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后，终于成为那个年纪有点大的年轻导演——漆锐导演专访
今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FFR）夏季单元中的“光明未来”（暂译，Bright Future）是划分给世界范围内新人导演首部长片的展映环节。
在这个环节的片单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两部华语入围影片，其中一部是导演黄琼讨论独生子女问题的纪录片《家庭影像》（All about my Sisters），另一部则是导演漆锐的故事长片《池塘》（The Day is Over）。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过今年鹿特丹电影节的夏季单元，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往期的推送：
线上线下同步，六月的鹿特丹有什么可看？
《池塘》海报
漆锐是一位来自湖南的新人导演，在自己的第一部影片中，他选择将镜头对准了老家山区的留守女童，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绿树浓荫的湘西夏日的成长故事。
电影节的选片人Gerwin Tamsma是《池塘》的推荐人，他评价此片“无法逃避地令人伤感，但又充满希望与生机”（inescapably sad, but full of energy and life）*。
漆锐导演接受选片人Gerwin Tamsma采访，
官网采访视频截图
耐观影驻荷记者小航在电影节期间观看此片后，向漆锐导演发出了采访邀请，后者欣然接受。
尽管在疫情阴影下，此次采访没有能够面对面进行，而是通过笔头交流完成的，但这仍是一次内容翔实的访谈。导演和我们聊了他的创作理念以及心路历程，甚至向我们独家透露了他下一部作品的有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池塘》剧照
Q
《池塘》是您的第一部电影，诞生的过程花了十年之久。您自己在选片人Gerwin Tamsma对您的采访中也说，中间经历了“拿起”又“放下”的过程，那最终是什么促使您拍了这部片子？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最后使您“放不下”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原因，但根本还是自己没想清楚，我始终相信，女孩们还是有她们想讲的东西。
对任何一个故事来讲，它有没有在心里生长起来，这事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而这种感觉也很微妙，当它长出来的时候，你是能看到那个故事和里面的人。女孩们如何看待自我，面对自我，那是故事核心。在那个核找到之前，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或者说，其他的那些故事情节，场景细节，或者演员表现都是在这个东西上生长出来。在这个东西出现之前，其他的东西都是飘在空中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当它清晰了，一切都有了方向和目标，其他的东西的设定与规划，就自然发生了。
《池塘》剧照
Q
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搬上荧幕，前有张艺谋（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近年来有鹏飞（2019年《米花之味》），关于湘西山区的留守儿童，更是有蒋能杰这样的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拍摄的独立纪录片导演（2010年《路》2014年《村小的孩子》2016年《加一》）。您的电影是否受到了同题材电影的启发？您的创作想法和上述导演的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前作。但我想，我更关注的是人的情感和情绪吧，更侧重于人物外在环境与人物内心世界的连接。
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做人物设定吧。或者说，我并不想站在高处俯视她们，或者带着怜悯去同情她们，无限放大那个内心深处那丝最细微的情绪。
我们都是个体，我是不会懂她们的快乐和痛苦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更愿意跟她们相伴相随，而摄影机更像是她们的另外一个朋友，一直看着她们，感受她们，就像是一个没有出镜的人物一般默默的看着，没有过多参与的一个人物视角。
而对于感情，是克制的。
《池塘》剧照
Q
您的影片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于女性的关注。您在采访中曾说，您对“女孩之间的亲密关系”十分好奇，想知道女性之间那种亲密的友谊从何而来。这样的发问在男性导演中是十分罕见的。那影片拍摄结束后的现在，您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回答了吗？
我一直没有办法像写人物设定一般的概括出任何一种关系，到现在为止依旧如此，因为关系本身就是抽象的。
“女孩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它是天生的，存在于基因中的，她们之间天然的就存在一种对同性的笃定。这跟男性不同，男性对于彼此的信赖是有条件的，或者说会相对理性。
而女性会很感性和情绪化，或者在我的理解上，她们更挑剔或者说更为理想化，当然这种理解都存在非现实之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很像化学物质间的不稳定关系。
当然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结果，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印象，或者说是理解和想象吧。
存于基因中的差异哪里说的清楚，这个问题是难说清楚的，或者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只能做基因比对了，才能说清楚，也许再拍几部，就能搞清楚了。
当然故事中，这种亲密关系肯定也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相互认同，世界观一致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点很重要，很现实吧。
