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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人都应该知道的历史】巩县城的变迁

2016-04-10 巩义吃喝玩乐汇


巩义大地上古城很多,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古城遗址不下数十处。但作为县治的所在地,却只有六处,那就是:东周故城、小平城、站街老城、洛口城、永安城、站街鳌岭县城。其中站街老城时间最长,从北魏时期(约公元500年前后)到民国时期的1928年,历1400年以上(仅有北齐、隋代短暂中断)。

一、东周故城

  秦时巩县置县,属三川郡,县治设在原东周故城的旧址上。东周故城在今康店镇焦湾、康店村一带的洛水西岸,背靠邙山,南对黑石古渡。因河谷狭窄,城的西半部分建在邙岭半山腰上,居高临下,形势险要。东周在此建都一百多年,由于东周人不仅是农耕能手,而且还善于商业经营,因而市井繁荣,人烟辐辏。成了巩洛地区的经济中心。可是历经秦汉之后,巩县城就迁走了。西汉桑钦在《水经》中写道:“洛水又东北过巩县东。”而到了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却说:“洛水又东迳巩县故城南,东周所居也。”这说明,西汉时巩县城仍在东周故城,到了南北朝时期,巩县城已经迁走了,这里变成了“故城”。

  巩县城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又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二、小平城


  巩县自古地处京畿之地,离洛阳只有数十华里。巩县又是洛阳的东大门,世称“东都锁钥”。要占领洛阳必先占据巩县;要想固守洛阳,必先守住巩县。因而不论是进攻洛阳的战争,或是保卫洛阳的战争,都要在巩县大打一阵,以决雌雄。因此,巩县的命运往往是同洛阳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

  东汉未年,由于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官场黑暗激发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酿成了黄巾大起义,起义风暴席卷全国,东汉王朝慌忙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各地的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组织起来,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混水摸鱼。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地方上兴起了一批割据势力,窥伺已处于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都想取而代之,而朝中的宦官与官僚的斗争也随之升温。在斗争中司隶校尉袁绍杀了两千多名太监,并州州牧董卓乘乱进入洛阳,赶跑了袁绍,立刘协为皇帝,是为汉献帝。董卓把持了政权。袁绍于献帝初平元年(190),联合关东各割据势力讨伐董卓。董卓因武力不敌袁绍,就劫持汉献帝及朝中文武官员一同逃往长安。逃走时又裹挟洛阳附近居民同行,行前董卓又纵兵大肆烧掠,洛阳周围200里内尽成瓦砾。巩县城也难逃此劫,城内居民不是被掠走就是被杀,侥幸不被掠杀者,也仓惶逃离。巩县城变成了颓垣断壁,满目蒿莱,狐兔出没的地方,加之连年洛河大涨,城垣被冲毁,道路被冲断,昔日的繁荣一去不复返了。

  此时天下大乱,军阀割据,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安全,巩县县治便由邙山南搬迁到了邙山北的小平津。小平津又叫小平城,在黄河边上,是东汉末年河南“八关”之一,是巩洛通向河北的渡口。《名胜志》上说,小平津,汉县废址,在巩县西北。施诚《河南府志》上说,小平城在平阴东北,平阴在孟津县,《读史方舆纪要》误以为小平津属孟津,作者不知道小平和平阴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孟巩接壤,平阴故城在今孟津,小平城属于巩县,其地在今巩县西北裴峪渡,“裴、平音转故也”。

三、站街老城




站街老城城门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国,都于洛阳。巩县仍为畿县,虽然小平城已成县治,但毕竟偏居巩县一隅,且有邙山阻隔,交通不便,不便于统治全县,故又寻找合适的地方建县治,于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洛汭一带,便成为首选。

  洛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古代先民活动的地方,是历代帝王祭祀等活动的圣地,山河环绕,风景秀丽。东有侯山,南有青龙,北有黄河、洛水,西有龙尾。洛水从中流过,形成河谷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是建县的风水宝地。

  新县城建好后,县治便由小平城迁到今站街镇老城村。《竹书纪年》一书注解“洛汭”时说,洛汭在巩县东北三十里,这指的是晋以前的巩县。古洛汭在今县正北。这说明晋朝初年,巩县城就迁到了老城村。

