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建华：中国何时能够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 “十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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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 -

2020年，不仅是新的一年，更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端。

在这个效率至上、速度至上的即时反应的年代，站在十年或者相当于长期的时间尺度，是否可以让我们挣脱一时的喧嚣，审视时间带来的厚重积淀，看到那些深刻的变化和趋势？

站在2020年展望未来十年的世界，无疑，科技将继续高歌猛进，AI、数字经济将重塑人类生活，老龄化浪潮来袭，生态环境危机仍将如影随形，由此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社会运行的规则将会如何变化？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有何作为？

站在新的十年开端眺望，《知识分子》特别策划“十年”专栏，与科技、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对话，在这里彰显那些穿透时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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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 | 林建华（北京大学前校长）

访谈人 | 李晓明 宋宇铮（《知识分子》）

整理人 | 宋宇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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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卸任后不久，64岁的林建华出任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没有成立仪式，在2019年3月底的一天，林建华用一封公开信，低调宣布了中心的成立。

在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中，林建华似乎一直在寻找教育中不变的本质。他在信中谈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将改变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面向未来的挑战，教育应当如何做出改变？

前不久，林建华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中，回应教育的种种挑战问题，万种变化归于一宗，最终落在教育中的人和人的教育上。而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何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当下各种“双一流”数据、排名喧闹的话语中，这一问，出自一位长期在北大领导岗位上的教育家之口，忧患实多。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中国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迄今已逾20年。在此期间，北大在论文发表数量、经费总量以及各类大学排名中都有很大进步，但林建华表示，自己更看重的，是北大在教育教学、师资队伍、人事体制、学科布局、治理体系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他认为这些才真正代表了学校未来发展的潜力。

林建华几乎亲历了这其间北大的所有改革，这些地方也是他倾注心血推动深刻变化的重点所在。自2002年起，他从学者转型，专注于高等教育管理与改革，在北大教务长任上长达8年，同期历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此后短暂出任重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2015年2月重回北大出任校长。

2018年10月卸任后，在这个以“未来”为名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林建华希望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内外优秀大学的改革发展经验，面向未来，助力中国大学发展，也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

01
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国大学未来的核心挑战

《知识分子》：中国大学的改革最近20年在资金投入、科研产出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北大、清华，各种数据和指标都有明显进步和提升，但要真正办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还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林建华： 中国高等教育过去四十年发展非常快，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也要看到，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建立在资源驱动之上的。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重要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高层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的顶尖人才培养，过度依赖国外。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界，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界。

如果中美关系按当前的格局继续走下去，即便贸易上达成了一定协议，在学术与人才培养上，我们还是会借助对方更多一些。所以今后（中国大学）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迎接各方面的挑战。

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北大，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变化，虽然走得很艰辛，但正在不断完善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在人才队伍体系、培养、引进、学科布局、学术环境上获得了很大的改变。北大已经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奠定得比较好，可以进一步把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得更好。

02
北大的人事体制改革：选出优秀人才

《知识分子》：解决顶尖人才培养的挑战，首先在于是否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师资，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施行 tenure-track（预聘制）制度，可以有效选拔和培养优秀的人才，但仅有北大、清华等有限的几所高校陆续完成了人事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大多数高校仍然没有引入这一制度。

林建华： 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在北大其实已经获得解决，比如人事体制。北大从2005年就建立了 “百人计划” 与 tenure-track（预聘制）体系，并在2014年由王恩哥校长推广到全校。2016年至2018年，我们又对新老体制进行了融合，到2018年将老的晋升体制基本停下来，tenure-review（终身教职评估）成为所有人必经的晋升过程。

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对每一个学者从引进到晋升不同阶段的评价。评价是一个导向、一个标准。北大为此建立了人文社科、理工科和医学三个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下包含20个左右资深教授，把握评价尺度。我个人认为北大的教师人事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今后需要进一步坚持并优化。

《知识分子》：人事改革必然会触及到众多人的利益，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比如你在重庆大学也推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就有不同的声音。北大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挑战与难题吗？

林建华： 北大的改革是有一个过程的。从2005年开始，我们对部分院系的新进教师实行自愿的 tenure-track。在老体制招聘与晋升渠道开放的前提下，我们会告知教师可以享受的待遇与启动经费，由其自主选择。使有意愿提升自己学术水平的院系主动选择预聘制，因此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老的体系大概是这样，学校每年有固定的晋升名额，大概40-50个左右，再分解到各个学院，选拔最好的教授。这是一个相对的标准，理论上应当是谁做得最好便选拔出来。但这一体系最大的潜在问题是，除了考虑学者的学术与教学水平外，还会考虑资历。而 tenure-track 则没有名额的限制，它设定了一个比较绝对的标准，比如参考世界上与北大水平类似的学校的标准来要求教师。所以，当前我们做 tenure-review 的时候也会要求有国外各个学校外部评审的信，比如可能会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这名老师在伯克利是否能够获得晋升？”因为外部评审没有利益相关，所以只要达到了标准就可以晋升，不再会 “论资排辈”。

