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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在国新办召开的2023年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称，自今年8月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付凌晖举例称，近年我国城镇青年中，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到6500多万。毕业前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该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需要进一步研究。《知识分子》就此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他是中国劳动经济学界著名学者，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教育部等组织委托的研究课题，也是国内利用大数据监测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权威专家。曾湘泉向我们解释了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调查的认定标准，以及现行失业统计结果存在高估和低估等情况。高估主要因为对于调查周前个人工作搜寻时间的界定与国际标准认定的4周不一致，我国界定的“3个月个人工作搜寻时间”可能会造成失业率的高估；另外，将未毕业，找工作但还没有找到的在校学生纳入统计，既不符合国际认定的“失业”标准，也造成失业率的高估。低估则在于当前的失业统计中，对于就业不充分、“隐形失业”等情况缺少关注（根据国际通行定义，一个人在最近一周内，在“有报酬”或“自营就业”岗位工作了至少一小时，即为就业）。《知识分子》：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城镇失业率调查的？曾湘泉：劳动力调查制度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25%的人失业，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基于住户的劳动力调查制度，以及相关的就业和失业测量和统计，后来，这套制度被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推广至世界各国。我们国家是在1996年建立城镇劳动力调查制度的。1992年，我们的大学生才开始双向选择，即引入市场化就业机制，在此之前都是包分配，简称“统包统配“，这个阶段并没有“失业”的概念，统称为“待业”。1996年国内开始借鉴国际经验，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劳动力试调查制度。此后，我们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2005年起，正式组织实施每年两次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2009年，建立31个大城市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2016年，将上述两项劳动力调查整合，建立了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但在这个阶段，相关部门仅公布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的相关数据都不对外公布。记得2000年，当时的国家统计局领导组织劳动学界专家开会，讨论失业率测量和统计，大家一致建议先把调查失业率数据公开公布。后来社会上很多人自己做调查，发数据，一些数据不能说很离谱，但因为与登记失业率相差较大，也引起了一些混乱，但由于当时调查失业率未发布，我们也很难对此做出判断。2018年4月19日，我们国家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开始只是零星公布，后来变成了每个月定期发布。曾湘泉：通常大家都熟悉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人们关注就业、失业以及劳动参与率等，其重要性在于，就业失业相关的指标会反映劳动力资源在市场是否充分利用的状况。好的就业或失业指标的变化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晴雨表，或者说是温度计，它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一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人，通常会面临两种状态：未进入劳动市场，归为“非劳动力”，或称之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劳动市场，就可能成为就业者，或失业者。失业率是失业者数量除以失业者和就业者之和。非劳动力主要是指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没有工作搜寻行为的人。比如，在校高中生或大学生，需要照料子女教育的家庭主妇，退休员工，全职儿女等，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说。总之，我们讲失业，它不是简单地判断一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尽管它与收入密切相关，它更重要的是，判断劳动资源的利用状态。失业率高通常表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的界定提出了三项标准：1. 没有工作；2. 有工作搜寻行为，即在过去4周内做过专门努力寻找工作；3.如果用人单位提供工作机会，两周后能去上班。我国关于失业的界定，使用的是3个月（12周）的工作搜寻期限，与国际标准有所不同。《知识分子》：为什么设定“失业人口”时，我国会设置3个月的工作搜寻期限，而不是国际标准的4周？曾湘泉：有一种说法是，在中国找工作，大多是通过亲戚朋友熟人等渠道，工作搜寻时间通常比较长，所以把工作搜寻期界定更长的话，也许更符合实际。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4周作为标准，失业率会太低，难以发挥市场“温度计”和“晴雨表”的作用。《知识分子》：8月15日，国新办发布会提到，未来将进一步研究是否将学生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这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曾湘泉: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在校的学生算成失业群体，因为很容易造成失业率的高估。按照国际经验，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即使单位录用，除非两周后能上班，否则就不能视为就业或失业。但先前，统计局把高校高年级学生的就业情况纳入了统计，比如6月之前的数据中，大学生还在学校，把找工作却没找到的在校生算进了失业，就会高估青年失业率的水平。当然，7月之后，这些学生毕业了，如果继续工作搜寻，且未找到工作，同时如果提供工作机会，两周后也能上班，肯定是要算进失业率的。另外，如前所述，工作搜寻时间为3个月也可能造成失业率的高估。之前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CFPS调查数据显示，采用国际标准（4周的工作搜寻期），其中发现和国家统计局相比，青年失业率明显要低。关于这一点在《经济观察报》今年5月18的专访中，我曾做过分析。我认为，如果将该标准计算的2020年失业率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进行比较，可看到中国失业率的各项指标其实并不算高。当然这种判断是基于两套不同的调查数据，如果国家统计局能够在调查问卷中增加工作搜寻4周的国际标准，通过一套数据进行比较，我想可能会得出更准确的判断。所以说，统计局现在确实需要面对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要完善相关的统计指标。对统计局来说，我认为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是需要肯定的。《知识分子》：那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哪些情况会造成对失业情况的低估？曾湘泉：先说就业的定义。各国普遍遵循的是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即一个人在最近的一周内，如果在“有报酬”或者“自营就业”岗位上工作了至少一小时，即为就业。注意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就业“质”的属性，即一个人处于工作或就业状态，但是并未涉及工作或就业时间，即就业的“量”的属性。