  西晋建国后,都城仍在洛阳,巩县仍然为郊县。西晋经过短期统一之后,由于政治腐败,特别是“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加之天灾不断、瘟疫流行,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各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西晋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北方陷入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司马氏退到江南建立政权,称为东晋。虽然也不断进行北伐,但终未能再恢复中原。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率军伐后秦。后秦皇帝姚泓时镇洛阳,派赵玄率精兵守柏谷坞(今回郭镇柏峪村一带),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县城。刘裕部将檀道济长驱而进,阳城、成皋、荥阳、武牢诸城相率投降,无讳率军到石关(今河洛镇石关村一带),听说前方兵败的消息,没有走到巩县城就逃回洛阳去了。这个史实说明巩县城仍然在老城村。

四、洛口城


  南北朝时期,巩县城依然在今站街镇老城村一带。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得很清楚,不再赘述。据史书记载:北齐时,巩县被撤销,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复巩县,治所仍在站街老城,隶属河南郡。隋大业元年(605),县治移到了洛口,当时隋炀帝在洛口设立造船机构,打造龙舟,准备下江南,为便于管理这些事务,巩县治所由老城搬到洛口,同时,隋王朝又在巩县东南原上建了一座洛口仓。蓄积各地运来的粮食,以供国用,这里的地位就越显重要了。隋末农民起义军翟让、李密等占据洛口仓以后,将仓城扩大范围,把巩县县治也搬到了仓城内。当时巩县城作为起义军的国都,又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又将县治搬回到了老城了。

  唐代巩县县城仍然在老城村。《元和郡县志》上说,巩县属于畿县,在河南府东一百四十里。老城距当时的河南府洛阳正是140华里。另外,在巩义出了三方唐墓志,将巩县县城的地望说得更加清楚。

  《大周故□□卫府果毅都尉张养墓志》,出土于站街镇瑶湾岭上,志文写:唐天授三年(692),正月廿五日,墓主人“葬于巩县东南六里平原”

  《大周故处土刘君墓志铭》,出土于成功学院工地,志文中写:长安元年(701)十二月廿八日,葬墓主人于:“巩县西南十二里之平原。”

  《大周故处士闫君墓志铭》,出土于北山口镇常庄变电站工地。墓志记:长安二年(702)葬墓主人于“巩县西南十五里接候山原候之影龟川。”

  这三方墓志都明确地写了位于县城的方向及相距里数,与今老城村老城的地望一致。充分说明了有唐一代,巩县城从未变迁过。

五、永安城


  宋王朝建立后,将皇家陵寝选在了巩县西南的大片土地上。为了管理陵寝,割巩县、偃师各一部分设镇。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升镇为县,名永安县,县治设在今芝田镇芝田村一带。这时在巩县境内就有了两座县城;一为巩县城,一为永安城。北宋亡国后,巩县被金占领,改永安县为芝田县。元建国不久就撤销了芝田县,将原永安县所属偃师、巩县的地域,仍回归各县,至此巩县境内就只有一个县城了。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代的《河南志》,选录了“河南府巩县之图”一幅,真实地记录了元代巩县城的状况,并把巩县的四至写得清清楚楚,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明、清巩县城的规模五百四十亩,据说这是当时中央政权的规定。巩县城濒临洛水,东门外又有一条小河流过,洛河几乎年年发大水,由于上游泥沙下泄沉积,洛河河谷由深邃低洼变得浅平流缓,县城所在地原是一个台地,后来逐渐成了低洼地。大水一来便遭淹没。巩县城的历史真所谓多灾多难。《明·巩县志》上说:“县治始建于西汉,至元末毁于兵,国初洪武三年(1370)县丞张庸创建,中无考。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知县陶承祖修葺。三十二年(1553),河水泛涨,尽为冲塌,知县周泗重修,焕然一新。”《河南府志》中记载,可补以上缺处。志中说:“巩县城始建未详,周围七里四十八丈,高2丈,壕堑深8尺。明景泰元年(1450)县丞赵升修筑,成化十四年(1478),知县柯忠重修;正德七年(1512)流贼攻燬,分巡翟镐督修之。嘉靖二十二年(1543),水复渰颓,知县周泗增修。万历十三年(1585),分巡丁惟宁檄加砖石,知县李再思、汪本英先后修周围角楼三座,窝铺、墩楼三十座,门五:东曰迎恩,西曰瞻洛,南曰玉川,又曰望嵩(南门二),北曰纳洛。其一小东门(在玉川门东),盖旧城东门也。地势卑下,一遇洛河水涨,则浸渰入城。万历四十年(1612),知县程宇鹿择城垣高处另开一门,又筑土堤五百丈以卫城脚(树巩简公甸坊一座,与新门对峙),城上建砖石高楼一,沿城加修,倍异前制。崇祯十年(1637),知县宋文瑞复增高五尺,十六年(1643),流寇攻陷倾圮。

