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图画 ｜ 左图右史
3月，沉寂了一冬的北半球缓缓入春。这个时节，春江水暖，绿回大地，桃花、樱花、玉兰、迎春、风信子等争相开放，吐尽春情。
一景一物皆入画、一笔一画皆心声。和煦可爱的春天不仅在原野和植园中，也在东西方艺术家的画里。从波提切利到瓦西里耶夫，从列维坦到莫奈，再从梵高到吴冠中…… 在他们热烈而柔软的笔触下，是美好的鲜活的春。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责编 | 王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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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曈曈日，新桃换旧符，哪个人不喜欢春天呢？在这万象复苏的时节，愿人类尽早荡涤各种病菌带来的毒霾，生活在 “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欢乐颂歌中。古今不同风格的名画中，有许多盼望春天、描绘春天或怀念春天的景象，触景生情，感事伤时，因作此篇。
波提切利的《春》
1480年前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为美第奇家族绘制了一件巨幅（314×203cm）木板蛋彩画，题名为《春》（Primavera）。作品取材希腊-罗马神话，从中不难找到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前99-前55年）和奥维德（Ovid，前43-公元17年）作品的影子。画面中共有九个神话人物，构成一个动态的影像，观赏的顺序应该是从右向左。
最右边是希腊神话中的西风之神泽费罗斯（Zephyrus），他是黎明女神厄俄斯（Eos）之子、 春天女神克洛莉丝（Chloris）的情人。亚平宁半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冬、春两季主要刮西风，画中泽费罗斯的身体是青灰色的，与其他人物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刚从寒冷的冬天走出来。他用双手抓住克洛莉丝，后者的体态像是要挣脱束缚。克洛莉丝口中吐出的鲜花飘在身边女子的纱裙上，形成美丽的图案，清纯女郎瞬间变成雍容华贵的少妇——罗马人的花神弗洛拉（Flora）。这里的寓意十分明显，罗马神话中的花卉女神与希腊神话中的春天女神同源，广而言之拉丁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延续，而佛罗伦萨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就是 “百花之城”。
再向左边看去，身着灰色纱裙与红色罩衣的是爱神维纳斯。她站在以香桃木叶为背景的拱门前面，位置比其他站立者都高，显然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研究者认为，画家很可能受到同时代诗人与人文主义学者波利齐亚诺（Poliziano，原名Agnolo Ambrogini，1454-1494）的影响，力图借助画笔表达新柏拉图主义的爱情理想。的确，文艺复兴时代画家笔下的维纳斯，取代了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不但是神圣之爱的代表，也象征着尘世间的爱情。
维纳斯身前是美惠三女神，从右到左依次为美丽（Pulchritudo）、贞洁（Castitas）与快乐（Voluptas）。在维纳斯上方，她的淘气儿子、蒙着眼睛的丘比特（Cupid）正用弓箭瞄着贞洁女神。画面左侧是众神的信使墨丘利（Mercurius），即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他戴着双翅帽子、佩着宝剑，脚穿飞行鞋，右手举着魔杖指向上空，似乎在向上天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幅被艺术史家称为世界上 “被研究得最多”、也是 “最具争议” 的画作。第一个给它定名的是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与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他于1550年在美第奇家族的郊外别墅卡斯特罗堡（Villa Castello）见到波提切利的两幅杰作，在其不朽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写道：“其中一幅是《维纳斯的诞生》，南风与西风将爱神与天使们轻轻吹至岸边；另一幅描绘的也是维纳斯，美惠三女神正用鲜花为她装扮，作为春天的象征。” 这里的 “另一幅” 就是《春》。
