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外交可以相互促进，图源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 编者按 -
当代科技外交中，核安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等话题是重要的国际议题，但近期的国际形势令科技外交受阻。实际上，科技与外交可以相互促进。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董洁林博士认为历史上 “西学东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制造分别展现了 “科技促进外交”、“外交促进科学” 的典范。这一过程需要像利玛窦、李政道等关键人物的潜心开拓。在官方交流收紧之际，小规模、多样化的国际民间交流或成为更有效的合作方式。
撰文 | 董洁林（科思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责编 | 戴 威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展现了科学的理想主义与政治张力。科学共同体跨越国界和族群；科学家们既竞争、又合作，既为个人也为团体争取利益。正因为科学的这些独特属性，它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中，担任着不同寻常的角色。很多人以为，外交就是国家外交部做的事。其实，外交部虽然承担着政府正式外交的核心部分，但这只是外交的冰山一角，其他政府功能机构，如经济、科技、军事部门等也密切参与正式外交活动。更重要的是“水面下的冰山”，庞大的民间交流与合作网络是非正式外交的主体，它们如涓涓细流，是国家外交的源头活水。目前，欧美各国都把科技外交当成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形成了国家与民间团体共建科技外交网路的局面。概括来说，科技外交有三种基本方式：其一，“科学中的外交” 或 “外交中的科学”（Diplomacy in Science, or Science in Diplomacy），其二，科学为外交 （Science for Diplomacy），其三，外交为科学（Diplomacy for Science）。
当下，很多全球合作的科技项目都交织着大量的外交活动，而有些外交活动也包含了很多科技成分。例如，在核扩散、气候变化、传染病防范等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政治敏感性较高，科技含量也很高，参与者主体是科技人员。这些领域的合作凸显了科技和外交彼此紧密交错的景观。反对核扩散运动是由二战期间制造核弹的美国科学家们发起的。他们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所造成的惨烈状况，深深地震惊了他们自己，二战之后他们就成为反核的主力。现在，反核扩散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重要政治共识，但很多无核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仍然极力开发核武器，以期加入“有核俱乐部”。这场较量经常让国家之间开启外交谈判、经济封锁，甚至发展到军事冲突，是国际新闻头条的重要部分。近几十年，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忧虑笼罩在很多科学家的心头，他们把这种忧虑传达给社会，并逐步取得政府的重视，使之成为当代重要外交议题。政府之间希望达成一些协议节能减排，以减缓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冲击，相关议题和技术指标由各国科学家和相关科学组织制定。然而，“科学家有祖国”，因此在议题和技术指标的设置和谈判中，科学家也会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当成重要诉求，各种争执和拉锯是常事，这让科技谈判成为这场外交马拉松的主战场。经过若干年各国的努力，多国达成了几个主要协议，如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6年的《巴黎协定》。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这两个国际协议。在传染病领域，联合国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各国也有疾控中心，合作机制比较完善。大量科学家在各种相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担任职务，这是世界各国精英通过几十年科技外交所构建的重要全球体系。遗憾的是，今年新冠爆发，这个国际健康保护网络并没有如预期设计的那样及时发现、预警这场全球流行病，或给人们提供防疫和治疗的方案。相反，这个体系被各种政治力量裹挟，撕裂得天崩地裂，这是科学的失败，也是外交的失败。
科技外交不仅是一种现代活动，在古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1582年，年仅30岁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肩负着教皇赋予的传教使命到达澳门。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是闭关锁国之地，不欢迎外来的和尚。站立在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半岛望向广袤的中国内地，利玛窦寻思，如何才能敲开中华神秘的大门？利玛窦和徐光启
如果是在大众中传教，提供医疗与教育等服务是有效的获得民心的方法。那么，如何穿透中国上流社会？通过数年的观察和试错，博学多才的利玛窦找到了三大科学法宝：地学、天学和几何学。首先，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第一幅置中国于世界中央的全球地图，他于1602年献给大明万历帝，深得圣心。他还制作了不少西方天文测量仪器送给达官贵人，广交朋友，其中他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位官员就是徐光启。徐光启不仅深通中国传统学问，对来自西方的知识也充满好奇心。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让西方科学首次在中国系统地亮相。利玛窦带来的天文学也对徐光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合作，领导编纂了《崇祯历书》，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洋历法、天文学理论、数学方法和天文学仪器，包括古老的托勒密学说，以及当时较新颖的第谷理论和哥白尼日心说。“西学东渐” 之历史潮流从此展开。就这样，利玛窦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传教小目标，还开启了利用科学作为外交手段（Science for Diplomacy）的先河，成为来华传教士纷纷效仿的榜样，他也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最近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是从科技领域开始的。1970年代中期，科学的春天在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大地上姗姗而来。中国新老几代科学家从自己尘封的科学理想中小心翼翼地找出一个项目：建造加速器，他们兴奋地期待着以此与国际科学前沿接轨。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肯定，领导们也急需一个抓手来启动中国科技发展的春潮。大方向定了后还需要详细的规划。为了让工程落地，中国科学家首先把求助信号发给了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这些学者中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等人属于支持建造加速器的阵营。其中，李政道认识到设计、建造和维护如此先进的科学大装置亟需人才后，利用个人与美国高能实验物理界的关系，于1978年安排了40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到美国5个有加速器的国家实验室学习。此时中美还未建交，中国科学家能够进入这些国防背景浓厚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实属不易。不过，建造加速器光靠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帮助还远远不够。1979年1月，中美刚刚建交之际，邓小平与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共同签署了《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在这个高层协议之下，还签署了《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其核心是在建造加速器项目中能获得美国的帮助。有了正式协议的支持，李政道又建议两国建立一个官方性质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以在操作层面落实合作。该委员会从1979年开始运作，每年在两国轮流开年会，直到2016年从未间断。该机制为加速器选择科学方案、设计细节、人才培养、工程建造以及后续使用和维护等多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ms探测器，图源opgu.org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建成了。这个花费了仅2.4亿人民币的加速器是以外交促进科学发展（Diplomacy for Science）的典范。它不仅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供科学家进行前沿科研的大科学装置，还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加深了中国和欧美科学家的合作和友谊，提升了几百个参与该项目的中国科技公司的技术水平。
《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于2016年底到期后，中美两国没有续签该协议，因此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其他协议也随之停止执行。近几年，中美科技官方合作陷入困境，民间科技交流也显著受挫，留学和访问学者项目都受阻。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多有冲击。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创意地开展民间科技外交是保持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最有效的方式。与官方项目相比，民间科技交流项目较小，动机和目标独特而多元化，更为真诚和聚焦，能很好地与目标群体建立联系，激发双方善意。而与人为善是和平相处的长久而根本之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个严峻的时代正在呼唤新一代的利玛窦和李政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