不少官商。
199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现象
1993年的经济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金融混乱。
守旧势力又找到了说辞。京城里开始流行着这样一种对于4年前悲剧的解释：
1988年通货膨胀的失控要对1989年的失控负责。
改革开放压力山大，谁来力挽狂澜？
02
1988年和1989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冬，曾经与一个上海市委书记和后来接替这位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做过交谈。其实再早一些，在北京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朱镕基就已经被邓小平视为难得的人才。小平称赞他既有充满自信的领导能力，又有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和难得的改革魄力。
1990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对李鹏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有一件事还是要给你讲一讲，你要更多地关心一下上海浦东的发展。”
1991年邓公有关“加快发展、加快开放”的意见已经无法出现在《人民日报》，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收获，比如把年届60岁的朱镕基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
按照1993年的制度设计，银行由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国务院7次发文，得到的回应是令不行禁不止。
时不我待。199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总理朱镕基亲自挂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面对金融形势，新行长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首要任务就是限制资金进入房地产，特别针对海南疯狂的房地产市场发布“十六条”。
潘石屹、冯仑闻讯迅速撤离海南市场，回到北京发展；很早之前中国的房产江湖就没有了他俩的位子，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成功逃顶海南这个牛逼，他俩可以继续吹很久。因为那场泡沫的破灭，是在太惨烈了。
1991年，海南GDP增长14．9%，1992年GDP增速更是暴增到41．5%，这当中贡献最大的是地产泡沫——一座总人数655.8万的海岛上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30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
那些年全中国银行业每年有超过400亿元资金流入海南，这个小岛上最多曾容纳1600多家金融机构。 1993年海南省的平均房价达到7500元一平方。在朱镕基收紧银根后，海南房地产热顿时遭遇釜底抽薪。1993年就跌了47%，1994年又跌了13%，1995年再跌去了10%，银行坏债突增60%。一年时间，海南岛“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海南的烂尾楼用了20年，直到2005年才基本清理完毕。
原本GDP增速连续三年都是全国第一的海南，紧接着又连续三年位列全国倒数。
对比潘石屹、冯仑，那一年李书福在海南楼市损失3000万，从此发誓不碰房地产。专注实业，因祸得福，这才有了后来人民日报的盛赞——“这样的企业都不支持还支持什么企业”。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03
乱世用重典。
1986年的一个午后，沈太福走出北京工商注册部门的大门，和煦的阳光下，他为自己点上一支烟，氤氲中内心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的他，刚刚注册了自己的公司，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在选择企业性质的时候，他随大流的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谁能想到，在未来，正是这个不假思索的选择，决定了他的死期。
在经历了一段荒诞色彩的商业起伏后，沈太福的长城公司以“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提供24%以上的年利率，在1993年集资10亿多元。前面提到，当时的银行贷款大约9%，额度紧张；“特殊公司”的贷款利率也高达20%。考虑到那时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沈太福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肯定者中包括《江村经济》作者，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费老在1993年1月撰文《从“长城”发展看“五老”嫁接》，对长城模式进行理论论证，赞赏有加。
此案之后的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才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及至1997年，中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
法不溯及既往，更何况，在无法可依的环境下，是不是应该法不禁止即可行？
但是新任的人行行长对于这类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极为恼火。在1993年批捕沈太福后，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成了棘手的工作。众所周知，沈太福犯下的错误是非法集资，但是囿于无法可依、甚至在当时的法律语境中连对应的准确描述都没有。最终在缜密的调查后，国家机器发现（一）在以公司名义集资的10亿多款项中，有200万元被挪为私用。结合长城机电“集体所有制”的属性，沈太福构成贪污。（二）沈太福向前《科技日报》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报答过一份4万元的“技术开发合同书”，构成行贿罪。最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行贿罪做出死刑判决。
刚在“三角债”问题上快刀斩乱麻的朱镕基力排众议，对沈太福处以极刑。符合那个时代的从快从严，1994年3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死刑；3月4日沈太福提出上诉；4月4日驳回上诉；4月11日执行死刑。