在2014年前，我们仅仅对新进的学者采取了这种方式。我个人感觉，他们更愿意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可以获得比较强的支持，学术发展更好更快，要求更高但是条件待遇也更好。一直到2014年，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老的人，他们仍按照老体制晋升，由此大大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因为对于老体制下的人才而言，他们在刚刚进入学校时并没有获得像新体制这样的待遇与条件倾斜，所以如今直接拿新体制要求他们，便不公平，会产生矛盾。

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推进新老体系的并轨，目的是解决老体制教师的晋升渠道。双轨制终究会在学校内部产生矛盾，大家都会看到对方得到的好处。新体制的人会质疑为什么老体制下不如自己的人都可以当教授，却看不到自己有着更好的条件倾斜；老体制的人则会不满为什么新体制下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研究条件。因此，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新老体制终究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这个融合的过程就需要很多的技巧，要做到 “近者悦，远者来”，给已有的教师以充分发展空间。所以当时学校的做法是，一方面要改善整个教师队伍的待遇，同时使优秀的人，已经是教授的人或是长江学者、杰青、院士等直接进到新的体制内，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实践评价了。

所以，我认为北大的这种改革措施是柔性的，不是一刀切，当即要求每个人都通过评估。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或可以成为正教授。

《知识分子》：新老体制在待遇上的差别能有多大？

林建华：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但也要分情况来看。目前北大（在tenure track之外）建立了一个 “博雅教授” 体系，有博雅讲座教授、特聘教授与青年学者，用来把老体制教师中比较优秀的选拔出来，比如院士进讲座，长江杰青进特聘。博雅体系的待遇相对高一些，和 tenure track 一样，也是年薪制。

另外，对于改革比较早的院系来说，其实已经不存在太大的新老体系矛盾。比如生科院和化学学院，2005年开始所有新进的人就都进入 tenure track 体系。文科院系挑战比较大，主要仍在依靠博雅体系。我认为这个体系是很值得让别的学校去研究一下。

《知识分子》：北大的校长经常更换，好的改革措施如何延续下去？

林建华： 北大有一个特点，它的学术、学者的影响力、话语权比其他学校要大。（中国）大学实际有三个管理体系，党、行政和学术。在北大，学术体系的能量比较大，行政体系实际是为它来服务的。对北大来讲，当我们把一个制度体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运行。其实，我的一个理想便是，行政体系不要太多去干涉学术体系，我们只是为他们提供制度和平台，具体的评价与运行应该是学者与学术体系来主导。我认为这是真正大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学者不只是在大学做学术，更要参与管理，主导大学的发展。所以，北大的人事体制与学术评价主要是学者来做，学术委员会也都是学者来组成。原则上，我作为校长有决策权，但实际具体每个人的评价仍是由学者来做的。

《知识分子》：你曾经说过，大学要在愿景、价值观上尽可能地取得共识，在改革时获得更多的参与与响应。

林建华： 是的。这和大学文化也有关系。北大很多事情看上去是行政体系或校长做的，但建设的基础都是来自学者的建议。

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个体创造力的机构，依赖于学者与学生的创造力。所以无论是行政领导体系还是党的领导体系，它的作用都是创造一个环境，让这些个体的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那这个学校就能办好。如果体系压制老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积极性，那这所学校一定办不好。将来中国的大学能不能够培养出来我们国家需要各个领域的领导型与创造性人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体系能不能够释放个体的能量。

《知识分子》：是的，这就是你讲的在资源驱动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基础后，要建立更好的治理体系，发挥学者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进而解决在培养人才上的挑战。

03
前沿交叉：为学者提供最好的创新环境

《知识分子》：能不能请你也谈一谈北大的学科布局呢？我想这应该是在人事改革之前了，当时你作为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是怎么考虑的？

林建华： 北大的学科布局，从原则上来讲，我们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不是在学科前沿上；第二，是不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第三，是不是适合学校的长处与优势。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很多的思考讨论与艰难的决定，因为学科重点一旦定下来，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在2002年在北大开始主持学科建设，正好赶上985二期规划，让院系做了很多讨论后，我们得出三句话原则：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交叉学科为重点、机制体制创新为动力。从那时候开始，北大便一直坚持践行着这三句话。比如，2005年的 tenure track 改革便是以队伍建设为核心，对所有院系都是适合的，只要是优秀人才便能够进入这个体系。