画面的背景是一片桔树林，格调与尺幅都令人想起美第奇家族用来装饰宫殿房间的佛兰德 “百花”（millefleur）挂毯；本来春天桔树不会结果，但金色的桔子如同闪耀的金币，象征美第奇家族的繁华兴旺。画中约有500种植物，可以辨认出来的花卉就有100多种。有人认为，画中的人物也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画家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为这个家族专门绘制的，很可能是为了某个人的婚典。
关于墨丘利与维纳斯的原型，主要有两种观点，取决于作画时间的认定。这里着重介绍第一种可称为主流意见的说法，即墨丘利的原型是洛伦佐•皮尔弗朗切斯科（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1463-1503），他是美第奇家族下房的长子，也是卡斯特罗堡的拥有者。1476年父亲去世后，佛罗伦萨当时的实际统治者、上房的堂兄 “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or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49-1492）就成了皮尔弗朗切斯科与另一年幼弟弟的监护人。出于政治与商业目的，1482年堂兄洛伦佐安排皮尔弗朗切斯科与皮翁比诺（Piombino）领主的女儿结婚，新娘塞米拉米德•阿皮亚诺（Semiramide Appiano）就是画中维纳斯的原型。波提切利的《春》与《维纳斯的诞生》，可能都是 “伟大的洛伦佐” 为堂弟婚典准备的礼物。
第二种说法认为墨丘利的原型是 “伟大的洛伦佐” 的亲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 de' Medici，1453-1478），他在1478年的一场暴乱中遇害身亡，而哥哥侥幸逃脱。朱利亚诺死时尚未成婚，一个月后他的情妇生下一个遗腹子，后来成了教皇。按照这一说法，此画是 “伟大的洛伦佐” 准备送给弟弟作为结婚礼物或者怀念亡弟而订制的。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一段旧事：2018年9月22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校区举办建校40周年暨《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座谈会，当着校领导、科学大师和众多学术名流，我竟隔空（没有投影或挂图）描述起这幅名画来，并师心自用地给出了一个 “大历史” 的解说：“左端，刚从中世纪阴冷丛林中（这里不想与专家争论中世纪黑暗不黑暗的问题）现身的西风之神，携着春天之神带来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商业、财富、银行、艺术家、工程师、庇护人、同业行会、豪门与市政厅，佛罗伦萨成了资本主义襁褓中的 ‘百花之都’；教会尊崇的圣母子化身为维纳斯与丘比特，象征着人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维纳斯身前的三位女神分别代表科学、道德与艺术，现在的名字是真、善、美；而在画面的终端，墨丘利-赫尔墨斯正在大声宣告：春天来了，新时代来了，隐藏在大自然中的魔法不久就要被人类揭开。”
当然，这也只是因时因地的借题发挥而已。
瓦西里耶夫的《解冻》和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鸦》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突然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画家，其中一位如流星般在画坛一闪的，就是英年早逝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夫（Fyodor A.Vasilyev，1850-1873）。虽然只活了23岁，留下的不多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俄罗斯抒情风景画中的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下面这幅《解冻》（The Thaw，俄文Оттепель）了。
初看上去，画的基调是沉闷压抑的：天空布满阴云，积雪覆盖大地，空气中透着逼人的寒意，雪地中间是一条乡村小路，车辙印一直通向远方。路旁的小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老一少两个旅人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蹒跚前行，唯有孩子的手指向前方，令画面透露出一点生气。沿着孩子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群正在融雪中觅食的小鸟，远方似有两只老鹰在低空盘旋。孩子与老人正要经过一个水塘，塘边可见积雪与冰柱，与道路交叉的黑色地面显示融化的水在流动并漫出池塘。画面的苍凉与寂寥令人想起俄罗斯民族的性格，集坚韧、强悍、粗暴与忧郁于一身，或许还有一点对苦难的自我欣赏。
