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雷神山医院ICU的任务时，这个 “光杆司令” 急得跳脚
编者按
三天内，雷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必须开起来。
2月7日接到这个任务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已经在抗疫前线连续工作了一个月，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一面管着医院ICU病房里的病患，一面盘算着眼前的情况：场地上建筑垃圾还没清理完，而他在中南医院的团队已是满负荷运转，重症专科医生人手严重不足。
ICU针对危重症患者提供强化医疗和护理，往往承载着新冠危重病人最后一丝希望。
“我当时没办法，急得跳脚”，彭志勇回忆。“（但）病人马上来了，就想办法。”
2月8日，彭志勇从中南医院调集十几位相关科室的医生和80多个护士临时组建团队，进行基本的上岗培训。2月9日晚，雷神山医院ICU准备就绪，开始接收重症病人。
雷神山医院ICU从开门到4月15日正式关闭，一共接收了70多名重症病人，ECMO救治成功率达50%以上。
回顾疫情初期，彭志勇直言，小医院资源匮乏导致了初期应对的慌乱。由于平时对二甲医院的投入不够，这些医院没有人，没有设备，也没有培训，“一下子懵了”。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所有大医院开放，划几家医院专门管普通病人，几家大医院专门管新冠肺炎病人。” 彭志勇说。
他说，公共卫生系统应对困难时应提升判断能力。发现疫情后，对于传染病的传播性有多强、何时会有多少病人要有预见性，做好规划，“重大疫情面前也不能影响普通病人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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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江往南，沿楚河一直走，就到了东湖之畔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午间阳光灿烂。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出现的时候抹着汗，一身亮绿色条纹Polo衫和浅灰色灯芯绒裤子，笑着重复电话里的提议：先去吃个饭，再聊。
他个子不高，走路如风，去食堂的路上时常因为和同事打招呼停下。
医护人员零感染，重症病人死亡率低，ECMO 救治成功率50%以上，这是彭志勇领导的ICU团队在1月以来的新冠疫情中创造的成绩。而这样的成绩，是在物资紧张、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
8月，一切回归平静，彭志勇的办公室里仍然堆放着志愿者捐献的几箱口罩。“不知道还用不用得到，希望用不到了”，他说。
疫情后，他的生活仍然是办公室-病房-食堂的三点一线。如果工作太忙，办公室案头的威化棒可以充当一餐饭。我们来到食堂，他点了份丸子和青椒炒肉，再打了份免费海带汤，花了14元。
彭志勇喜欢提问和聆听，自己的回答往往很短促。面对面坐下，他“反客为主”详细地询问我的经历。从他简短的回答里，我得知他是江西新余人，在国内获麻醉学博士后外出求学，在香港获得重症医学博士，之后在香港工作，并在美国度过了十年学习和工作时光，在重症医学的发源地匹兹堡大学接受进一步培训。5年前，他受邀回到国内，在中南医院担任重症医学科主任。“我们这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有家国情怀，”刚过54岁的他这样解释选择回国的理由，“想做点事，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
不到十五分钟，彭志勇面前的盘子已经干干净净。
吃完饭，他开始到处找咖啡。食堂、自动贩卖机找了个遍都没有，他有些抓耳挠腮，“不喝咖啡下午就没精神。” 他喜欢喝美式，苦咖啡，这是在美国时养成的习惯。
最终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找到一包星巴克的哥伦比亚咖啡粉，清洗了办公室里买了好几年但最近没怎么用的咖啡机。在咖啡机缓慢的酝酿声中，我们开始了访谈。
01
1月6日接收第一个不明原因肺炎患者
知识分子：1月6日中南医院接收了第一个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可以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彭志勇：1月6号来了第一个病人，50岁左右的黄冈人，发烧，呼吸困难，神志都不是很清楚，一周辗转了好多家医院不收，到我们这儿来病情已经很危急。急诊科收了以后，召集我们讨论，高度怀疑是不明原因肺炎。那时候形势不明朗，大家开会讨论，怎么办？收了这个病人，其他病人怎么办，医务人员怎么办？可能会给医院造成很大影响。如果不收，他可能会感染社区里的人，也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联系转到金银潭医院；如果走不了，就收到重症医学科的一病区。金银潭当时ICU已经满了，所以我们果断还是把他给收下来。
收下来以后，必须要把其他病人清空，要不然其他病人感染怎么办？社会上说没有传染性，但是我们判断还是有的。开始的时候建议把这个病人放到单间里，但空间的密闭性不好，空气还是没有阻断。我挣扎了半天，下了很大决心，跟领导汇报，建议腾空一层楼，空出所有16个床位。我们做了三区（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两通道（医护人员与患者的通道完全隔离）改造，后来很多医院都按我们这个模式改造。
