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一生中最重要的机遇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美国时间2024年8月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撰文｜施郁
● ● ●
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图1 李政道（1926.11.24,上海-2024.8.4,旧金山)
听闻李政道先生8月4日在旧金山去世，我用两张照片表示悼念，一张照片上是李先生在屏幕前演讲，屏幕上正展示他手写的杜甫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图1）。他一定是在做《对称与不对称》演讲，给出对此诗句的一个解读：研究物理、探讨物理需要细（仔细观察）、推（演推规律），且自有无穷乐趣，又何须为空名所束缚[1]。
另一张照片是《李政道科学论文选》上下册，以及李先生的《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下册和《统计力学》（图2）。它们凝聚了李先生细推物理的成果。
图2 李政道先生的专业著作。
李政道先生的一生是细推物理的一生。在赣州自学普通物理；考取位于贵州的浙江大学，在束星北等老师指导下启蒙物理；转学到西南联大后，在吴大猷等老师指导下突飞猛进；成为物理学群星闪耀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在费米（E. Fermi）、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特勒(E. Teller)等老师指导下，与杨振宁、罗森布鲁斯（M. Rosenbluth）等同学的研讨中，开始发出自己在理论物理学上的光芒。
李政道的物理入门过程是他的人生对“细推物理”的第一个诠释，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特质，为他将来理论物理上的成功打下基础。
1.少年李政道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祖籍苏州，祖父毕业于博习学院，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名誉神学博士，是圣约翰教堂建立者之一，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化学系[1]，从事化肥进口[2]。博习学院和金陵大学都是美国教会所办。李政道就读过清心中学附小的五六年级、租界里的国光中学和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均因战乱而未毕业[1,2]。
少年李政道阅读过爱丁顿（A. S. Eddington) 的科普著作《膨胀的宇宙》[2]。与此类似，少年杨振宁曾读过金斯（J. Jeans）的《神秘的宇宙》[3]。这两本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引进（下文提到的几本物理教材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见当时颇有些国际前沿的科普著作以及教科书引进到中国，而两位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先生一直清楚记得这两本书，说明这些书对他们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2020年李政道在他的科普书《对称与不对称》再版序中表达了对科普的重视（图3）：“‘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科普就是请科学家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向公众讲述科学的道理，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启发对自然界各类现象的探索，提出各种深刻的问题，因而提高国民对科学的素盾和修养, 建立科技强国之本。“[4]
对“问”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与“细推”是一致的。
图3 《对称与不对称》再版序中。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李政道逃离上海。1942年2至5月，在衢州一个临时中学借读，然后又逃难到赣州。夏天他在图书馆发现《达夫物理学》和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初次接触物理[5,2]。这两本书是当时广泛使用的教科书。
李政道1942年秋天进入赣州县基督教联合中学（上海租界的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与赣州基督教青年中学合并而成，前者来自浙江的基督教名校秀州中学），直接读高三，并给低年级代课，还当过学生会主席 [2]。1943年夏天，由于没有满意的大学在江西招生，李政道未毕业即步行到贵阳，参加大学统考，考取了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这是当时最热门的系[2]。
2.浙江大学和束星北
浙江大学开学前一个月，李政道就来到湄潭，拜访束星北教授，也认识了王淦昌教授。李政道回忆[1,6]：
“当时我仅16岁，对功课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的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1943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电机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唯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动。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李政道回浙大前，向当时也借调重庆的束星北表示，要去参加青年远征军，束星北强烈阻止，并发电报要求王淦昌看住李政道[2]。当时束星北在重庆参与雷达研制，抗战后回浙大[7]。
李政道继续回忆[1,6]：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 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达尔文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这里的译名琼斯就是金斯，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
李政道深知，和束星北的一对一讨论是他的物理启蒙。
3.西南联大和吴大猷
吴大猷回忆[8]：