为了这幅画，瓦西里耶夫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下面的两份画稿均作于1870年，现在也保存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1871年春天，《解冻》在俄国艺术家促进协会举办的展览中获得一等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还特地订购了一个副本。翌年，这个副本被送到伦敦博览会展出，获得西方美术界人士的盛赞。值得指出的是，此画原作曾于2017年底来到中国，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 “巡回展览画派：俄罗斯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珍品展” 中露面，不过中文画名翻译成了《融雪》，意思倒也不错，避免了无端的联想。瓦西里耶夫之后，又有不少画家创作了类似题材的作品，但是都没有达到原作那种苍凉忧郁的境地。
1954年春天，苏联作家爱伦堡（Ilya G.Ehrenburg，1891-1967）在文学杂志《新世界》上发表中篇小说《解冻》（两年后他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书名与瓦西里耶夫的画作完全一样，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解放思想、批判官僚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名作。
1871年是俄罗斯巡回画派集体亮相的高光时刻，标志事件是11月27日在圣彼得堡开幕的首届巡回画派展览。在这一堪称俄国绘画史里程碑的展事中，另一位风景画家萨符拉索夫（Alexei K.Savrasov，1830-1897）大放异彩，他创作的《白嘴鸦飞来了》（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受到艺术界人士与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后来被认为是俄罗斯抒情风景画的巅峰之作。同属巡回画派的画家克拉姆斯科依（Ivan N.Kramskoy，1837-1887），称它是自己见到过的最美最好的作品，“与其他风景画不同的是具有灵魂”。的确，画面中不但有原野、河流、积雪、白桦和教堂构成的早春景观，也有由归巢的白嘴鸦表现出来的温情，画家把对壮阔原野的赞叹与对弱小生灵的怜爱都融到作品中了。
在寒冷的俄罗斯大地上，白嘴鸦的归来是春天降临的信号。尽管地上还有残雪，万物已经开始苏醒，最先感知春天气息的就是那些白嘴鸦：它们或在空中飞翔，或在地上觅食，更多的则围着搭建在白桦树枝头的巢穴呱噪鸣叫，巢中还有啁啾待哺的幼鸟。如果能够听懂鸟语，猜想当是 “回家的感觉真好！” 嘈杂的鸟鸣与轻柔的风声、白桦枝头随风摇摆的沙沙声混在一起，仔细倾听也许还有融雪声与嫩叶的抽芽声，共同谱成一首春的奏鸣曲。难怪美学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G.Chernyshevsky，1828-1889）认为，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鸦飞来了》是可以与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组曲相媲美的音乐图画。
说到用视觉图像表达声音，不由得想起又一位俄罗斯画家瓦斯涅佐夫（Viktor A.Vasnetsov，1848-1926），他善于以俄国民间传说和史诗中的英雄入画，代表作有《三勇士》《十字路口的勇士》《青蛙公主》《骑灰狼的伊凡王子》等，下图所示《公园里的风声》则是另一种画风。这是画家去世当年创作的作品，与前面两图中仍带寒意的场景相比，画面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暖春景象，树林、草地、池塘、山峦、石凳上的老人，乃至一尊雕像与别墅的砖墙，都被染上浓淡有别的绿色。仔细看去，近前的树枝、湖边的水草、老人的头发与别墅前厅的窗帘都在动，春风穿越山谷与林间来到公园，观画者似乎也听到了风声。
图7 瓦斯涅佐夫《公园里的风声》（1926）| 收藏处不详
说到俄罗斯的风景画，就离不开出生在今日立陶宛境内的列维坦（Isaac I. Levitan，1860-1900），他也是巡回画派的重要成员，是萨符拉索夫的学生，还是作家契诃夫（Anton P.Chekhov,1860-1904）的好友，要知道契诃夫的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是画家，妹妹玛莉亚还曾跟列维坦学画。列维坦是犹太人，在当时的沙俄受到排犹思潮的打压，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可从这一段自述看出来：“我觉得俄罗斯是那么地美，处处都是河流、山川，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再也没有比祖国的大自然更富饶美丽的地方了，只有在俄罗斯才可能诞生真正的风景画家。”
