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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改变了世界。受到新冠影响的，不仅是人类的健康、社会的秩序、世界的经济，还有我们的价值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很多国家的宪法里，集会游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集会游行对于新冠防疫的负面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新冠防疫期间有公民要求集会游行怎么办？是捍卫宪法给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为了控制疫情而压制集会游行？
德国的宪法即《基本法》分为11章，共146条。其中第一章是基本权利，内含宪法的1-19条，这也是德国宪法里最重要、最不容修改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要这部德国宪法还在，那么这19条就难以更改。其中第8条规定， 公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的权利。4月20日，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 （PEGIDA）组织在德累斯顿组织了一次游行。PEGIDA是2014年从德国兴起的一个欧洲右派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由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在德累斯顿发起，宗旨是保护德国及欧洲社会的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反对伊斯兰教文化的侵入。PEGIDA一般在星期一进行街头集会，地点就在德累斯顿。在最高峰的2015年1月，这样的集会有近两万人参加，随后参加的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集会一直都在进行。4月20日不是星期一，但PEGIDA每年都会在这一天举行集会，这也是他们举行的唯一不在星期一的聚会。之所以选择这一天，PEGIDA没有明说，但一些左派政党一直提醒政府：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德累斯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但因为新冠疫情的特殊规则，要求参与集会的人员保持足够的距离，而且只允许15个人进入市政厅的广场。PEGIDA的集会游行没有什么特殊的诉求，本来也就是例行的活动，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至于多少人被批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4月20日PEDIDA在德累斯顿组织的游行 （图片来源：https://www.fr.de/）
就像图中显示的那样，15个人参与了集会，他们被限定在市政厅广场上一个边长25米的正方形空间里。无论是参与集会的人，还是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戴着口罩。如果不是游行的人拿着标语牌，这个场景更会让人以为是一种队列训练。这次集会就以这样一种特殊、安静、平和的方式进行了。但因为是新冠期间，这依然是个不小的新闻。不是所有的游行都是这样有秩序地进行。三天后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Pirna又发生了一次游行，参与的人数达到了180人。这次游行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性质也很不相同，因为其目的就是反对政府关于新冠疫情的防疫策略。组织这次游行的是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缩写为AfD）的一个区议员 Steffen Janich，他也是当地一位警官。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德国的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于2013年2月由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Bernd Lucke）创立。该党派成立的初衷是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在后来的发展中，德国另类选择党把它和其它党派的不同延伸到了诸多领域，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票。尤其是叙利亚难民事件后，这个右派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东部的几个州受到了更多的欢迎，其中就有德累斯顿所在的萨克森州。在新冠防疫上，德国的传统各大政党少有地统一了意见，认可目前德国的防疫模式。但德国另类选择党是个例外，它认为政府夸大了新冠病毒的危害，并且目前的严格防控措施没有必要。既然是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游行，这个游行不可能像上一个那样有秩序。4月23日发生在Pirna的反对新冠政策的游行 （图片来源：https://www.mdr.de/ )
就像上面图片里显示的那样，游行的人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也不是每个人都戴了口罩。不过幸运的是，期间没有出现冲突，也没有暴力。又过了两天，有冲突和暴力的游行还是出现了，这一次地点在首都柏林。这次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游行的目的也是抗议新冠防疫政策。一些难以忍受在严格防控环境里生活的人，再加上一些趁机来闹事的极右分子让现场变得混乱。为了让广场不变得过分拥挤，警察不断要求游行的人离开导致了一些冲突。最终，警察带走了一百多名游行者。4月25日在柏林进行的反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游行 （图片来源：https://www.tagesspiegel.de/ )
以上游行只是新冠防疫期间发生在德国的几个例子，随着疫情防控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游行发生。比如有5月1日游行传统的这一天，仅首都柏林就发生了30起大大小小的游行，警方为此出动了五千警力。随着疫情防控时间的延长，集会游行在德国还将继续进行。
除了集会游行外，还有一条德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对新冠疫情的控制带来负面作用，那就是其中的第11条：德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迁徙的自由。从世界各地新冠防疫的效果来看，对新冠最有效的防疫是隔离——限制人的聚集和流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中国疫情暴发的一月份，德国像欧美大多数国家一样取消了来往中国的航班。三月中旬，当疫情在欧洲蔓延的时候，德国也关闭了几个欧洲邻国的边界，取消了绝大多数的国际航线。但在德国境内，即使是疫情最为剧烈的三月底四月初，政府所做的也只是建议民众尽量不要旅行、关闭旅游景点、暂停宾馆的经营、减少火车和航班的数量，但连接各州、各城市乡村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公路依然畅通无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德国各州的警察也出现在一些重要的路口，为的是控制游客。另外，一些州也对州内的旅行活动也做了一定的限制。即使这样，有些人还是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认为有些规定限制了民众的自由。一个例子是位于德国东北部的梅前州，在复活节期间规定州内民众不能去一些室外场所，结果被民众起诉立案，理由就是州政府限制了人的自由。案件的审理结果很简单，梅前州政府败诉。不过，在德国的各州里，疫情最轻的也是控制人员流动上做得最好的梅前州， 每十万人口的病例数为43人、死亡1例， 大概只有最严重的巴伐利亚州的十分之一。就这样，一面是公民集会游行权利、自由迁徙的自由，一面是新冠疫情需要控制。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虽然集会游行和人员流动已经大大减少，但依然存在而且不容忽视。政府如果选择前者，新冠疫情防控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选择后者，又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德国政府选择了前者，然后在这一基础上依法融入了新冠疫情防疫的措施，如可以集会游行，但需要保持距离。如果说上面两点都是法律，而且是不可动摇的宪法，让政府没有选择。那么下面这一点就不属于法律，只是道德层面的价值观了。
1月底，也就是中国疫情告急的时候，德国取消了前往中国的航班。与此同时，为了接回滞留在武汉的德国公民，德国向武汉派出了撤侨转机，带回了一百多位侨民，其中包括两位新冠病人。就是这趟班机，拉开了德国在全世界大规模撤侨的序幕。随着2月底疫情开始在全世界暴发，德国取消了绝大多数的国际航班，大量在外旅游、度假、工作的德国人滞留国外。如何让这些在外的德国人回家，成为了德国政府考虑的问题。德国政府开启了一道“空中桥梁”的计划，用专机将需要滞留在外德国人接回来。根据4月23日德国之声的报道， 这个 “空中桥梁” 计划已经从全世界接回了24万人。德国外长马斯（Maas）说，目前为止还有1000人滞留在外，但德国政府依然在想办法。德国撤侨专机 （图片来源：https://www.dw.com）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德国政府为这项史上最大的空中撤侨计划投入了5000万欧元，回国的侨民只需要自己支付很少的一部分费用。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作为这项撤侨计划的受益者，21岁的女大学生里卡德的心态大概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她在3月初同女友一道飞往新西兰去探视朋友，但不久后新西兰就因疫情采取了封锁措施，她也因此滞留。随后她与当地的德国大使馆联系，然后在一天晚上德国使馆给她发来的信息，通知她可以第二天搭乘撤侨的班机返回德国。回忆起这趟特殊的旅行，里卡德说在返回德国的飞行途中，大家团结互助，犹如一个大家庭。对于不苟言笑的德国人来说，这样的感觉的确难得。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与撤侨行动的飞行工作服务人员都是志愿者。而且德国的这项撤侨计划不仅带回了德国公民，也顺便带回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公民，以及持有德国长期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士。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每个国家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抵抗着疫情。截至5月13日，拥有八千多万人口的德国新冠病例数达17.3万，死亡病例7718人。进入知识分子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新冠疫情】获取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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