以交叉学科为重点则是我们对北大的特点的总结。当时我们主要和清华做了对比。清华原来是一所工科学校，在文科、理科、医科上是空白的，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发展建设人文社科和理科。北大的情况则是，我们文科、理科与医科都都同时具备，各个院系的布局实质是已经存在的，再想发展必须关注前沿交叉学科，这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思考。

具体做起来，交叉学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很多学者都更喜欢在自己的领域做事，跳出来和其他人合作实际上对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关注自己学科内部已经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最优秀的学者才能够或愿意去做交叉学科。因此，我们鼓励院系间去合作，必须提供好的资源与平台去做这件事。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交叉学科中心，比如纳米研究中心、理论生物学中心。后来我们又和优秀人才的引进相结合，建立了一系列优秀的中心，比如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中心、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等。我们对这些中心提的希望和要求是以问题为导向来组织跨学科的人才队伍，比如分子医学就是以疾病为牵头。

《知识分子》：交叉学科和传统学科会不会存在双体制？在招聘时会否考虑学者在交叉学科上做贡献的能力？两个体制的人才招聘是分开的吗？

林建华： 现在（院系和交叉中心）两个体制是分开的。每个中心都是有独立的编制来聘人，但我们鼓励他们和院系共同聘用，以促进两边的合作。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双聘的。有的学者的关系可能在学院，有的在中心。中国目前还没有到把编制看作很重要的限制的阶段。国外的分权管理体制下，资源都在院系或中心手上，聘人涉及到工资与时间分配，编制比较紧。但我们是比较集权的管理体制，资源最终都是掌握在学校手上的。

《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更有利发挥学者的优势吗？

林建华： 当然是有利的。前两年我们还在主推教师兼聘，不同机构同时任职，使学者的学术视野扩大，具有更多的合作。这就涉及到交叉学科的另一问题，也就是学术环境。

一个好的学校和差的学校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去好的学校？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学校学术环境好，有好的同事。如果在一个环境内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一定就会选择这个地方。一个学者在选择学术机构时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学术发展，是不是能够将来发展得更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学术环境？我的定义是，学术环境就是你周围的人，你的同事。如果周围的人都很优秀，那么这对你的成长是有利的，只有这样才能互相促进。另外，周围人不应该学术背景都与你一样，如果完全一样的背景那么便产生竞争，而无法相互促进与帮助。所以，学科交叉重要在它能够为学者提供好的学术环境。

04大学没解决好的问题：本科人才培养

《知识分子》：你做过多年的北大教务长，曾提到之前本科教育更多强调专业教育，对人的培养可能不是那么全面。在本科教育方面北大做了很多探索，包括元培学院与通识教育，如今来看成效如何？

林建华： 其实，我认为人才培养的问题是中国大学都没能够很好解决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年的教育改革，整体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这也涉及到我们提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能够建立其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不是都能够适应未来的挑战。这方面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努力，但我个人对结果还不是很满意。

我们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是好的教育体系？我想有几点原则应该想清楚。第一，好的教育是能够使学生内在的潜力充分释放。如果潜力不得到释放，那么给再多的资源可能都没用。为什么今天应试教育受到这么多的批评？就是因为它并不能够把学生多元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但这个原则要怎么贯彻呢？每个学生的想法、需求、特长和性格都不一样，有不同的要求。如何建立一个体系，使更多人能够在一个体系内受益是一个问题。

在不同的时期与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教育体系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体系其实是相对成功的。当时的社会需求就是一个工业化的需求。我们按照工业化的需求去培养人，出来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岗位去发挥作用，那么这就是很成功的一个教育。但今天的社会环境变了，我们不能再按工业化、岗位化的方式来培养，因为进入社会后岗位是会变的，甚至可能没有此前所谓的岗位的概念了。仅仅灌输知识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培养更多学生的创造性与价值观。

在我看来，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基础也最复杂的体系。教育不是线性的，并不是教了多少学生就能接受多少。如果有几件事情可以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么他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时刻高压，逼迫学生必须学习某些知识，那么积极性便被打击没，提供再多资源也是无用功。所以我认为这是教育改革最大的难度所在——教育体系如何把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给学生自己更大的选择权，选择自己的专业、设计自己的学业、老师也可以设计不同的培养项目。我们希望在北大建立起一个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有更多自主选择空间，打好基础，释放潜力。目前除了院系的教育，我们也有很多跨学科的科目。近几年，我们把专业核心课程的要求降低了50%，使学生有更多机会来跨学科地根据兴趣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知识分子》：目前的中学教育体制缺乏职业引导，学生都奔着高考去了，进入大学后他们的自主性会不会仍然是有问题的，可能会比较功利地完成本科教育？