列维坦终生未娶，全身心浸淫在对大自然的赞美中。1892年，因为契诃夫在小说里影射了他与一位已婚女画家的恋情，两人曾一度决裂，后又言归于好（他俩也曾爱上同一位女子）。他的画风主要受法国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的影响，这一点与巡回派的其他许多风景画家一样，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偶然可见早期印象派的影子。
列维坦有许多关于春天的画作，下面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按照俄文字面直译，画名是 “春天，大水”（Весна，Большая вода），有人将它译作更富诗意的《春潮》。画面的中心是一片水泽，应该是由冰河开封或积雪融化所造成。大水淹没了低地上的农舍与小树林，水面上已没有波澜，一只小船静静地停泊在岸边。蓝、绿、青等冷色调覆盖了水和天，中间则是黄、褐等暖色调为主的林木和土地。右边的树木浸泡在水中，以白桦为主，也有云杉或其他杂树。小白桦细长而纤弱，枝头隐约可见含苞的嫩芽。画家不但描绘了春天的宁静，也表达了对大地复苏的喜悦。
白桦是俄罗斯大地上极普通的树种，也是列维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同莫奈（Oscar-Claude Monet，1840-1926）画草垛一样，他曾在不同季节不同的阳光下画白桦。下面这幅《白桦林》（Берёзовая роща）表现的是春天的白桦，和煦而耀眼的阳光倾泻在树叶与草地上，斑驳的光影与闪亮的叶片相映，具有鲜明的印象派风格。
下面一幅题为《三月》（Март），色调更为鲜艳明亮。来自林间的马拉雪橇停在空地的木屋前，雪地上还留着来时的痕迹，木屋前则有雪橇主人的脚印。天空一碧如洗，雪地反射着阳光，还有高耸的白桦与雪松。这幅画多少有些印象派的印记，笔触粗细不一，白桦枝头只是朦胧的黄褐线条，顶端却有一个轮廓清晰的白色鸟舍。据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巡回画派展览中见到此画时，认为这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在场的列维坦立即回答：“陛下，我的画是完成了的。” 这段轶事不禁令人想起，1874年莫奈的《日出-印象》展出时，保守派学院人士批评它像一件没有完成的速写作品，给人留下的只是瞬间的视觉印象而缺乏表现力——没想到保守派评论家创造的贬义词 “印象派”（impressionism），后来成了西方美术新思潮的一个标志。
1889年末和1890年初，列维坦首次访问西欧，去了法国和意大利。在西方艺术之都与文艺复兴发源地观摩学习，使他更加坚信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下面这幅画就作于他在国外旅行期间，画的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风景：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山峰，山谷中郁郁葱葱，桃花、杏花争芳斗妍，一派大好春光。
莫奈的女郎与春光
提到莫奈，会立即联想到光和影，但本文既不关注 “睡莲” 也不讲 “草堆”，而是集中在几幅沐浴在春光中的女郎画像上。1876年4月，莫奈参加了第二次印象派画展，《撑阳伞的女人》（La Promenade ou La Femme à l'ombrelle ）是参展的作品之一。
画家以轻柔明快的色块堆出女子的身形，她的身体稍微偏离画面中心，面纱和白色长裙被风轻轻吹起，撑着一把精致的遮阳伞，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尽管隔着面纱，观众可以看到她直视的眼睛，连同身体的姿态一道，表明女子在一瞬间意识到草坡下方观众（画家）的存在，这就营造出一种捕捉运动瞬间的逼真感觉。因为是仰视，蓝天白云占据了女子身后的大部分空间，她脚下则是茂密的草丛与盛开的野花。女子身后不远，还有一个戴着圆顶帽的男童，由于视角的关系，下半身隐没在草丛里，小脸蛋红扑扑的。从两人的衣着与草地上的野花来看，当是晚春或初夏时节。
这是一幅明亮鲜艳的室外写生，人物与风景融为一体，用笔恣肆轻柔。专家们认为，尽管画幅高达1米（81×100cm），却应为户外写生并且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画家对瞬间视觉形象的再现，可由粗放的笔触与鲜艳的色彩得到印证：蓝天白云先被迅速涂抹，留下方向不同大小不一的刷痕，但在两个人物完成之后，画家又对背景作了修饰。草地则被涂上绿、蓝、黄、红等不同的色调，蓝绿色的身影和呈现动态的小黄花突出了照在草地上的明媚阳光，以及迎面吹拂的温暖春风。
