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青年科研人员，困在时间里
35岁这一年，林晖一直在做噩梦，梦里一家三口生计无着落。这是他最后申请青年基金的机会，在一些高校，这是竞逐副教授的敲门砖，申请不上意味着评不上副教授，“非升即走”落败也毫无疑问。他的妻子是全职妈妈，没有收入。
留给李蒙的时间也不多了，离“35岁大限”也只剩一年多，他刚提交了青年基金申请，近两个月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本子打磨了四五遍，提交的那一刻，李蒙终于从水面露头，喘了一口气，很快，他又沉下去了。
他已经失败了两次。在“非升即走”体系下，他如果想在五年内实现晋升，手里得有东西。
他在常去的论坛许愿，“今年一定要中！” 那里散落着大量青年科研人员的恐慌、担忧、困惑和无望。
近20年来，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急遽增长，2009—2020年，R&D人员和R&D研究人员的全时当量分别从229.1万人年和115.2万人年增长至523.5万人年和228.1万人年。与此同时，科技人才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截至2019年底，科技人力资源中，39岁及以下的人占总体的73.9%。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职业发展初期与生命重要阶段重叠，脱离宏大叙事后，充满不确定和风险的科学工作里，内嵌着职场竞争、生存焦虑和年龄危机。
只有少数人能跻身金字塔顶部，掌握声望与权力。贯穿职业生涯始终的，还有科研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源有限，竞逐门槛层层抬高，有人停滞、有人滑落，有人戏谑自己只是“分母”。
一位博士后讲述自己此刻的压抑，课题太新，合作导师把大量琐碎工作交给他，课题和实验都由对方安排，即使是周末和假期，他也被要求留在办公室。成果一直出不来，他在退站和留下之间来回摆动，觉得自己失败极了。
一位青年教师讲自己为何离开“985”高校，没拿到长聘之前，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其他教授，谁都能吩咐自己做事，很难拒绝。因为之后的考评，这些人都可能是评委中的一员。他只能硬着头皮做。至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帮领导写申请书、冲论文，自己的成果是零。
一些恶性事件也在互联网中被打捞起来。有人列举了2015年以来，见于公开报道的十数起博士和博士后自杀案例。也有人检索了2019年至2021年，12位科研人员的早逝，其中年龄最小仅为31岁，平均年龄45岁，正处科学研究活力最旺盛的区间，死因分别为因病去世、突发疾病、猝死。
调查数据也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处境。
2021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十年来，科技工作者抑郁和焦虑的水平逐渐升高。存在抑郁的比例从2009年的17.2%增到2019年的24%；焦虑问题比例从2017年的48.3%上升到56.5%。从年龄和职称分布看，30岁以下人群的抑郁高风险所占比例最高，达到27.8%；焦虑水平最高的是中级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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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时间表里的人
不对等的职业
接受访谈的科研人员们报告了自己的焦虑来源，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无法平衡事业和家庭。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风险极高的，很多人可能只会“两手空空”。
这是金文工作的第3年，除了教学任务，他所在的团队承接的大都是技术攻坚项目。截止日期就在那里，他和同事只能堆上所有时间。金文如今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去年熬夜最狠，连续72个小时里，只睡了4个小时。
“不用别人催你，你自己就着急，那72个小时，召集工厂工人三班倒生产，我们作为设计人员不睡觉，盯着看，生产东西下来，要看合不合格。”
就在我们谈话的45分钟里，3个电话连续打来，催他图纸。寒暑假、周末、假期，金文从没拥有过，他唯一排解压力的方式是，睡够7小时。
事实上，相比其他接受访谈的青年科研人员，金文的工作环境已经堪称理想。博士毕业后，他留在导师团队中工作，学院和团队给年轻老师们倾斜了大量资源、头衔和荣誉，“只要肯做，项目是不停的，你最后只会太累做不动。”
他也见过那些糟糕处境中的同事，一个团队里的领导“小心眼”，“给年轻老师10万元的项目都仿佛施舍一般，动不动数落人家。”那个团队有两个老师已经离职，还有一个老师，手里什么都没有，赶上预聘制合同快到期，急得去找院长。
金文的师兄去了另一所高校，档次比本校高一级，平台很好，但他“够不到资源”。师兄给金文打电话，很痛苦，让他帮忙介绍项目。“项目意味着什么？没有项目你可能就带不了学生，带不了学生，未来成果也不会特别多，甚至进一步缩小。”
由于生育黄金年龄和职业发展阶段的重合，女性科研人员的困境更为凸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李秉勤针对高校女教师做了一项调查，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老师中，六成人表示压力非常大。“生孩子还是发论文，”是她们面临最直白的困境。
