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民、光明三大报主编如何看待“讲真话”
摘 要
在《知识分子》和《科技日报》共同主办的“科学精神中国行”的发布会上，人民日报社前副总编辑、光明日报社前副总编辑不约而同认为科学精神的一点是“实事求是”、“讲真话”，科技日报总编辑指出批评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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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河北科技大学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学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结果》称，该校学术委员会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论文造假、论文出错，国内外都时有所闻。闻所未闻的河北科技大学的这个结论：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多么精确的文字，未发现，如果以后有人发现了，调查者就没有责任，自己只是未发现，而不是确认。一篇不能重复结果的论文，不是这个团队“主观”撰写的，难道是“客观”产生的？
这是严重缺乏科学精神的一个典型，严重违背该校学术委员会自称的“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支柱，是科学界的行为规范，是科研工作者的立身之道。在国际社会，造假者一旦被揭露，无不身败名裂，逐出科学共同体。河北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这样的科研领导机构，做出严重违反科学精神的结论，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这不是一般的缺乏科学精神，而是公然践踏科学精神。
有识者认为，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知易行难。
中央党校门口校训“实事求是”，树了一个很大的碑。有人就此编了一个段子，迎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这个段子非常写实，但当这个段子流行以后，写实的意味已经无人关注，实事求是的知易行难意味尖锐地突显出来。
弘扬科学精神，要防止蒙昧主义和神学迷信、技术至上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
蒙昧主义和神学迷信，在中华大地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土壤。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成功人士、甚至有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把魔术当神迹，拜骗子为大师，花巨款求护佑。
更有甚者，有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蒙昧主义张目。一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针灸杂志第37卷第11期（2017年11月）发表了一篇奇文，《试论“量子纠缠”与针灸》，论文作者猜想，直系亲属间存在量子纠缠现象，父母生病，给子女针灸就可以治疗；子女生病，给父母针灸即可治疗；甚至兄弟姐妹之间也可以实现针灸互治。
论文作者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找到15例痛症患者和亲属，让他们同处一室进行针灸治疗。结果显示，“所有的痛症均有减轻，其中4例患者疼痛即刻消失。”论文作者进一步猜想，在拥有共同子女的夫妻之间，也可能会产生病理上的量子纠缠现象。
当然科学讲究大胆，我觉得你怎么想都可以，你发论文严谨一点，我疼痛了扎我女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不要当面，当面有心理反应嘛，做了15例大胆的一个结论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少点科学精神。如果这个东西成功，真的是科学，那中国古人更科学，我们中国古人扎小人，把谁的名字写在上面，一扎就把他扎了。量子科学要能扎小人了，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干的。
还有一个，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力越来越大，技术至上跟科学主义也在抬头。技术至上和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科学和科学精神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就了荒谬绝伦的东西。
我在岗位上的时候，国家标准局把我找去了，说《人民日报》不科学、不演进，说农民亩产怎么怎么，一亩地两亩地的亩，现在国家给否定了，要用公顷，单位公顷多少，中国农民人均不到一亩地，他的地就是零点零零多少公顷，你说我怎么报道？还有他说你还要用“里”，里也不对，现在用公里了，我说长安街“十里长街”，我弄一个“五公里长街”好听吗？披着科学技术的外衣容易迷惑世人，鱼目混珠，所以弘扬科学精神要走正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科学精神在中国”，这个题目太好了，我感觉到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但是吐又吐不出来，大家知道我们中美贸易战也好、还有方方面面的新闻，科学发展太需要了。
回顾中国科技史，虽有四大发明，有若干独创的科技成果，但精神层面的认知，理性的认识和规律性总结，这方面的知识，微乎其微，不免让人扼腕。
中国有辉煌的科技史，但没有科学认知的理论总结，说到底就是缺乏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何？求真理是已。”1916年1月，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发表的《科学精神论》是中文文献首次用到“科学精神”这个词并作了阐述。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上，梁启超在演讲中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方法，叫作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有三个关键词：求真、实证、创新。
如果说，“求真”是科学与科学精神必须遵循的铁律，那么，真实，是媒体人最需秉承最需坚守的理念。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这一点科学精神与媒体人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光明日报》有一篇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1978年5月11日发表。
我认为，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科学精神在中国最好的传承体现。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受到思想的桎梏，不敢想，不敢闯，唯唯诺诺，只唯书，不唯实。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媒体人重归新闻的真实本源，重现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理论实质，回归科学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
改革开放到今天取得的成绩，我认为首先是得益于思想解放。是不是可以说，五四运动之所欲，改革开放终所得，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正视实事求是，就没有中国发展的今天。
目前中国的发展正处在爬坡的阶段，尤其是一些卡脖子的科学技术还被别人拽在手里，我们还随时随地受到打击和封锁，我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受制于人，科学精神不能受制于人，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学家才具备，也不是科学家的专利，科学精神应该是一个文明国家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具体来说，农民用心种地，工人用心做工，媒体人坚持新闻真实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当然有人也可以把它归到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也是对科学的认知。
现在社会的大背景、大环境来说，难以培养出（钱学森）那样的人才，和我们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社会的急功近利、浮躁，还有一些浮夸。现在站在整个社会舆论前面的都是马云、马化腾，再加上刘强东，创办公司，一夜暴富，当然他们也很辛苦、很艰难，但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么一种趋势、这么一种导向。我在学校接触的那些学生，包括研究生，来了就问导师我这个论文怎么写，什么工作好找，全部是这样，研究一些冷门的东西的精神还是缺乏。现在知识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在精神上的培养少一点。