腾空病人和改造病区花了一天时间，7号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重症科收了这个病人之后，还有跟家属沟通的问题。家属老是问你，什么病啊？
知识分子：不能跟家属说吗？
彭志勇：很难说。
知识分子：那怎么说？
彭志勇：当时讲，肺炎嘛。
知识分子：那他们问，什么原因引起的肺炎？
彭志勇：对啊（笑），所以很难沟通，压力很大的。我们还是把他收下来了。治疗之后（病情）很重，越来越重。急诊科之前插了管、上了呼吸机，把保护性的肺通气策略该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行，最后就是我们的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团队给病人上ECMO。
这个人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他大概做了一周以上就脱离（ECMO）了，又过了一周把气管导管拔了，呼吸机停了；两周左右从ICU回到感染科病房去了。恢复得蛮好的，转阴了以后，1月28日左右出院。出院的时候（武汉）封城了，他回不去了，后来蛮惨的，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也没有钱。一直到4月份的时候才回去（黄冈）。
知识分子：一月初对这个病的传染性有认知吗？
彭志勇：元旦假期的时候收到一些传闻，有人发出来了嘛。一些朋友给我发微信跟我求证，我当时很惊讶，但是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一般冬天的时候，比如2016年、2017年，有禽流感等传染病的时候，我们也支援过传染病医院，但禽流感主要是禽传人，如果是人传人，就更危险了。
1月2日，元旦后上班第一天我们就开会，传达文件，让我们派人去金银潭医院支援。要各大医院派人成立专家委员会，我们医院里当天开完会，第二天派了两个人过去，一个我们重症科的副主任和一个呼吸科的主任，成为湖北省不明原因肺炎专家组成员。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呢？1月3日，同事去金银潭支援。5号我向他打听，挂了电话我当时心里就很沉重。当天晚上在医院，有个同事来办公室找我，我说觉得今年这个年可能不好过，要出大事了。结果第二天就来了病人。我们基本知道是有传染性的。如果心里不清楚，怎么会把其他病人分开呢？
知识分子：当时知道武汉中西医医院收病人的情况吗？（注：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不明病毒肺炎病例，是来自医院最早的报告。）
彭志勇：不知道，不清楚。我也没有打听到。
02
1月20日前很焦虑
知识分子：1月20号公布 “人传人” 之前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彭志勇：20号之前是很焦虑，有问题没法沟通，跟所有人都没办法沟通。其实我们都按照传染病的申报原则跟医院反映，每个确诊或疑似病例2小时内要上报 [1]，从1月6号到20号一共十几个病例，重症科的同事填了表给公卫部门，公卫部门跟相关上级部门反映，报的是“疑似不明原因肺炎”。
知识分子：当时来了三批专家组，你有见到吗？
彭志勇：几批我就不知道了，每次活动都是卫健委安排每个医院派人参加。前两批去了金银潭，还是我们科里那个副主任参加的，我没有见到他们。
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来中南医院？
彭志勇：因为病人都在金银潭医院。我们医院的病人还没有确诊，都还是疑似。1月18日我在中南医院见到第三批的专家，当时他们知道这里有疑似病例了。
知识分子：之前不是有按规定上报吗？为什么前两批专家不知道？
彭志勇：当时我们的病人没有确诊，没法确诊，检验的风险高，试剂也不够。他们都以为病人在金银潭医院。那个病人，我们原则上也给金银潭医院打电话，ICU没有床位了。1月20号前后才确诊这位病人和其他中南医院收的病人是新冠。
知识分子：区疾控的人有过来吗？
彭志勇：应该是过来了，但是我没见到。他们一般是公卫部门带来病房的，来取病人的标本、看病历等。
03
知识分子：你在采访中提到过新冠的危重病人很多是因为肺功能受损、呼吸衰竭而死。你的团队最早采用俯卧位通气治疗新冠病人，减少了呼吸衰竭的风险，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发现？
彭志勇：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但有效的方式。肺炎重症患者一般有炎症，有痰等分泌物，导致肺泡塌陷，就会缺氧。传统的方式是用呼吸膜正压（PEEP），让肺打开，但新冠病人做了之后治疗效果并不好。
那时候很多病人都躺着，我就换一个模式，叫俯卧位通气。把病人趴过来，发现效果很好。
后来我们通过超声及影像学发现，病人有微血栓，血液流通不畅，导致通气和血流的比例异常，仰卧的时候，空气向上流动，血流向下流动，接触不够。俯卧位通气才能让肺里的气容易交换，原来通气不好的地方通气好了，原来血流不好的地方血流好了，让血液中的氧气增加。
我们1月份接第一个病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是全球最早的。
我当时写了个文章总结，针对病例做了详细总结和分析，2月7号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2] 当时国外病人还不是很多。这篇文章广受好评，引用量达3000多，阅读量近150万，世卫组织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都放到官方网站推荐。它的影响力之所以大，第一点是我们把病人的流行病学特点讲清楚了，比如从接触到起病的天数，所有的病人是14天内发病，建议所有接触者隔离14天；第二，病人的病程变化有三周，症状从起病到呼吸困难是一周，从呼吸困难到危重症是一周，从危重症到死亡的分水岭是一周；第三，如何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俯卧位通气很重要，之后的研究都证实了我们的观察。
