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HIV感染者：“说”与“不说”的挣扎 | 缪斯夫人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撰文 | 裴孝

责编 | 崔乐

●　●　●

在艾滋蔓延前，同性恋一直被主流社会视为异常，同性情欲的展现不被大众认同和接受。媒体片面及夸大性的相关报道使得社会对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已经达到污名化的程度，如同性恋是纵欲滥交的，无力维持长期稳定伴侣关系；同性恋者不会成为称职的父母（魏伟，2015）。在充斥偏见、不友善的环境中，隐匿身份不让别人知道，成为同性恋者的生存法则。而男同性恋HIV感染者对父母的病情告知，常常伴随着同志身份曝光的风险，双重污名让许多男同性恋HIV感染者在向父母告知病情时，更加挣扎和艰难。

在我的人生预设里，根本没有可能跟他们讲我是感染者这件事。他们肯定接受不了HIV，本身社会上对于这个疾病是有一定偏见的。而且在宣导疾病的知识中，非常侧重性交传染这块，都是在强调性交传染如何、如何猛烈发展，男同猛烈发展。真正知道这个情况，怕他们因此（以为）我是很淫乱的人，我在他们心目中好哥哥的形象破灭啊。怕他们知道我是同志的同时，还那么地乱。怕父母认为我是很乱交的同志。

——小白

家庭是HIV感染者重要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从家庭可以获得工具性支持（有形或物质的协助、问题解决行动）及表达性支持（分享感受、发泄情绪、心理与情绪的支持、关心、鼓励等）（宋丽玉，2002）。而告知父母、朋友等重要他人自己的感染状况是感染者获取社会支持的第一步。受访者阿灿参加单位编制考试时顺利过关，但因体检发现感染HIV，失去了转正的机会。他通过QQ视频告诉父母自己得了一种难以根治的病，但吃药可以控制，也不需要做手术，经济上也不会有负担，想通过一点点的透露，让家人慢慢接受自己患病的现实。回到家乡见到父母后，阿灿先告知父母自己感染HIV，在父母追问下，阿灿决定出柜。

他们很困惑，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当时问我怎么感染了，问我是不是找小姐了？后来我和他们说是和男的感染的。当时有一点沉默，我爸就说怎么从小到大都没有发觉，突然间发生这种事呢！很想不通，很困惑!他们说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啊？你这样老了后怎么办呢?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再怎样抱怨也没办法改变，我就这样和他们说。

——阿灿

在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性恋被建构为异常的性取向，不被社会大众接受。所以不难理解当儿子出柜，父母内心的强烈冲击。

他们当时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他们就哭啊，就很伤心。你从小到大，没让我们操过什么心，突然间怎么变成这样子。他们对我期望很高的，尤其考上编制后，工作就稳定了，下一步，结婚生孩子，以后生活一帆风顺，突然出现一个意外，让他们一下子跌落谷底。那天我参加亲友会的分享活动，那个妈妈说：“我儿子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我？”这句话我父母也说过，你从小到大没让我们操心，突然跑出来这样一个事情，怎么对得起我们。我父母一直很关心我，但这种关心和我得病的现实很矛盾，他们之前说过一句话，又气又心疼！如果不搞同性恋就不会得病,如果不得病就不会丢了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能结婚生孩子，你这样，把自己的人生都毁掉了！

——阿灿

但是阿灿认为感染HIV这件事于他是一个契机，让他对父母讲出自己是同志的事实。

父母毕竟以后年纪愈来愈大，接受能力也不是很好，最好还是能一次讲完，不要分两次吓他们。所以我就后来想想干脆就直接出柜了。其实过年前那一个月我一直在想怎么开口，怎么不会吓到他们，但是真的开口之后，我发现父母的接受能力未必像我们想得那样差，也不会很强，毕竟接受不了，但是不会出现我们想的那样突然一下血压飙升，大哭大闹也不会，但是通过我这个事情，出柜要考虑清楚各方面的可能，自己家庭的环境、父母的观念，还是要纳入考虑的。

——阿灿

家庭出柜的赢家往往是沉默的第三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很多父母不管子女的性取向如何，就认定一个“理”：你得结婚并且生孩子（王晴锋，2014）。对父母出柜后，结婚的压力并不跟着消失。