林建华： 现在北大的情况在改善。过去的学生都想要到光华去学金融，能够赚钱，但现在更多的人希望学习基础性的专业。很多的状元也开始选择基础性和文史哲的专业了。比如，前几年有一个女孩子考得非常好，家里人希望她去光华，但她自己其实想学哲学。最后学校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先让孩子到元培，家里同意后，进了北大孩子就可以自主进行选择了。

《知识分子》：也有老师提出，在专业课要求比较多的理工科，这种多样培养方式可能会削弱学生的基础。对于老师而言，他们既要兼顾学术发展，又要注重学生培养，压力也很大。

林建华： 的确，对老师而言，原则上来讲，他们不会主动地把精力放在教学上。一个学者总是会把自身学术发展放在第一位，教学如果不做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得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下功夫。这是目前所有大学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因为老师们的科研压力本身就非常大了。

我的认识是，学校管不了老师的教学。由校长去说其实是没有作用的，管不了老师任何事情。谁能管呢？院系是可以管住老师。过去我们很多做法无用功也是因为这一点。教育部和学校制定大量政策但推广不下去。

《知识分子》：我能理解你的说法。院系是组织教学的第一责任单位。

林建华： 怎么能够让院系主动去关注教学？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了学生的自由流动，让他们在学部内自由选专业，自由选课。当学生流动起来，就会给院系压力。后续再做改革，学校应该做的是根据学生流动来进行资源配置，但这件事我们还并没有去做。

《知识分子》：选专业课和自由选课是多大程度上的改变？因为最后答辩时还是要找到所属院系来进行。

林建华： 是。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把核心专业课要求大量减少，减下来就可以跨学科、跨院系自由选课。这个制度原则上来说已经给学生很大自由了，需要很好地执行。

《知识分子》：关于学生本身的评价体系，有一些北大学生可能会在选课要求放松后选水课，为了提高自己的GPA。目前中国大学评价体系还是以GPA为主，课程内也还是以期末考试这种比较单一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没有想过给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评估方法。

林建华： 现在还没有，学生的评价问题是调动学生潜力和积极性的另外一个抓手。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最后并没有做，现在还是GPA为主的评价。这需要一整个体系，特别是对于以专业教育为主的传统评价方式而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

《知识分子》：北大的本科生毕业后80%都会直接读研究生，而哈佛的这个数据是倒过来的，只有20%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深造。你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林建华： 有几方面问题。一个是社会因素。美国学生毕业后通常会花一两年思考将来要做什么，人生怎么走，其实后来还是会有很多人深造。中国的情况则不太一样，社会文化会对文凭要求更多，机构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录取上有差别待遇。第二个，和学校的培养人的目标也有关系的。耶鲁的前任校长就认为耶鲁不应该培养专家，而是人的素养。对于北大而言，我们还是很关注将来学生在学术领域的发展。我们一开始在元培方案的考虑中首先参照的是哈佛的方案，但发现不能照搬。因为除了学生个人培养，我们还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责任。所以在教育中，我们怎么也丢不掉将来对学术人才的培养，我们的本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将来学术人才的培养做准备。

05
质疑与批判：北大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知识分子》：你经历了很多届北大的毕业学生，有没有观察到他们身上的变化？近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到，北大培养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此你怎么看？

林建华： 其实，我在书里也写了这件事。我们很多学生还是很有情怀的，带着责任感来的。我觉得，学生顾自己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的反映。这是关乎到学生人格、价值教育的更复杂的事情。

我也接触过一些学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但这些人在北大还是少数的。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个别的这样的人。我们的思政课，除了建立学生的爱国情怀、价值观等等，我认为从教育层面来讲，其实需要的是一些更基础性的价值，比如诚信、关爱、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科学精神的培养，比如求真、思辨等等，这些是更重要的。如果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建立起来，那么对国家的认同感、承担社会的责任感便有了基础。

《知识分子》：这里让我想起你引起争议的一句话， “焦虑和质疑不能够创造价值，会阻碍我们未来的脚步”。

林建华：我认为现在的社会存在一种浮躁和极端。这样的极端是质疑任何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对于任何和自己利益冲突的都进行反对。我希望今后我们的质疑可以更多地建立在自己思考的基础上。现在的人更多地需要一种建设的精神，一种确信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确信、自己的价值，是不能够真正有所质疑的。