我们还总结病例得出，非典型感染是导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人首发症状不是典型的发烧咳嗽，而是以腹痛腹泻为首发症状，后续才出现发烧和呼吸困难。因此去别的地方看病可能会感染其他人群，这也是导致医务人员感染的重要原因。
到2月底的时候国外病人很多了，意大利的医生最先跟我联系，采用了我们的方法。后来他们拍了照片给我看，ICU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都趴在那里。他们病人块头大，趴在那里很是壮观。
后来很多国家都采取了我们的做法，包括美国也这样做。
知识分子：你说过ICU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病人维持器官功能。你的团队救治危重症病人的成功率相对很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彭志勇：我们危重病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约20%。因为我们把疾病的规律摸清楚了。
我们的处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这些病人该插管就要插管。大家当时说不插管，是错的。可能大家会担心增加传播的可能性，因为插管可能把胃部或者肺部的东西喷出来。但是按规范流程做的话病人是不会喷出来的。
插了管以后还是缺氧，PEEP用了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把他翻过来，用俯卧式通气。
还有我们所有的病人都用肝素（注：一种抗凝血药物），防止血栓形成。后来证实，微血栓形成是导致病人通气血流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
04
一个光杆司令拉起一支队伍
知识分子：雷神山刚建好不久，你的ICU团队就入驻了，从2月8日到4月15日一直在前线，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彭志勇：接到雷神山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在中南医院的团队已经在治疗、抢救新冠患者，还有两个普通病区的病人要管，已经是满负荷运转。当时国家开始派医疗队，省外很多重症同道报了名，启程之前就给我们打电话，讲要到武汉来支援，我们很高兴，觉得人够了。领导说雷神山开张你们要去做保障，我们也答应了。大家想得都很简单，后来不是这么回事，不能单独行动，要在团队里服务，服从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临时他们都来不了了。
（领导）给我打电话说，那不行，一定要开起来。给我三天时间，把ICU开起来。我当时没办法，急得跳脚。（但）病人很快来了，就想办法。我一个光杆司令，2月7日就去了现场。去了一看全是建筑垃圾，那些工人还没搞完。
我当时想了半天，第一个要人，第二个还要设备。我们就派了几个骨干先去现场筹备，把环境搞好，把设备调试好。然后我就要人，到医院里面找。你不是学医的可能不了解，每个专科之间叫隔行如隔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活别人干不了，别人的活我也干不了。
那个时候很多科室都关门了，因为新冠肺炎治不了病人，我就打电话找了中南医院一些跟我专业相近的医生，把他们喊过去了。我说现在雷神山医院ICU要开张，你们愿不愿意到我们那里去。当然大家都很高兴，愿意去。
找了十几个医生过来，来了后先做个简单的培训，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是个新的团队了，这个团队叫做ICU团队，工作是以抢救危重病人为主。来的有很多年资很高的人，我就讲，虽然你们经验很丰富，但是在ICU知识上你们不如我们这个团队，要听指挥。
培训后，一个以ICU医生为主，麻醉，心外科等专业相近的医生组成的新团队就起来了。
医生来了之后还有护士。护士也不够，也是隔行如隔山，别科的护士到我这里来上班根本就不懂。我找了将近80多个护士过来，到位了就开张，2月9日晚上就开起来了。
过了几天，全收满了，（床位）不够，又开了一个ICU（笑）。哪里还有人啊？一个人都没有了。后来（王行环）院长说你们这个开的蛮好嘛，就用这个模式啊。
所以第二个ICU，大概从他告诉我（要准备）到开张，就花了24小时，这个速度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通过）第一个我们找到规律了。第二个我们就很快了，还是找的中南医院的医生。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天开张就有更多人有生存的机会。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模式跟国外推广，也很管用。其实我们比国外（的疫情）早了一个月。怎么看病人、药物怎么用，团队怎么组建，全部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经验。因为都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我们院长讲，现在知道你们ICU的重要了。这个医院里面所有科室都可以关掉，唯独你们科室是不能关的。
知识分子：当时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彭志勇：当时每天是打了鸡血的感觉，不知道疲劳。每天大概就睡五个小时左右。开始先睡在医院里，医院里好多病房关门了，就把病房开放给医务人员睡，就睡在病床上。后来条件好了就住酒店了。