他们现在基本接受我生病的事实，但是还是不接受我是gay的事实。有时我妈希望我回老家，你回来吧，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回来找个姑娘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说你看我已经得病了，再去结婚不是害别人吗？他们就说你可以找一个同样得病的女的啊！我就说我姐姐如果也要嫁给一个同性恋，你们愿意吗？他们主要考虑到我，你一定要先结婚，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人生，他们这样想。

——阿灿

阿灿认为要求父母立即接纳自己的同志身份不切实际。父母那代人的生活经验，以及农村保守传统的文化氛围、亲戚邻里的闲言碎语，都让父母在接纳同性恋子女方面会有许多困难，他认为父母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只能说出柜不成功也不失败，不成功，是他们现在没办法完全接受，不失败是父母还不接受但是也没有关系破裂，断绝往来，把孩子软禁在家里，或者一些很激烈的反应。这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所以我不会要求我父母必须理解我接受我。影响我倒觉得有利有弊，利是我终于可以倾向不结婚，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契机说出来，我可能更加坚定这样一个（想法）。不利是花更大心思去考虑家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对他们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非传统的。

——阿灿

而对小纪来说，出柜是不可能的选项，将是对父亲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得知小纪感染后还可以通过医学阻断生出健康的孩子，小纪的父亲开始殷切地期盼小纪结婚生子，为家庭延续香火。

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结婚，我还没有出柜，父母一直催我结婚，我和父母说感染了想要生孩子需要二十多万！父亲说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出去打拼。我不敢说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再一个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怕他受不了。至少来说，我得了这个病，他以为我还可以正常生小孩的，他以为我还是和女人结婚生小孩的，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抱孙子，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心愿了！如果我说了我是同志，他们所有希望都灭了，所以我不能说！

——小纪

污名身份的曝光引发的歧视与排斥让很多男同性恋HIV感染者选择隐瞒疾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污名化。虽然这种策略的使用，使得个人可以避免他人有行使污名的机会。但因为保守“秘密”需要时刻警惕，他们付出了很高的心理成本。而隐瞒的策略实际上隐性地强化了污名得以存在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 (Siegel, Lune&Meyer, 1998)。

为了对抗污名话语，越来越多男同性恋艾滋感染者走出“柜子”，通过主动揭露自己的感染状况、公众教育、社会行动等主动性策略进行污名管理，削减社会对艾滋对同性恋的污名与排斥，在行动与倡导的过程中，他们也实现了自我充权。阿灿在公益机构的法律援助下，对做出让他“离岗休息”、侵犯他劳动权利的原单位提起法律诉讼，法官支持了他的诉求，判决他胜诉。但是阿灿仍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改变不合理的政策规定，为更多感染者争取权利。

我在搞这个诉讼，他们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啊，不要影响你以后的工作啊，你这样打官司没有什么意义啊！我和他们解释，这些体检标准、不合理的规定只要还存在，我以后找工作还是会受限制！（打官司）主要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呼吁的作用，工作权是我基本的权利！不能侵犯了我的权益，我还默不作声！我要让政府看到我们的困境。我打官司不一定会赢。一件事情做了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做肯定没有结果!还是要试一试。

——阿灿

污名与排斥逐渐将男同志HIV感染者推向失权的生活，但越来越多男同性恋 HIV 感染者采取主动性地污名管理策略，将自己的病情告知家人或朋友，甚至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主动揭露感染者身份进行公众教育，反抗社会不合理的规范与价值观，削减污名，为重返社会公共空间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裴孝.双重污名下男同性恋HIV感染者身份公开经验之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硕士论文.2017

王晴锋.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广东社会科学2014 (3)

钟道诠.同志面对的暴力与伤害情境. 妇研纵横2011 (94)

莫藜藜，钟道诠. 从艾滋社工者的工作经验初探“部分社工者不愿提供服务给艾滋感染者或病患”之现象.台湾社会工作学刊.2006 (5)

魏伟.酷读中国社会：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宋丽玉，曾华源，施教裕，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遇模式与案例分析. 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Siegel.Stigma Management Among Gay/Bisexual Men with HIV/AID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98 Vol.21,No.1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点击“阅读原文”，直达知识分子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