对于科学来讲，质疑是重要的，你可以质疑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对科学和学术的确信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对任何事情都去反对。我认为这种倾向是非常麻烦的。你不确信社会进步，不确信我们的国家会进步，那你去质疑什么呢？

《知识分子》：所以你会更倡导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来做事情。但社会上往往有一种印象，北大有一批颇具批判精神的学者。

林建华： 北大学者的发声多数还是站在学术和对社会的关切基础上的，这是需要鼓励的。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北大人，觉得总是在质疑和批评。但大多数的北大人提出的质疑、批评和挑战都还是建设性的，为了这个国家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知识分子》：你从1978年到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北大度过。对于北大的精神和特质，你有哪些体认？

林建华： 有时候身在其中，不太好说。我比较喜欢北大的是，院系和学者的主动性比较强。所以在北大做管理，有很多很好的建议基础。学者会有很多想法。北大院系的力量、自己发展的能力很强。另一方面，北大的人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会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对社会和国家有一定责任。所以，北大是不封闭的。北大人是应该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情怀，为社会做更多的牺牲与事情。很多人说北大好多人都离开北大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如果离开后能够为另一单位做得更好，也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有一种情怀，北大不是北大人的，更是属于民族的、国家的。我也希望我们将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北大学生也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到基层去锻炼，这对他们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06
“一流”与“伟大”：大学的不同境界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校长这个职位？你一直说要做校长而不是当校长，在北大做校长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对你个人而言，在北大做校长有哪些独特的回馈？

林建华： 做北大的校长对一个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誉（great honor），也是巨大的挑战。在北大做校长和在任何地方做校长都不一样，对人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虽然我在教学科研改革上是比较在行的，但在北大做校长需要一种更大的智慧，我个人认为自己还是没有这样的大智慧。

北大是比较难驾驭的一所学校。北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它对人的素养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我自认为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可以做得更好。

《知识分子》：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没有在北大实现的？

林建华： 我在教育上、学校管理和队伍建设上永远会有很多想法，但就像我在离职时讲的，我们都是过客。在服务的这段时间内，做好自己的工作，但超出这段时间退休后，我们应该保持距离，让别人去做事情。

《知识分子》：你说过北大应该是一所 “伟大的大学”，为什么选择用“伟大”这个词？你心目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林建华： 实际上，这是我根据 Good to Great 这一书名翻译来的，你也可以说是卓越的大学。我们说的 great university 实际是对我们当前建设一流大学方式的一种反思。一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是把大家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的学校。但目前我们的评价方式是与之相悖的，更关注数字、指标。这样的方式是不能够达到伟大大学的水平的。现在我们的一流是一种繁华，一种和别人比的指标。但真正的一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是宽松的、平静的、使人安静下来、充分思考，将潜力充分展现出来的。一流是标准，是繁华，而伟大是寂寞的，应该坚守住自己的初心。

《知识分子》：你平时最喜欢去北大校园的哪个地方走走看看？

林建华： 我喜欢去未名湖的后湖散步。那里相对安静，可以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北大的校园还是太小了，比清华小多了。

《知识分子》：清华的学生说北大的校园比较有生活的烟火气，而清华的校园比较具有工科高效率的特点，出了实验室就是食堂，吃完就回实验室。两校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大家都很乐意去比较，你怎么看隔壁学校呢？

林建华： 你说的很对，清华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并且是一所效率很高的学校。清华可以在我们国家当前发展的条件下做得很好。工科学校的管理效率是像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学校所不具备、应该学习的。我在浙大的时候，提出做百人计划，一两个星期后，名单就已经公布出去了。在北大，我们需要讨论、听取大家不同的意见，再做决定，甚至有可能不做决定，永远拖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北大醒得早、起得晚。我们应该更重视行动，行动是找到合适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行动中发现一些讨论中没想到的问题，可以不断修正自己，找到更合适的路径。

当然，工科学校也有自己的思维上的问题。如果没有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就去行动，就很可能需要回炉重做。所以，工科学校可能也需要在行动前，多花一些时间去讨论，听取一些不同的意见。可以说，北大是一所更民主的学校。

《知识分子》：你现在大多数时间在想些什么问题？

林建华： 我现在想未来教育，成立了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我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案例来研究。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两方面问题，第一是大学自己该怎么改革自己，案例可以为学校提供参照；第二个层面，在国家整体上，我们需要为大学建设和学科布局提供一些建议。

我实际上也在考虑，将来写点东西，但一直没搞清楚是写过去还是将来的东西。我搞这个中心，也是想应对未来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每个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过去北大的经验可能对别的学校还是有一定参考。 

制版编辑 | 皮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