知识分子：王行环院长给雷神山定的目标是死亡率维持在4%以下，这对你是比较大的压力吗？
彭志勇：当然有压力，死亡大部分都在ICU啊，如果ICU能控制死亡率，这个目标就能达到。当然我是有信心的，前期治疗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知识分子：武汉是医护人员感染的重灾区，但你的团队感染率极低，这是什么原因？
彭志勇：当时所有人都担心感染。但我们的防护做得很好。1月份的时候，别的医院都在观望，我们就收了病人，当时院里就采用SARS的模式来管理病人，包括隔离，医务人员的防护，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1月上旬我们就开始做准备了，所以比较早买了防护物资。口罩和防护衣等物资还是缺，但我们规划的比较好。不乱用，很节约。当时值班的一个人每天发两套，不值班的一天一套。
之前经历SARS和禽流感的经验有帮助，都是呼吸道传染病，防护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在ICU里面工作的人一个都没有感染，早期有一个护士感染，但他没有在新冠病房工作过，可能是在社区感染的。
知识分子：关于新冠诊断标准，初期非常严格，您也一直在向上反映放宽标准，第二批专家组1月18日来之后，第四版诊疗方案才放宽了。现在回头看有什么值得反思的经验？
彭志勇：传染病的原则是不能漏诊。如果诊断标准太苛刻，可能导致病人漏诊。放走一个病人可能导致社区的传播，危害更大。
05
知识分子：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彭志勇：大概是元月下旬2月上旬的时候，分几个阶段。整个元月份都很困难，一个是情况不明朗，很多问题没办法沟通，这个很困难。20号以后，情况明朗起来了，民众开始恐慌，都跑来医院看病，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同时也增加他们自己感染的风险。
当时整个社会都很恐慌，有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死在家里的，有人直接在等待看病的急诊科倒下去的，很惨的。我有个亲戚得了肿瘤，（因为疫情）化疗中断，肿瘤转移到了全身，现在情况不是很好。
这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很难管理。不说又不行，说了又一下子恐慌了。
20号以后，整个武汉市发热门诊人山人海，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是那个时候感染的。自己怀疑自己得病，跑到医院看病，没有问题也都传染了。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要）帮忙，住院，我都跟他们讲，不要到医院里面来。我当时讲的不好听，我说到医院来死得快一些，没有事到医院来也变成有事了。
我当时看人山人海，很担心，大概是除夕前一天晚上，我接受梨视频采访，说第一个，不要往医院跑，第二个其实死亡率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可怕。ICU是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也没有那么高死亡率。死亡率还是跟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死亡率越高。
恐慌是非常厉害的，本身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大部分人不应该来医院。所以真的要反思。20号以后，如果有专业人士给大家做详细解释，可能会好一些，避免后来医疗资源的挤兑，避免后续很多人在医院等待、看病过程中被感染。
06
应对疫情要做好规划，不能一刀切
知识分子：对武汉早期的疫情应对，你有什么看法？
彭志勇：武汉市的医疗资源其实是很丰富的，三甲医院的人均床位数比上海还多。但我们平时对小医院不够重视，三甲医院集中了大部分医疗资源，二甲医院得到的资源很少，造成了恶性循环，这就导致疫情里小医院的处理能力不足。这是结构性问题，以后应该加强二甲医院的建设。
最早集中接收病人的金银潭医院病床不多，人员也很少。它以前是很好的传染病医院，后来因为大家都不重视了，医疗市场化，传染病医院的规模越来越小，人员流失太厉害了。张定宇2014年接管之后，比较注意人才的培训，这几年好多了。后来（国家）医疗队基本把金银潭接管了，一个医疗队管一层楼。
还有一个政策叫 “7+7”，七个大医院带七个小医院，中南医院带的是武汉市第七医院。（注：武汉1月22日晚宣布，在城区7家大型医院附近选择7家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全部用于接收发热病人；城区大型医院组建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的专家团队，指导定点医院诊疗工作，选派一名副院长临时担任定点医院主要负责人。）
它的意思是找七家小医院，把七家大医院的资源腾进来，专门收新冠病人，不影响七家大医院继续收普通病人。但平时对小医院、社区医院的投入不够。这些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率很高。他们一下子懵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病人。我有个同事接管了七院ICU，哭着给我打电话。武昌医院也很惨，院长都感染死了。有个在红会医院支援的我非常好的朋友，跟我说病人很多，要转到我这里来。我说我这里没有床位了，收不进去。要设备，设备也没有了，对不住他。（他就）哭起来了，那怎么搞，啥也没有。他那边条件很差，最基本的氧气，用多了也是不够的。