  清朝顺治六年(1649)知县徐梁修补,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蒋征猷复加砖石增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大雨连旬,黄冶山水并清洛暴涨,城几倾。知县多时琦冒雨抢救,幸保无虞,复裁柳树百株以护城第。东门逼近洛河,每值山水奔腾,洛川泛滥,大溜灌入城门,官舍民居多受其害。多时琦复于瓮城圈门两边镶石制木闸,水不得入城内,恃以无恐。

  清乾隆五十四年《巩县志》上说:“乾隆廿七年(1762)四月,东城外河水冲刷淤垫,地势渐高,城内积水不能宣洩。知县高兆煌于东门迤南开设涵洞两处,每年秋后令居民放水一次,夏月仍堵塞,以防山水及河水倒灌入城之患,官廨居民,均赖奠安。又说:邑东南崇山耸峙,每遇暴雨,狂流建瓴而下,冲突为患。或黄河大涨,阻遏洛流,逆行汛滥,城当其啮。城内积流沅漭,民居仅西南一隅,城根不无受伤,现雉堞倾斜,墉基涨裂,非大增筑,不可恃为捍御也。”

  由此可见,在明代,巩县城已成低洼泽国了。连年水患已使民不堪命。特别是嘉靖年间,有一年端午节正当午时,城内东部地陷,面积约五十平方米,水由坑内涌出,从此城内东北角便有一个大水坑。

  由于城北临洛水很近,故巩县城仅有三门三关,而无北门北关。这是巩县城与其它县城不同的地方。  

六、站街鳌岭县城

  民国七年(1918),山洪暴发与洛河水汇合,水势浩大,西城墙被冲开了一个约50米宽的口子,洪水灌入城内,县衙、祖师庙首当其冲,倒塌殆尽,城内除西南隅无水外,其他悉成泽国。幸存的房舍也已颓垣断壁,一片凄惨景象。至此,巩县城彻底丧失了作为县城的条件了。因此,官府和民间遂有了迁城的议论。县城需迁,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迁到哪里去,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了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县西五个区为代表。当时巩县有十个区,县西五区是芝田、益家窝、回郭镇、嵩峰、候地,亦称上五区。他们主张将县城迁到孝义或芝田。理由是现在的县城在县境的东北隅,位置不居中。东南到五指岭,西南到邢村、赵城,西北到刘村,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华里。老百姓进城完粮太不方便,因为县城太远,有的人一生只到过一次县城。而芝田或孝义位置适中,芝田又曾作为永安县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比老城条件好。其实这个意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只是一直没有实现。而下五区:城厢、柏庙、小关、寺湾、焦湾等则主张就近迁到老城东二三里的一个叫鳌岭的高岗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意见对立越来越明显,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互不相让。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到民国十七年(1928),迁城之争日趋激烈。这年暑假,回郭镇职业学校教师邵季贤、周效孔组织了一个“迁城后援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迁城主张,并到街上去游行。县长李松茂听说后,慌忙率人到回郭镇去,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将他们抓到县衙,更激起了民愤,县长怕事情闹大,就把他们放了。但迁城的斗争声势更大了。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允许再拖下去,李松茂左右为难,不得不组织召开了一个由各界代表参加的迁城会议,让大家来商讨一个好的办法。

  会议在县政府召开,县各机关官员及各区区长为出席迁城会议的当然代表外,又在每个区请了一位绅士(共十位)出席会议。并由县政府发出邀请书。当年七月中旬,正值盛夏,县政府在南关大操场搭起了大布棚,李县长主持会议,仪程是首先由各代表申述自己的意见,随后展开辩论,最后由大会作出决定。