其实我更愿意保持距离和模糊的印象。
Q
除却女性视角，影片中的另一个主题是亲子关系。在这部影片的诞生过程中，您也经历了为人父这一人生重大转折点。您在采访中甚至透露，生活中成为父亲这一角色，帮助您建立了影片女主角张嘉兴这一角色。您能具体谈谈您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帮助您进行角色塑造的吗？进一步说，您认为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是否是每个导演的必经之路？
当然。生活是真实的，而电影是在模拟或想象那个真实，所以为啥厉害的演员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体验生活。
对于留守群体，我想，无论我用什么方法，想象，研究，调查，都永远没办法成为她们，或者真正靠近她们，了解她们，我们都是个体，我哪里会真正懂得她们，而更别说，她们的生活离我们太远了，我想我永远也说不清，她们到底要什么或者在想什么了。
所以，这个故事中唯一能够产生共情的身份，那就是父亲，这一点却是共通的。
我要是那个父亲，我的孩子会需要什么，她们在想什么，她们会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我的靠近她们的入口。
确实在拍的那段时间里，迎春跟我说过，导演你好像我爸啊。
我没有深究到底哪点像，我想大概是种印象吧，说话的语气，或者是某种又远又近的距离感吧。这也许是她们在我面前有点拘泥又很放松的原因吧。谁知道呢。
估计现在问她们，她们可能都不记得了发生过什么了。每个人都在找到自己的出口吧，都有各自的方法和路径的吧。
《池塘》剧照
Q
接下来是有关影片创作的两个具体问题。首先是电影的选景。您在采访中提到贵州太“硬”，而湘西更具有“女性气息”，同时兼顾自然和人文的美。这种对画面的敏感想必是跟您摄影系的出身有着密切关系。您能具体说说您作为导演，是如何定义选景在影片创作中的位置的吗？在您看来，景色和角色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说不太清楚，我做事情凭直觉，要我总结理论原因，对我来讲是件苦差事。
首先，在这个故事里，我理解的美，一定是野的，自然的，景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去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一个人，那的一切都会构成你的第一感觉的。而这些感觉都会跟你的预想，审美和喜好进行对接。
大概我喜欢那的山那的水吧，清澈见底的池子，光着屁股游泳的孩子，那些孩子，就像长在这里一样，跟那的石头，草，花一样，这也是我对他们的理解吧。
所以选景这事，我认为还是，你要让自己先相信，这里会有这么几个人，能在这做一件这样的事，是真的。就跟穿衣服似的，一身衣服穿出来，得看着像是自己的，而不是邻居那借的，景也是一样。对《池塘》来讲，我是想景能把人包裹起来。
《池塘》剧照
Q
第二个问题有关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在采访中，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您与扮演女主角的小演员李迎春之间的相遇，您甚至总结说，她是“上天赐给的最好的礼物”。在旁人看来，您几乎是凭直觉选择了李迎春。但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您怎么解读这种“直觉”？您怎么看待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除了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之外，两者之间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还会产生别的互动？
直觉这东西比较的本能吧。要什么，不要什么，有的人能特别准确的描述出来，我不是。
那一刻，一切都是那么合适，赤着脚散着发穿着花裙子，说不清楚，现在回想起，远远的见到她的那一刻，她应该是闪着光的。说的有点悬了，但是见到你喜欢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就是这副样子。
女主角李迎春，《池塘》剧照
当然她们都有一个让我惊讶的过程，初见余莹之时，我把剧中的人物设定讲给她，她竟然哭了，她坚信她跟她有着类似的感受。
她们都是很聪明的女孩。在我看来她们跟那些很有灵性的童星无异。
她们对表演没有任何经验，对我来讲是好事，对我来讲，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孩子能够放弃表演，最真实的站在镜头前表现出我想像中的那个样子来。
为了能够看到她们本真的状态，不给他们过多信息。
所以她们都没有看过剧本，也不了解人物走向，完全是跟着我在走，但有时候我又会跟着她们的情绪在走。她们对我、对摄影机是信任的。
与他们尽量保持距离吧，不要让她们有太多的压力。
给他们明确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让她们感受到符合剧情要求的气氛吧。
“上天赐给你的最好的礼物”是王红卫老师在平遥WIP（编者注：WIP🈯️Work-in-Porgress发展中电影计划）第一次看片后，跟我说的。
侯孝贤导演说的：“死在剧本上的电影的，在拍摄当下会活过来。”
当演员说着台词，出现在场景里时，那一刻真的是好神奇，你写在剧本里的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成真的了。所以对于导演来讲，适合的演员，确实是最好的礼物。相遇这种事，本身有着运气和缘分吧。
Q
接下来是两个有关影片制作和发行的问题。在影片结尾的演职人员表中，您特意鸣谢了贾樟柯导演，而您的影片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节上也获得了“向上评审团奖”。您能和我们说说贾樟柯导演为本片做出了何贡献吗？
当然我要代表所有年轻导演们，感谢贾樟柯导演以及马克·穆勒（Marco Müller）主席，他们为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为我们提供一个交流展示介绍自己的机会。
马克·穆勒，意大利制片人，多年来致力于推广中国电影
我从未想过，我的第一次公开放映的观众会是如此的专业、资深。