实际上，画中人是莫奈挚爱的第一任妻子卡米拉（Camille），身后是他们8岁的儿子让（Jean）。作画那年卡米拉已被诊断身患重病，为什么画家还要她站在阳光下当模特儿呢？艺术史家蒋勋给出的解释很有意思，容我恭录于下：“（莫奈）或许突然想到站在面前的女子也只是短暂的光，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都只是无法把握的一瞬间的光”；“画里的卡蜜儿（编者注：即卡米拉）姿态不太僵硬，在云天的背景里一转身，一回眸，风吹着草，吹着云，仿佛即刻也要在风中吹散卡蜜儿，整个人像要幻化而去，令人无限感伤。旁边是莫奈与卡密儿八岁的儿子让，这是画家对一个自己深爱的人的最后一瞥吗？”
莫奈很喜欢以卡米拉的形象入画，知名的有《野罂粟花田》《绿衣女子》《日本女人》《缝纫的卡米拉》《卡米拉在特鲁维尔海滩》等。十年后，莫奈又用相同的主题画了两幅画，题名为《室外人物习作》（Essai de figure en plein-air）。这个标题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有怀旧的成分，白裙、绿伞、飘动的面纱、蓝天、白云和草地，最后还有那个低视角，都令人想起以卡米拉为模特儿的《撑雨伞的女人》；另一方面，画家似乎在强调自己坚持的伟大实验——对光影变幻造成的色彩构成进行探索。画面的主体固然是人物，但有别于一般肖像画的刻意摹写，而是致力于捕捉瞬间的主观印象，又在较短的时间内挥洒而就。同时，油画对色彩的自由调动与个人感官的再现，都远远胜过诞生不久的照相术（这一点至今依然）。至于模特儿，据说画中人是他第二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苏珊娜（Suzanne）。
下面这幅直接冠名《春天》（Printemps），画中是一个坐在林中草地上读书的年轻女子，宽大的衣裙上有点点光斑，犹如散落在上面的花瓣。因为阳光在绿色草地上的反射作用，女子的白色衣帽上都呈现出一种淡淡的桃红色，恰如其分地呼应着春天的主题。
吉维尼（Giverny）是距巴黎不太远的一个村庄，周围是起伏的丘陵，又有塞纳河流过，风景十分美丽。莫奈从1883年开始在此定居，将原来的大谷仓改造成工作室，与家人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去世。他的许多杰作都是在吉维尼完成的，包括上面介绍的两幅《室外人物习作》，以及著名的 “草堆” “睡莲” 与 “日本桥” 系列。现在莫奈故居已经开辟成旅游花园，由莫奈基金会管理。下面是一幅纯风景画《吉维尼的春天》（Effet de printemps a Giverny ）。
梵高的杏花与果园
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是后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也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用激情作画，追求色彩的鲜明与线条的力度，作品极具个性。梵高短暂的一生充满挫折与不幸，死后却被尊奉为对20世纪现代艺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画家。
1888年2月底，梵高开始旅居法国南部的阿尔勒（Arles），这里阳光灿烂、风景优美。鲜花盛开的果园、漂亮的姑娘、朴实的农民、清朗的星空、金黄色的麦田与向日葵，这些都刺激了画家本来就异常敏感的神经，也迎来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梵高在给弟弟提奥（Theo van Gogh，1857-1891）的信中写道：“单就空气的透明度与色彩的鲜艳来说，这里的美景与日本不相上下。”
不过他刚住下来的时候，镇上下了一场雪，因此第一个星期里只能待在家里从事静物画作。此时他已对日本的浮世绘感兴趣，特别着迷于歌川广重（1797-1858）笔下的风景与花卉。他选择的对象是一根养在玻璃杯里的杏花枝，用独特的构图与鲜艳的色彩表达自己对春天的渴望。
图16 （点击可查看大图）
左：梵高《玻璃杯中的杏花枝》（1888）| 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右：梵高《玻璃杯中绽放的杏花与书》（1888）私人收藏 | 图源：维基百科
不久，真正的春天来临，花园里百花绽放，争芳吐艳。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梵高创作了14幅果园美景，画中有丁香，有桃花，有杏花，有梨花。下面选取几幅与读者共赏。
梵高是法国画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崇拜者，特别喜欢后者笔下那些农民劳作的形象。在阿尔勒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以米勒作品为模本的农民画，最有名的就是几幅《播种者》了。下面是其中的一幅：播种者肩挎种子袋，正经过一株倾斜的大树，人与树都是青黑色的。人脸模糊不可辨，地面由淡紫色、黄色和绿色切割成不同的条块，黄绿色的天空飘着粉红色的云彩，地平线上的太阳被画成一个橙黄色的大圆盘。这种鲜明的色彩反差与大胆的构图，正是梵高借鉴浮世绘技法改造米勒原作的结果。