如果加强科学精神培养，我觉得还是可以出人才的，再加上人格的培养，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等，培养一种德智体全面的人才，一天出不了钱学森，但是十年、二十年我认为还是可以出钱学森的，而且是推出更多的这样的梯队，这样的科学家队伍。
顺便说一句，前两年在《光明日报》签发了一篇稿子，首先怪我自己看稿子不仔细，里头有两句气话，原封不动的就是谈的钱学森之问，作者说我们确实培养不出人才，培养了一批奴才，把大家一棍子都打了，被领导看了，我还挨批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1年，盟军总部秘密组织一些科学家，专门研究降低军机被击落概率的问题。他们发现，幸存的军机中，机翼中弹很多，而机身和机尾中弹很少，于是建议加强机翼部位的防护。
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教授亚拍拉罕·沃德（Abraham Wald）力排众议。他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应该加强弹痕少的机身和机尾部位的防护，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军机，只有很少的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教授是对的。这就是统计分析学中的“幸存者偏差”问题的来源(Survivorship bias)。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只是一个简化的版本。事实上，关于降低军机被击落概率的问题，沃德教授先后提交了八篇论文，其中主论文长达80多页。显然，他是对相关问题做了严密、严谨的分析后才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般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够飞回来的飞机，而忽略那些没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无法做出最接近真相的判断。能够关注到“幸存者”之外的“遇难者”，需要一种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逻辑起点是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批判。但质疑不是怀疑一切，它是建立在对科学规律系统、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在正常中发现反常，在天经地义中发现大谬不然。
现代科学已经陪伴了我们四百年。然而，我们今天甚至还没办法准确地定义科学。虽然不能准确地定义和描述它，但人们却不能因此而无视其客观存在，更不能否定其公认的判断标准。
说起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事实上，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它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公众的意识深层。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其核心和精髓是批判质疑。
人类渴望了解这个世界，迫切地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所有的文化，包括宗教，都是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时给出的不同答案。而科学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地揭示反映宇宙本质的规律，也只有科学研究才能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在实践中自觉运用之，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好的物质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甚至创造出新的文明。
但另一方面，我们崇尚科学，却不应迷信科学。它既不高大上，也不白富美，而是我们身边一个忠实的伙伴——能力很强，但也有弱点。
首先，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盏明灯，但其照亮的范围极其有限。面对无穷的自然奥秘，科学的表现常常像个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学童，因为永远有一些事物超出科学的力所能及。比如，现代宇宙学中最有影响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是由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137亿年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那么，大爆炸之前的情形是什么？再比如，数学里无穷大和无穷小所对应的自然表象如何展现？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科学都回答不了。
其次，科学不代表一贯正确。科学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行。科学史上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厦无不在一座座废墟上拔地而起。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每一种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演进，而是新理论对旧理论的颠覆和革命，常常伴随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一些科学家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科学发现往往都是挑战已知概念，不可能符合传统逻辑，引起争议和非议是必然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严肃严谨，诚实守信，准确无误地报告研究过程，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同时，要尊重他人批判质疑的权利。
科学仅仅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行为过程，是人类对真理和真相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因此，科学的发展须臾离不开批判质疑。但普遍而言，中国科技界缺乏这样的学术文化，显性的舆论和隐性的氛围不鼓励批判质疑。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缺乏批判质疑国内外同行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又缺乏接受他人批判质疑的气度和胸怀。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和为贵。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韩春雨事件。2016年5月2日，韩春雨关于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在线发表。从6月初开始，有人陆续在网上发贴，反映自己在重复韩春雨的实验时遭遇失败。7月29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者盖坦布尔焦（GaetanBurgio）在博客分享了自己重复失败的实验细节，并呼吁《自然科学技术》杂志请韩春雨公布原始实验数据和实验条件。西班牙国立生物技术中心研究员路易斯·蒙托柳（Lluís Montoliu）在重复实验失败后联系韩春雨未果，最终通过邮件组呼吁同行停止重复NgAgo实验，直到韩春雨做出解释。
当实验被多位同行确定不能重复并遭受质疑时，韩春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谦虚和坦诚，而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辩解，甚至攻击、谩骂。这期间，韩春雨经常说，“有人想害我” “因为我动了别人的蛋糕，他们要诬陷我” “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所以他们不认可我”，等等。他的这些表现无疑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不愿意接受批判质疑，就连一个合格的科技工作者都谈不上，遑论科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根据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断，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应该包括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只有这样，中国和科学事业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
两年来
超过60位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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