明明错在非法集资，却因为贪污行贿定罪。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如此另类的罪罚不一，还会不断上演，包括之后的戴国芳铁本案等等，这当中监管者几分熟练几分无奈。
这一手严刑峻法像极了战国时期某一位变法图强的改革家。无外乎，后来的1996年12月，当朱相在上海观看话剧《商鞅》时，情不自禁老泪纵横。相信65岁的他坐在那里，放眼望去舞台上太多自己的影子。
这场涉及整个金融行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整顿，还需要得力干将。
那年代工农中建分工明确，建行主要服务于基建和房地产贷款。该领域表外问题严重，正是当下整治的重点。为了在建行落实金融整顿政策，原本已经升任央行副行长的王行长，又被调任建行一把手。往后他会被后人形象地称为“救火队长”，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相信当时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位46岁的王行长，将来还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副主席，正是他继承朱相的衣钵主管金融。
在问题最严重的广东省，建行资产规模总共才70亿，表外资产达到了惊人30亿。当时的王行长已经展现出后来王书记的雷厉风行。彻查表外规模、亲自裁撤违规行长、坚持表外并表内。最终用新增规模消化掉了存量的表内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跟在王行长身边南征北战的年轻秘书，姓田。多年之后他将主政招商银行。当年马蔚华行长一句“不抓对公业务,现在没饭吃;不抓零售业务,将来没饭吃。”。2018年田行长掌舵下的招商银行凭借在高净值客户、资管行业深厚的积累、傲人的实力，竟然逆势上行。平时衣公子常和同业朋友电话交流，很多人都在资管新规的等待中无事可做，唯独供职招商银行理财、私银的小伙伴忙得苦不堪言，令人几分心疼几分羡慕。
1993年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 到了10月底，收回的违章拆借资金约810亿元人民币。
随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陆续于1995年及其后颁布，金融整顿的胜利果实得到进一步巩固。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04
相比较1988年闯关失败带来剧痛，这份软着陆实在难能可贵。
如果说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还是不同劝阻自己找死，那么如果由信贷收缩造成大面积的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就会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稍有不慎，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就在朱镕基在大刀阔斧进行金融整顿的同时，江泽民同志在大连召开座谈会。由于长者事后总结“三件小事”并没有将其包括其中，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件小小事。江泽民同志说到：“邪路要坚决堵住，正路要及时地开通，在坚决制止和纠正金融乱象的同时，要确保信贷资金和规模及时、足额到位，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需要。”很快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资金调度小组，不失时机地增加贷款投放，调整贷款结构，努力做到“三个保证”，农业生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要保证，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外贸出口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求要保证。
严监管、宽货币。成为金融整改的成功经验。
在金融大整顿的这些年，国家计委的小刘没有机会参与到一线中来，他被安排先后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那时美国虽是克林顿执政，但是却是里根80年代供给学派政策利好延伸、充分赢得肯定的时代。
多年之后当小刘已成为刘主任，得以通过提出“供给侧改革”一显身手。
2012年刘鹤发表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的正是两次经济危机，并因此获得2015年的孙冶方经济学奖。
仔细读读刘主任的论文和讲话，金融监管看似磨刀霍霍向金融机构，但背后的良苦用心是脱虚入实、是给中国制造“降成本”，是“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
坏消息是刘主任面对的痼疾比当年朱相复杂得多。1993年-1995年，银行信贷占社会总融资90%以上，所谓的杠杆都集中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今这个比例只有50%-60%，影子银行膨胀，层层嵌套空转，金融行业内部杠杆盘根错节。
但是去繁化简，金融整改的路径依旧是严监管、宽货币。“资管新规”下堵住了邪路，正路可以放心接济天下。好消息是，如今的中国比1993年的中国有更充足的政策空间，比如93年我国外汇储备700多亿，而今天是3万多亿。央行的酸辣粉（SLF）、麻辣粉（MLF）等字母工具也是得心应手。
话说90年代朱镕基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有人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朱镕基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对比当下，银监会、保监会已经合并，联合监管、联合发文表示监管统一化已成趋势。
放眼看，由于金融行业的特点太适合变现，自古就是既得势力盘踞蚕食的领域，不是绝对强有力的力量，怎么变革、怎么新规？
后来1993年-1995年金融大整顿后，为了给国民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后为了规范新的事权财权，要发起包税制到分税制的改革。分税制推行了，为了要给地方政府合适的税源，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开放，土地财政应运而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当中有多少唇枪舌战多少倒转乾坤，就有多少妥协和无奈。
再后来，朱相得名“经济沙皇”。
历史总是押韵，却各有风味。2018年资管新规新时代，我们已不需要经济沙皇，毕竟我们已经有宪法修正案了。
谢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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