一位工作一年的科研人员跟我描述她对生育的顾虑，“我学的是土木工程，要出现场，如果怀孕生育，很长一段时间都去不了，事情就全耽误了。休完产假再回来，很多课题也跟不上。”她需要压缩自己的科研时间表，在生育之前完成一定科研积累，要么推迟生育。
我们发现，出于某些“担忧”，育龄女性科研人员在团队中被边缘化。一位科研人员同我描述团队里女性科研人员的处境，“考虑到生育或照顾家庭等等情况，领导不会安排给女老师特别紧急的攻关项目。”
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北京和上海的科研人数全球最多，分别为47.6万和23.2万，与之相对应的是超级城市生活的压力。
金文最近的焦虑在于家离学校太远，他和家人租住在距学校约30公里的公寓里，房租是学校附近同等户型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学校周边的购房价格均价已达14万。遇上堵车，他单程花费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这意味着，他需要早晨6点开车出门，晚上9点之后离开学校，以错过早晚高峰。
长久以来，诸多科学贡献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大众受益于此，科研工作者也因此享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20世纪之后，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而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在今天，科研人员是经过系统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都是普通人，只是“更聪明”。
年轻的科研人员们总会回忆自己的老师，那曾是他们最熟悉的成功职业路径 —— 拿到一份教职，获得编制“铁饭碗” —— 这意味着体面又稳定。但今天，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的窘境是，越来越多的生力军涌入队伍，争夺有限的资源和荣誉。
金文觉得自己还算幸运，2020年毕业那年，根据政策，“博士毕业，有海外经历，再做‘师资博士后’留校工作”，他留下了。到下一届时，学院一口气进了10个人，这是他印象里最后的好时光。
从2022年开始，学校改了政策，要想留校，除非拿到青年人才计划的帽子。
他形容，像是蓄水池里的水龙头，之前开到最大，意识到水池容量有限，猛地拧紧。
但与之相对的，进入水管的水量越来越大。根据教育部数据，近20年来，我国博士毕业生不断增长。1999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1万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4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22年，博士毕业6.6万，在学博士生55.61万。从1978年以来，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巨大的历史跃迁，博士在校规模甚至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近年来海外博士归国潮也愈发澎湃。
随着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多，高校设置层层入职门槛，考核标准和晋升条件都水涨船高，高校教师需求和供给关系变成了“买方市场”。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当“211”“985”规模稳定后，评选“双一流”意味着高校可以此进行资源的再分配。
各个高校一度陷入“抢人大战”。但同时，因为事业单位改革，高校编制不断压缩，高校普遍倾向提供短期工作岗位，推行预聘制，包装成“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青年英才”“青年拔尖”诸多头衔，年薪看起来颇为优厚。其中大多要求被聘者在聘期内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否则解除聘用关系。
过去几年里，青年科研人员们在互联网频繁吐槽，一些高校以“优厚”年薪将人招进来，却以种种名目扣除待遇；快到考核期突然提高合同考核标准；设置不合理的考核标准，但又没有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
博士毕业后，叶小楠找工作，对比了企业和高校，他选择了后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同一所东部大学谈条件时，院长突然更换了，之前谈好的安家费大幅被减。他目前就职的学校，此前招来一批老师，大都从北大、清华、上交毕业，走的是省科研引进人才的渠道，合同里约定“年薪30万”。但去年传来消息，合同考核要求将被更换，其中涉及绩效的10万块，“更换条件后，几乎难以达成，没人能拿到”。
受到影响的前辈跟叶小楠说，如果今年这份文件被执行，大家将选择集体辞职。
对于中国数百万科研人员来说，少数人才能享受盛筵，大多数人在攀升过程中，停滞不前或滑落，成为金字塔下一阶的大多数，在时代的湍流中不断被冲刷。
（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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