  这件事轰动了城厢各村,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又十分紧张,各派代表剑拔弩张,申述自己对迁城的意见。上五区代表还是坚持县城应设在县境的适中地方,以免到城里办事出现远近不均的现象。以此原则,认为县城迁到芝田或孝义为好。而下五区的代表认为东站镇为巩县的商业中心,市场繁荣,水陆交通均称方便。鳌岭又地势高亢,永无水患之忧,因此力主县城迁鳌岭。会议进行了两天,双方代表争论异常激烈,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大有动武之势。李松茂等县府官员,心中十分着急,也无有好的办法,也说服不了任何一方,为防不测,只好宣布暂时休会,大家不欢而散。

  到了八月中旬,县长李松茂突然接到河南省主席冯玉祥的电令,内云:巩县县长李松茂鉴:限电到,迅将县政府迁到鳌岭,违则严惩。李松茂接电后,亲自抱着印信,协同其他政府官员,即刻跑步到鳌岭,立即复电:接奉电令遵即于X月X日X时已将县府迁到鳌岭办公矣,特电奉复。

  迁城之争就这样结束了,从此鳌岭成了巩县新县城。上五区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们把此事当成奇耻大辱,为把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发泄出来,写成《迁城恨》一书,作为纪念。县府亦认为此事折了上五区代表的面情,于是决定在芝田办一所县第二高级小学校,作为安慰。延续数年之久的迁城斗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廿日(农历七月三十日)夜,大雨倾盆,数天数夜不停,山洪暴发,大水从东南城角灌入县城,城中居民仓惶逃命。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都跑到了南关南大寺(普安寺)暂且栖身。据说那一天县长不在家,县长夫人被人从被窝中救出,背到了南大寺。一夜之间城内原来残存的房舍全都被大水淹没,整个县城变成了一湖水,群众俗呼为“老城坑”。老城坑五百多亩大,分为西坑和东坑,中间由土堤隔开。西坑较小,水也浅,尚有建筑遗址露出水面,最显眼的是中间竖立石牌坊一座,坑内芦苇丛生,很少有人光顾,便成了众鸟的世界,白天百鸟在枝头歌唱,晚上蛙声阵阵,又是一番情趣。东坑较大,水也较深,最深处是城东南角,深有十数丈。岸边垂柳依依,傍水栽种茭白,坑内水草丛生,是鱼虾生长的好去处。东北角水浅处又广植莲藕。坑中间还有突出水面的建筑遗存,形成一个个小岛,岛上树木丛生,是水鸟与圆鱼栖息与产卵的好地方,每到五六月间莲花开满坑塘,随风摇曳,飘出阵阵荷香,沁人心脾。

  为了生活,一些居民在坑边城墙上搭建房屋,造船织网,由市民变成了渔民,在这平静的湖面,渔民们架着小船撒纲捕鱼。过着艰难的日子。二十多年间,渔民们把老城坑经营成了一个鱼虾盈塘,藕荷飘香,水鸟云集,风景秀丽的水乡。许多人来这里垂钓、游玩,许多文人骚客慕名而来,站在城墙上,望着碧波荡漾的老城坑,遐想它千年辉煌的岁月,发出由衷的感叹。这里成了人们观光游览的胜地。

  廿世纪五十年代,县政府为了淤地造田,将黄冶河引入湖中,每到夏秋河水暴涨,带来大量泥沙,竟将水深数十米的老城坑淤成平地。曾经辉煌千年的老城,连同居民来不及带走的无数财宝,都被深埋地下。如今在这里又盖起了工厂和民房,古老的巩县老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新中国建立后,工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机构也逐年增多,特别是经过廿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鳌岭县城显得又窄又小,于是便又提出了迁城的问题,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巩县在孝义建造新城。1964年元月,巩县县委县政府迁到了孝义。又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区范围又大大落后于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市区又向东扩展到黄冶岭上,成为以行政单位为主的巩义市东区。这样一来,大大扩展了巩义城区的面积,加速了巩义市市区人口的增加,从而促进了巩义经济的大发展,以更快地速度奔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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