更要感谢沈暘老师，马克·穆勒主席把《池塘》推进了平遥的放映厅，沈暘老师更是陪着我在映前一遍一遍的调剪辑调镜头。没有这个放映过程，我怎会得到王庆锵，王红卫，以及周强老师们的点拨？更不会结识到我的监制张翔老师。
对我来讲这所有的相遇都是一份礼物，值得珍惜的。
Q
除了平遥电影节，《池塘》一片也先后参与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电影节（创投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并荣获火鸟电影大奖）以及本次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环节。作为一名独立电影导演，您是如何看待电影节这一文化、商业交流平台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刚起步的创作者来说）？
在我看来，经过漫长的制作期，电影节成为了独立电影导演与外界交流沟通的一个路径。找到项目的方向，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为自己打开创作的视野。
一路走来，越来越清楚要做的事，你要做的事就是追随内心的想法把电影拍出来，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总会有人推你一把。
从一开始，沈暘老师是这样，马克·穆勒主席是这样，吴觉人老师是这样，王庆锵老师是这样，鹿特丹的Gerwin Tamsma，还有我的监制张翔老师亦是如此。他们懂电影，更懂电影人，超级敏锐，总是一语中的道出问题所在。对于我来讲这是极好的学习机会，让我受益匪浅。在我看来这都是电影节文化中的一种，在专业的氛围中的分享与提携。
Q
最后是两个可能更私人的问题。根据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在拍摄《池塘》前，您已经经历了从微机财务管理到湖南卫视再到北电摄影系一系列经历。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影视创作呢？在这过程中，您最大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其实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当时学校里学的是微机财务管理，但我在家学的是3DS，三维动画设计。也因为这点特长，一路慢慢进了电视台做节目。
我不知道这跟我从小看录像带有没有关系，我的电影启蒙是香港电影和美国B级片，接触这些东西真的很早，从邵氏，楚留香，《少林寺十八铜人》什么，到后来的《富贵兵团》，《魔鬼司令》。初中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完录像后，跟同学分享剧情，一边讲一边演，直到电影学院开始被欧洲电影影响，从此便步入了一种与年龄无关的深沉思考之中（笑）。
1990年香港电影《富贵兵团》，郑则仕导演，洪金宝、谭咏麟、梅艳芳、刘德华主演，图为剧照
我其实很晚熟，从未有过那种，早早的就清楚自己要往哪走，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经历。唯一记得有过一次清晰的表达，就是，不记得那是几岁了，我说，我的理想是当农民。
离开了电影学院，我很快的便参与了一些纪录片的拍摄。
2004年，我还是先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了他人的故事片创作。那部电影的过程，对我最大的帮助，其实便是帮我找到了自己的真实方向，写剧本，找投资，做电影，直到2020完成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池塘》。
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晚了点，但还是值得的，终于成为了那个年纪有点大的年轻导演。
跟着感觉走吧，找到自己的出口。
Q
第二个问题有关电影本身。由于疫情影响，这次您的影片主要是通过线上平台播出的形式在鹿特丹电影节进行放映的。流媒体对传统的影院观影模式造成的威胁，就同电子书对纸质书造成的威胁一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吗？
电影院当然无法被取代。
疫情之下，也许流媒体更便捷，安全；但从心里感受上，银幕为画面带来的改变，这是其他媒介无法做到的。
看电影这个过程，其实还是，讲故事的与听故事的人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交流吧。
这次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正赶上鹿特丹50年，特殊的年份，很荣幸。
5月末，突然告知我们，鹿特丹的影院将逐步打开，电影将会在人数限制的情况下，回到大银幕上。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所有人都很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能继续下去，我认为已经很棒了。
传统放映与流媒体，谈不上谁取代谁，只会帮到电影行业的发展吧。这跟80，90年代的录像带、VCD有啥区别，只是把观众换了一个地方去听故事。以后一定还会再出现新的观影模式吧。
说到底，电影核心还是故事还是人还是情感吧。
Q
最后的最后，据说您的下一步电影讨论的是父子关系，是这样吗？您能再跟我们多透露一些吗？
是的，项目叫《老田卖掉了我的骆驼》，讲述了一个男孩跟一匹骆驼的故事。项目在3月香港电影投资会（编者注：🈯️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上获得了先力大奖。
《池塘》剧照
最后几句话：谢谢漆锐导演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屏幕前的你一直读到这里。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让我们继续看电影。
传送门
鹿特丹电影节“光明未来”选片专区：https://iffr.com/en/introductions
漆锐导演鹿特丹电影节专访，采访人：Gerwin Tamsma ：https://iffr.com/en/2021/films/the-day-is-over
（采访人说英文，无字幕；被访人说中文，配英文字幕）
FIN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本文仅用于交流学习，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