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中国为什么需要“科学知识分子”
昨天，在“2015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获颁“时代知行者”致敬奖。
| 导语 |
无论按比较宽泛、还是狭义的 “知识分子”定义，我恐怕都逃不脱“知识分子”的标记。我和我的朋友们应该是中国的“科学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cientists或scientific 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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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智识的科学研究
我研究的生命科学迄今仍然主要是实验科学，我经常担心一不小心成为工匠，尽可能加入intellectual的成分，如果没有智力成分，也以貌似对脑研究感兴趣来蒙自己。自1983年以来，我的专业兴趣在于神经系统，通俗的说法是脑研究。1985年后，我主要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问题，近年加上了生物物理学等其他途径。我和实验室同事研究过大脑是怎么形成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近年还有好玩的研究，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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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有批判的教学
我讲课也努力希望有助于学生的intellect。在美国期间，我和两位美国同事曾经开设《热门分子》（Molecools），激发一年级研究生的好奇心。到北大后，我给一年级大学生开设《生物学概念与途径》，和他们一道读1866年孟德尔、1910年摩尔根、1944年艾弗里等的论文，欣赏创造性的思路、分析经典的研究、批判著名科学家的局限或错误，希望在以工作量为主的实验科学激励产生出少数以智力为主的学生，让北大学生几十年后成为世界上稀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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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
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我自1995年以来经历、参与、或主持了一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199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开始在中国讲课。1998年开始引入小型精英科学会议——戈登科学会议。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与德国科学家Uli Schwarz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王晓东、邓兴旺建立中国现有体制外全新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07年我全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是北京大学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学院部分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层次的全面改革。
5年后，认为改革的核心工作教师聘任体系和学生教育体系已经基本成形，我要求辞职。辞职并非为了自己研究和教学时间增加，而是因为我认为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你不能只改革别人，不改革自己：一个学院的改革，除了老师和学生的体系，院长的产生体系也要改革。如果靠院长自己永远占住位置来保证改革，那么改革就没有完成，甚至留有隐患。辞掉院长是改革完成的必要一步，卸任才能检验整个学院的改革是否落地生根，真正能够长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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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文化改良而进行
二十年亲历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使我感觉文化问题同样重要，甚至以后越来越重要。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文化改良而进行。北大、清华、科大、复旦、浙大这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绝大部分研究所，从事理工科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常熟悉国际上科研教学体系，文化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在理工科进行改革，虽然会有一些阻力，但体制和文化合力下可以克服这些阻力。
文化没有基础的时候，体制改革困难很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每年夏天在高考入学的时候，记者也会经常找我，希望我加入批判高考的行列。媒体忘了我是理科出身，凡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都不公开批评；凡是我公开批评的问题，我都知道怎么改。
高考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因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都有问题。高等学校录取制度含很复杂的文化问题，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在信任度很低的中国，如果用美国高校录取制度，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推荐信、课外活动恐怕绝大多数会是造假的，因为我们全民没有解决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公平的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体制改革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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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观的科学史研究
我一再否定自己是屠呦呦得诺贝尔奖的推手。我和北医的老师带研究生研究青蒿素和抗疟药的科学发现历史，这是科学史研究项目，我现在可以认为业余工作可以让我成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以科学和历史的态度来研究有趣而且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细节，我们欢迎大家不仅读《知识分子》微信公号，还可以读我们将要出的一本书《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我们写抗疟药的研究历史从1940年代写起。第一位从中药里面获得抗疟药化学分子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教授，他的外孙女是电影演员陈冲。张昌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进修后，于1941年回到战争期间的重庆。张昌绍是放弃国外工作回到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爱国科学家”，像我这种在中国和平时代回到中国的，绝不能称为“爱国科学家”。同样二战期间滞留中国敌对国的人文学者季羡林肯定也不能僭用“爱国”的称号，我的这番感慨是因为，季羡林曾在他文章中诉说因盟军轰炸导致其留学的德国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我不禁想到了张昌绍等战争中回国的学者。
张昌绍到重庆后，放弃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中国急需的抗疟疾药物，而且经过几年努力，他和同事成功地从中药常山，提取到常山碱，确实有抗疟作用。所以，张昌绍是从中药获得化学药物的第一功臣。他的思路和方法，正是以后研究青蒿的思路和方法。虽然张昌绍不是屠呦呦的老师，但屠呦呦的老师也是留学西方的科学家，他们将西方研究药物的科学方法引人中国， 他们在中国的科研实践和教学，为以后的科学工作者所传承。
可惜的是，张昌绍在1967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而自杀。
了解这样的历史，才能了解屠呦呦、一位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药学系本科毕业的学生，怎么会知道怎如何从中药提取化学分子。文革期间老一辈科学家要么自杀、要么受到批斗。但是当时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训练和基础。青蒿素的科学研究过程重复了1941—1947年张昌绍的研究过程，不过常山换成了青蒿。大家之所以不知道常山碱，是因为它除了抗疟以外，会造成呕吐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青蒿素的副作用小，才被大家广泛使用。
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还会包括几十位参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抗疟药研究者的口述史，我们忠实记录了不同的说法。这种客观的历史研究，是我们《知识分子》推崇的精神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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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科学精神和趣味
我们办《知识分子》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介绍科学不是简单的科普，更不是歌功颂德。
中国原本没有科学传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我们不仅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低于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同时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小。我国的媒体，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报道我国的科学发现时常以功利的心态：谁做出了巨大突破、谁震动了世界、谁得到了全球好评。
不仅对待历史需要科学精神，对待新近的研究也是一样。最近北京大学有个科学新闻，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谢灿及其团队发现生物体内感应磁场的蛋白质。央视和中国其他媒体的报道都是宣传，而《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当天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绍生物磁感应的研究历史，最后讲谢灿他们的研究。而第二篇文章是报道全世界科学家接受不同媒体采访表达的意见，其中有认为这是巨大突破，也有认为可能全部错了，“要没错我就把帽子给吃掉”，eat my hat是英文说法。我们的报道让中国读者看到，首先是有人分析科学家是怎么发现的，再有人批判他有可能是错的。科学是在经过批判、讨论，以及更多的实验后，才能确定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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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到科学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新闻记者都懂得科学研究是在批判过程中才最终得到结论的，就不可能有很多记者跟着一些人懵懵懂懂地反对转基因。在了解转基因的基础上，我支持目前经过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但我并不认为科学万能、更不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比如今年广东有人改造了人类性细胞的基因。他们所用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外国科学家发明的，发明技术的两位外国女科学家大概会得诺贝尔奖。这项新的技术用于什么目的、什么地方，需要科学界和社会来参与讨论和制约。我认为基因修饰可以用于治疗目的，修饰我们的体细胞，基因修饰也作为科学研究，可以用于动植物任何细胞。但是，我反对基因修饰人类的性细胞。性细胞与体细胞的差别是体细胞是你负责，性细胞以后可能生孩子，可能会在人群里扩散，可能长期有影响。所以你有权利决定让新技术修改自己的体细胞，这是短暂的事情，但是，是否修饰性细胞，应该经过讨论、经过规范甚至国家立法，而不能由个人决定，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自行决定、甚至偷偷做。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本事没有，偷偷摸摸闯祸的本事不小。
我一方面支持经过世界检验、国家批准的转基因作物或者动物投放市场，同时反对新技术对人类的性细胞在没有讨论、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技术先行，这种态度左右开弓，原因是因为要保持科学的精神，要考虑到科学的社会责任。
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可以在知识上、文化上对社会有贡献，更可以在科学精神上贡献于中国。
（2015年11月24日在“2015年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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