“一九四五年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二十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这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过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学习物理，平时亦不太熟，十多年也未通过音讯，不知怎样会想到了我。他介绍来见我的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由于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往重庆 [注：吴大猷将浙江大学地址和李政道在重庆的理由都说错了]。他的姑姑认识梁，可不知梁怎么知道我在昆明，于是介绍李来见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的办法，而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承认和许可。”
吴大猷的计划顺利实施，李政道后来顺利注册，注册片（图4）上有“转学生”和“北大”印戳，或许因为吴大猷是北大的。后来，在三校中，李政道被称作北大校友多一点。
图4 李政道的西南联大注册片。
杨振宁1938年考取西南联大，履历片（图5）上盖的是“联大”字戳，后来研究生学籍是清华的。
所以西南联大的本科生学籍既有笼统归于联大的，也有同时确定三校之一的。在西南联大成立前入学三校之一的，当然保留原学籍。在成立之后入学的（比如杨振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科学籍是西南联大，研究生学籍明确三校之一。1945年（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李政道正式注册是在此前后，想必是因为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即将复员，所以学籍细分。
图5 杨振宁的西南联大履历片。
吴大猷继续回忆[8]：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作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所以李政道是吴大猷的“入室弟子”，不是他课堂上的学生。李政道继续研读束星北送给他的金斯的书。叶企孙在电磁学课上发现后说，你看的书比我讲的课深，所以不必来上课，但是要做实验，参加大考（笔试60分，实验40分）[2]。李政道的成绩是笔试58，实验25，这就是叶企孙后来一直收藏的那份试卷[1] 。
杨振宁回忆过当时的电磁学教科书[9]: ”我们用的教科书是Page（佩奇） 和 Adams（亚当斯），这又典型地是美国的这种教科书，可是佩奇和亚当斯这个就不能跟金斯的比。“
杨振宁也是吴大猷的学生，1944年录取庚款留美，一年后，1945年8月启程。他这一年中在联大附中教书，也住在那里。所以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并不相识。杨振宁说，有一次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建议李政道去找杨振宁讨论物理，李政道去了，但是没有找到杨振宁[10]。
4.赴美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曾昭抡召见吴大猷和华罗庚，征询如何发展原子弹技术。吴大猷回忆录上[8]，只说是国防科学工作，他建议要派数理化各两名人员出国研习考察：
“回昆明后，我告诉冠世此行的经过，谈到推选学习物理方面的两名人员时，冠世及我皆毫无犹豫地决定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象李政道的，虽然他还未毕业，仅在大学二年级。另外一名，因杨振宁己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只好选定了清华助教朱光亚。”
为了选择李政道这位二年级本科生，而不是助教，吴大猷寻求了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支持[2]。然后吴大猷一方面给他们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组织选中的5位年轻人（1位数学人选已经在美国）翻译美国关于原子弹的士迈士报告[8]。
1945年冬，吴大猷赴英国参加纪念牛顿诞辰300年大会，次年9月赴美国密歇根大学 [8]。曾昭抡先行赴美国，华罗庚教授带着李政道、朱光亚等5名学生以及吴大猷夫人（李政道的回忆中漏了吴夫人），一行7人坐船赴美，到达美国后，证实他们的猜想，美国不开放原子弹技术，考察团解散 [1]。
吴大猷曾经回忆[11]：“杨振宁先生已轻在芝加哥大学念研究所。因为杨振宁先生在那个地方，我就把李政道先生也带过去，把他放在芝加哥大学。我们跟系里头商量就学的问题，系里面的人很好，要他試試看。” 当时，吴夫人和朱光亚的目的地已经明确是密歇根大学，因为吴大猷从英国到美国后，也将去那里长期学术访问，朱光亚也将去那里读博士。所以从芝加哥经过是自然的。杨振宁清楚地记得为吴夫人、李政道、朱光亚安排住宿等事情[10]。
最终，在西南联大只念到二年级的李政道成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跟随费米做理论研究。
5.束星北 vs. 吴大猷
李政道转学到西南联大，找吴大猷，是不是束星北推荐的？
《束星北档案》引用对束的学生许良英和李寿枬的采访，写道：“李政道的骨伤养好后，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麾下，束星北又向吴大猷特别推荐，情有所托“[6]。李寿枬后来写道[7]：“到湄潭后，李政道经常睡在双修寺物理实验室,束先生晚上也常去双修寺,两人往往谈到夜深后来, 束先生利用接家眷车把李政道接到重庆,随后介绍他去昆明找吴大猷,转学西南联大……1972年12月1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就给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的束星北先生写信。信中提到‘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但是上面引述的李政道回忆中，没有说转学之事与束星北有关，吴大猷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而且还另有如下回忆[8]：
“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的机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巳。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实际上李政道之能出国，起作用的直接是陈、俞二先生，间接的是梁大鹏兄将他介绍给我，还有曾绍抡先生将我介绍给俞大维先生。”
完全没有提束星北，所以各种可能都有。也许束星北 “介绍他去昆明找吴大猷”只是建议，不一定是向吴大猷推荐，而有了吴大猷这个目标后，或许李政道姑姑发现是朋友认识的人。也有可能束星北只是建议了西南联大，甚至转学一事与束星北无关（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束星北很器重李政道）。