图24 米勒《播种者》（1850）| 现藏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弟弟提奥与妻子一直关心照料梵高的生活，也是他患病时的监护人。1890年初，提奥夫妇生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给孩子取名文森特，与叔叔同名。梵高闻讯非常高兴，立即为他们画了一幅《盛开的杏花》，纪念小生命的诞生。画面十分雅致：蓝绿色的天空背景中，粉白色的杏花在枝头绽放，构图布局与色彩具有东方情调，装饰性的枝条与花朵明显借鉴了浮世绘的技法。在日本文化中，春花常被作为个体生命的象征，来时簇团锦绣，去时落英缤纷，年复一年，新陈代谢。那一年7月27日，梵高开枪自杀，两天后去世，终年37岁。难道他在为小侄子创作《盛开的杏花》时，已经预卜到自己生命即将终结了吗？
吴冠中的抽象与写意春光
吴冠中（1919-2010）是中国当代最有创意并获得国际公认的一位画家。早年就读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1900-1991）、吴大羽（1903-1984）等人学素描与油画，后随潘天寿（1897-1971）学国画。194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绘画公费留学机会，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进修油画，期间曾前往欧洲多国游学并举办个人画展。1951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在1957年开始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吴冠中烧毁了自己的大量画作，几乎没有人体画作留存于世，今日业外人士大多不知他曾是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1970年代，当他重新拾起画笔之后，也极少作人物画，转而寄情山水。他的风景画，会通现代抽象艺术与中国传统写意画的风格，融合西方水彩与中国水墨技法，可谓兼得中西艺术精髓，蔚然自成一家。
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吴冠中就对梵高、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等后期印象派大师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致力探索将抽象化的意境引入到风景画中来。由于执教于工艺美院，后来的许多作品又追求装饰性。抽象化与装饰性，成为吴冠中有别于一般风景画家的重要特征。
下面这幅《春雪》，画面布满深浅不一的绿色墨点和线条，再以笔触的大小显示透视效果，犹如远眺雪后的山麓，山间小路和林木野草若隐若现，春雪则由不多的留白表达。
《春风桃柳》是一长幅，这里仅剪取其中的一半，右下角可见题词：“万点恶墨，犹仿杨柳飘摇，桃花颜色”。清初画家石涛（1642-1708）作有《万点恶墨图》，看似恣意挥洒，随性劈点，“恶墨” 不过是他对自己创造的点画法的谦辞。吴冠中此画以下垂的柳枝布局，枝叶之间布满黑、绿墨点，又有少数粉、黄点块，似乎透过飘摇的柳枝可见远方盛开的桃花，这就是 “桃花颜色”，在写实的风景画中恐怕很难表现。刚与柔，虚与实，墨线与彩点的交织，画面极富韵律与装饰感。
下面这幅《不争春》，近处老梅虬枝盘曲，远处山体层岩叠嶂，俱是传统国画笔法，又以彩墨点缀，显示春日梅花带来的生机，用淡黑墨点衬托群山的沉稳与厚重，足以体现画家对中国写意山水画的继承与创新。
下面的《春燕》则不拘泥花鸟画刻意描绘细节的传统，浓墨勾出直干与枝节，淡墨画出弯曲的枝条，红花绿叶间群燕飞舞，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飞行方向不同，燕子的形态却图案化地一致。
“白首故人情，燕子寻古人”，下面两幅《龙潭湖春柳》都是吴冠中写意风景画的杰作：垂柳，湖水，飞燕，小桥与亭台，水中倒影，园中小径，寥寥数笔加以勾画，其间点缀着不同颜色的彩点，春的意境跃然纸上。
图31 吴冠中《龙潭湖春柳》（1991）
吴冠中是江苏宜兴人，对江南水乡美景的描绘是他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小桥流水，白墙青瓦，烟雨朦胧，杨柳依依。下面的《水上人家》已入藏国家美术馆，虽是油画，却有水彩的韵味；其余几幅均为水墨画，画中的江南水乡素雅、宁静，浓浓的春意中透着几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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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姜丝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