这时候，病人又重新涌向大医院，大医院也重开了发热门诊，并关闭了部分普通门诊。由于普通门诊关闭，还有一些普通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就死亡了。该透析的病人没办法透析，还有该做化疗的没办法做就死了。
当时可能对有多少病人感染预估不够。对于传播性多强，要有前瞻性。要估计，这种病人一旦发现，一个礼拜以后可能有多少病人，有多少病人是危重，有多少病人需要做ICU，都需要估算，这样才好做规划。重大疫情面前也不能影响普通病人的诊疗。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所有大医院开放，划几家医院专门管普通病人，几家大医院专门管新冠肺炎病人。武汉市医疗资源丰富，三甲医院很多，估计加在一起都有几万张床位。真正的武汉市感染病人有多少人？6万多病人，其中（需要）住院的一半都不到。这些资源都是可以合理调配的。
目前，武汉市正在加强对二甲医院的建设，防患于未然。
知识分子：这次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彭志勇：这个经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考验，在灾难面前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专业人员还是要有担当和勇气，这个时候就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医生的话，要有责任感，要关爱生命。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普通人，让我很佩服，也让我很感动。我们科室近200位医护人员疫情期间都没有请假，有的推迟婚期，有的提前结束产假，有的拄拐棍来上班，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也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我这里有很多志愿者，也有医生也有护士，知道我们很忙，到我们这里来帮忙，什么都不图。有一个恩施来的姓陈的ICU医生，30多岁，自己开车来的，从元月开始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上班，给他钱也不要，也不愿意接受采访，4月份武汉解封了，我们都还在忙，他就悄悄地走了。
疫情里，我好多电话都没接到，那个时候电话太多了，总是后面的电话把前面的给盖了。有时候如果给我留个短信我还能收到。很多时候有可能是电话没接到，就没有帮上忙。
有个阴影我到现在都还没走出来。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二月中下旬，他的妻子得了新冠肺炎，在另外一家医院治疗，因为重新分配要转院，在转院之前，他跟我联系，没有直说，欲言又止的样子。当时我在雷神山，我知道他想转到我这边，但当时我这边也没有床位，也就没有接他的话。（他妻子）去了另一家医院后，治疗一直都不是很顺利。他打电话请过我帮忙去参加会诊会议，但我忙着也没接到电话，等看到的时候会诊已经结束了。
一方面是忙，一方面我也是怕给经管的医生压力。其实我都有联系那边的医生，她的情况我都非常清楚，（病情）确实很麻烦。
一天凌晨，他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刚睡着，电话没叫醒。他给我留言，是哭着讲的，说我老婆快不行了，你赶快过来救救她。我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跟他联系，但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在微信里说，他妻子去世了。很年轻，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家庭就这样解散了，我很内疚。
我想去看他，但当时非常忙，武汉又交通管制了，不好走。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再给他打过电话。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他，碰到他的同事和朋友都会问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我就是不敢给他打电话，也不敢去看他。我怕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如果当时我去看看他，或者那时会诊我去了，也许我心里面会好受一些。
[1]《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
http://www.chinacdc.cn/jkzt/crb/xcrxjb/201810/t20181017_195160.html
[2]20200207-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3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61044
[3] Bastoni, Davide, Erika Poggiali, Andrea Vercelli, Elena Demichele, Valentina Tinelli, Teresa Iannicelli, and Andrea Magnacavallo. "Prone positioning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for COVID-19 pneumonia in an Italian emergency department." Emergency Medicine Journal 37, no. 9 (2020): 565-566.
制版编辑 | 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