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也许束星北向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但吴大猷对束星北有成见，不愿意提起束星北。1997年，正是应李政道的建议，吴大猷在台湾整理中国近代物理学史，2001年出版（吴大猷2000年去世）[11]。书中有一段：“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也是从国外回来的。这位先生比起前二位属于比较晚一点的人，大概年岁跟我差不多。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过研究、得个学位。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后来在抗战的时候，这位先生就留在浙江大学。”
吴大猷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史的书中提到的教授毕竟有限，对于无重要学术贡献的教授，就可以不提，但是单单提起和自己同为李政道老师的束星北，却做了负面评论。贡献大小是相对的，束星北也是有一点研究成果的[10]，在那个时代，又是在相对冷门的相对论研究上，难能可贵。而且束星北的教学非常出色，包括将在国外“跑来跑去”时得到的金斯的书送给李政道，还向吴大猷输送了李政道。束星北在后来的不幸遭遇中展现的科学精神更是常人难以做到。不知道吴大猷是否了解束星北和李政道的关系以及束星北的其他情况。
6.小结
李政道2004年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1]
李政道还说过：“我跟束老师都是聊天，从他那里学习，他的想法启发我的想法。我也不一定都同意他的想法，我说的他也听。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到了西南联大，我跟吴大猷先生也是一样的，后来跟费米教授也是一样的。”[2]
通过自学思考、与老师一对一的讨论以及做习题，李政道完成了非典型的物理入门，这是对”细推物理”的第一个诠释。在“连蹦带跳”的学习经历中，少年李政道对物理充满兴趣，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尽快提升自己，也尊重师长、帮助同学。
1957年，在诺贝尔奖晚宴的演讲中，李政道讲了孙悟空的故事，讲了“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最后说：“在我们的知识探索中，我们可以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如来佛的手指底端，我们仍然离绝对真理很远（In our search for knowledge we may be making rapid progress.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even at the bottom of the Buddha’s finger we are still very far from absolute truth.中国文化的烙印）。”[12]
2006年11月，李政道在苏州大学对一个提问的回答，正好可以用作对本文内容的回顾：
“学问，学问，要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我们有些同学也很用功，整天读背现成的答案，这种只会背别人答案的‘只学答’，短时间能勉强记住，应付考试，但不能增强自己的学问。做学问，一定要先学‘问’，自己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自己求得答案。这才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我从小就爱问。一次，祖父抱着我说起上帝的事。我就好奇地问：你们都说上帝，上帝在哪儿？祖父回答我说，上帝在天上呀！我又问：上帝在天上怎么不掉下来？祖父回答我：上帝很轻，像空气一样轻，他老跟空气在一起，所以他就不掉下来了。祖父这个回答尽管未解开我的疑惑，但是，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像空气一样轻的东西，是不会掉到地上来的。后来，我识字了，就成了书迷，总是缠住母亲或哥哥去书店买我爱看的书。我喜欢看《汤姆历险记》、《膨胀的宇宙》等描写自然界奇特变化的书，看这些书，我就有提不完的问题要爸妈、哥哥们解答。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读大学，我又成了好问迷，吴大猷老师不是我的授课老师，但是我经常到他家去求问题，要他给我出难的物理学习题。他出的难题，我总是很快做完。后来，吴老师干脆给我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要我把全书的习题都做出来。后来，吴老师说，他当时是想存心难倒“小胖子”（我年轻时长得较胖）。结果，不到两个星期，我把这本书上的全部习题都做出来了。我把习题作业送给吴老师。吴老师看了颇为惊讶，说我做的习题思路独特、步骤简单。他问我：‘你才学了一年的物理，这本书上好多习题要用许多你没有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你从哪里学的？’ 我告诉吴老师，我喜欢想问题，脑子里整天装着物理方面的问题，自己不断琢磨，琢磨不出来，就去找书本看，增加知识后再琢磨。我总是通过自己的艰苦思考去解问求答。我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从不去请人教我怎样解题，套用别人的解题方法，总是通过刻苦学习思考，自己解问求答。所以，后来吴老师说，你好想问题、爱钻研习题真有股‘疯劲’，做学问、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这种爱发问、好钻研、善思考的‘疯劲’。”
不靠现成答案，而靠自己推，是许多物理大师的习惯，比如费曼特别喜欢特立独行，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经过传统的课堂学习的。李政道的独特之处在于课堂学习特别少，而依赖于自学和与老师的单独讨论。
[1] 李政道. 李政道文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2] 叶铭汉. 李政道的求学历程，现代物理知识，34 (1)，57-60 (2022）。
[3] 杨振宁. 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物理 41（1），1-8（2012）。
[4] 李政道著，朱允伦、柳怀祖编译，对称与不对称，中信出版集团，2021.
[5] 李政道. 2007年12月9日接受诺贝尔奖网站主编史密斯（Adam Smith）采访，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57/lee/interview/
[6]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
[7] 李寿枬，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收入孙志辉主编，胡杨之魂：束星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
[8] 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9] 杨振宁, 施郁. 杨振宁对西南联大的新回忆, 知识分子, 2021年04月03日
[10] 江才健，杨振宁传，天下远见出版，2002.
[11]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联经出版，2001。
[12] 诺贝尔奖官网，nobelpriz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