就业测量统计不仅仅是“工作一小时”的就业标准，还要统计人们实际的工作时间是多少？国际劳工组织对此有时间标准，即小于20小时以下为极短工时；等于或大于20小时，小于35小时的称之为工时不足；35小时以上则称之为充分就业。按照这个标准计算，CFPS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极短工时为3.94%，工时不足为4.76%。由此可见，尽管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的失业率可能较低，但工时不足，即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也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也需要高度关注。澳门特区政府就定期公布未充分就业这一指标。其实，国家统计局在劳动统计年鉴中也曾公布过极短工时数据，大约处于2%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不充分就业是一个普遍现象。失业是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不充分就业也是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一种状况。劳动力市场有很多不稳定职业的人，比如打零工的，保洁，建筑工人，甚至包括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每天每刻都有活，工时不足在这部分人群中表现较为突出。另外，还有一种在我国比较特殊的情形需要注意，即“隐形失业”。经济下行阶段，一些单位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取而代之的是降薪措施，或者3个人的活5个人干，即以“隐形失业”来应对外部冲击。这也会造成25岁以上人群调查失业率低、波动较小以及就业市场状况不错的假象。为什么说青年失业率敏感，因为对于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来说，企业是不得必然做出反应得，会通过减少招聘需求来应对外部冲击，由此也更能反映整体经济运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知识分子》：前面我们提到了当下出现的新群体“全职儿女”，一部分“全职儿女”因为找不到理想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他们纳入失业，还是非劳动力？曾湘泉：按照失业的定义，如果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没有找工作的行为，“全职儿女”不被认为“失业”。但我们要注意，这个现象非常复杂，不是单一的调查失业率能够反映的。“全职儿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它是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的产物。除了就业环境以外，独生子女社会到来，一些条件不错的家庭能够养得活不工作的子女；另外，现在的就业观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人们普遍认为一定要进入体制内、或者考编；种种造成了“全职儿女”的出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知识分子》：这些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不被算在失业人口里，合理吗？曾湘泉：我们看美国劳工统计局六种失业口径（U1-U6），中国调查失业率跟U3指标相对应，也是国际普遍接受的失业率指标。U3也是美国官方发布，市场普遍接受的失业率，即年满16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并且在过去4周内积极寻找工作却不成功的劳动者；U4是U3加上“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全职儿女，其中一部分可能属于“丧失信心的劳动者”，即认为现有经济环境中他们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群。《知识分子》：同样，全职太太这一种，我们是如何界定的？曾湘泉：首先，我们还是遵照失业的定义：没有工作；有工作搜寻行为（过去三个月做过找工作努力）；用人单位提供工作机会，两周后能去上班。对于无报酬家务人员，劳动力范畴分类的核心思想是，测量统计劳动力面向市场的一种状态，如果这个人不进入市场，待在家里，无论你是否从事家务劳动，都不被划入劳动力范畴；进入市场是一个人要么上班，或者正在找工作，还没找到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工作意愿，或者有工作意愿但没有工作搜寻行为的人，将其称为非劳动力。但注意，在这里你也不能说打扫卫生、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不算劳动，这些是无酬劳动，也创造价值，只是不被现行的GDP统计认可而已。也就是说，现行的GDP核算中，家庭劳动是没有被算进去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早就说过，这应该算进GDP中。去年我们接受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委托，完成了一项有关无酬劳动时间变化和价值估算的研究课题，我们计算的结果是，无酬劳动占GDP的25%-30%。对于要不要把无报酬家务人员纳入就业，曾有过争议。2005年，我们中国就业所曾召开了一次就业失业测量的国际会议，统计局的一位司长曾向国际专家提出，为什么请一个人保姆算就业，自己在家做家务就不算，当时制定就业失业标准的国际专家说，如果在家干活也算就业，那就没有失业了。所以，就业失业测量和统计仍然是一项国际性的难题，的确很复杂，需要不断深入探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建议，希望能够多角度测量和统计，以获得更全面和丰富的信息，有助于对就业市场做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判断。比如，可以考虑增加国际可比较的调查失业率、中国版的多口径失业率（在U1-U6之间选择）、长期失业率、不充分就业率，小时工资率等就业质量变化的指标。《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测和观察？曾湘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仅仅能用城镇调查失业这样一个指标，就能把就业市场情况说清楚的。以美国为例，国家唯一一所统计机构是隶属于美国劳动部的劳工统计局，他们开发出包括U1-U6失业率、工时不足、职位空缺、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多维度就业市场测量指标，每月以大量丰富的信息，多角度展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打个比方，劳动力市场运行是否正常，就好比一个心血管患者的诊断，不只做抽血检查，还需要借助血压测量仪、心电图、B超、CT等多手段多指标进行判定。仅仅看一项调查失业率指标，是没办法对劳动力市场的景气程度进行判断的。所以，未来要增加不充分就业，职位空缺（劳动力需求）的数据搜收集和发布，尤其是职位空缺的统计和发布，这跟经济冷暖程度高度相关，把这些指标放进去之后，最后的结果才会更敏感，更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总体趋势、劳动力流向。政府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更为科学和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当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复杂，未来需要国家统计局组织各方专家，吸取不同意见，进行科学研判。另外，还有对长期失业者的关注。短期失业，比如说是失业半年内，这很可能是摩擦性失业，这是劳动市场不可避免的情况，因为个人求职与企业职位匹配必然有一个时间过程。但半年以上，特别是更长时间的失业则不一样。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长期失业人员是指所规定的求职持续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以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将长期失业人员定为持续失业27周。长期失业会造成很多问题，包括个人技能退化、信心降低，进入劳动市场找工作更加困难。由于长期失业比短期失业的危害更大，也更需要政府更加关注，制定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