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

        本期他山之石，小编为大家选取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本文的作者John D'Emilio教授是历史学家、性社会学学者。        在这篇文章中，D'Emilio教授对同性恋身份（Gay Identity）的起源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所谓同性恋身份，指的是以同性为情欲对象的人们——即同性恋者——所自我认同的一种政治身份。作为政治观念的一部分，它当然从属于这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考察这种身份认同的物质起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起点。        D'Emilio教授指出，同性情欲与同性性行为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群体身份认同的“同性恋身份”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他简要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精练地回顾了传统自给自足家庭制度的解体以及现代家庭制度的产生过程。D'Emilio教授指出，这一过程使得人们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中脱离出来（或者说解放出来），从而使得以同性为情欲对象的”同性恋身份认同“有了发展的可能。资本主义实现了人从封建制度中的解放。及至二战过后，固有的家庭制度（包括专偶制的家庭制度）与观念都被严重地摧毁——这就给了同性恋身份认同以极大的发展空间。美国政府对业已成为群体的同性恋者的打压，反倒点燃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导火索。        然而，D'Emilio教授指出了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同志运动发展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自身的根本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反应在家庭观念和性观念上就是：资本主义一方面促使家庭解体，个人投入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却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在意识形态上鼓励人们回归家庭。同志运动本来是伴随着传统家庭与性观念的解体而出现的，现在却转而投向身份认同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不可避免地要为已经走向衰亡的旧家庭观念招魂。本来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自由与解放，现在反倒划定了越来越多的圈子（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造成了隔阂。        对此，D'Emilio教授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案。他认为，首先，我们不能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建立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之上，而要寻求一种基于社会化生产的人际关系。为此，不能再局限于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出来的身份政治，而要以广阔的视野来解放所有人——脱离固有的性观念的枷锁，实现情欲的解放。更要打破专偶制家庭对人的压迫，将资本主义强行托付给个人的生殖与养育责任分担给社会，建立社会化的福利机构，让人人都可以在这些社会机构中找到归属。一言以蔽之，这是要真正地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回顾历史总是有教益的。小编希望，John D'Emilio教授的这篇文章，可以让大家对同志运动的历史与未来的意义产生一些更深远的思考。

本文基于以下文章：John D’Emilio. 1999(1983).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from Culture, Society and Sexuality: AReader, Richard Parker and Peter Aggleton (eds), London: UCL Press.
舒诗伟翻译版本：《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认同》，载于：《岛屿边缘》第六期、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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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197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丰收时期，到了1980年代，由于右派势力的再度崛起，男／女同性恋者又开始感觉到前途一片茫茫。我们如果仍想保住地盘且有所突破的话，就得发展出整套的全新的策略。为此，我们需要有关同性恋历史的更新的、更实在的观点。

        在1960年代末期的美国同志运动中，有一种广为同志运动圈所接受的历史神话：“永恒的同性恋者”。这说法指出：世界永远都会有男／女同性恋者；我们到处都有，不只是现在，而且在过去也存在；我们存在于所有的时代、任何的社会中。这神话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头几年，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正面作用。而到了这几年，这种说法与一些最敌视同性恋的医学理论一样，把我们给限在死胡同中，而使我们运动扩展不出去。

        我在此向这种神话挑战。我认为男／女同性恋者并非一直都存在着；相反地，男／女同性恋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只有在一定的时空中才会出现。男／女同性恋是随着资本主义式的关系而出现，而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出现——或细言之，正是当劳动力可以在市场中自由买卖的体制的出现——才使得一大群男／女性在二十世纪后期自称为”同性恋者“，使得他／她们自认是属于同样类型的男／女性圈子中的一员，并使得他／她们以此种身份认同而在政治层面上组织起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
        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体制，与同性恋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其中，劳工从两个角度来说是“自由”的劳动者。我们拥有找工作的自由。我们拥有工作的能力，也拥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买主的自由。我们当然也自由地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在我们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拥有制造产品所需的土地或工具；但是为了要生存，我们就不得不工作。因此，如果让我们可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我们也可自由地选择毫无其他出路。这种辩证关系——又自主又被剥削的关系，正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人的状况。

        当资本在扩张、用钱来生出更多钱的同时，自由劳动的范围也随着变大。资本扩张的方式有几种，它通常只在一个地方发生，把小店转变成大企业；但它也靠着夺占一些新的生产领域而扩大，像把纺织、煮饭等工作企业化。而且资本还会往其他地区扩展。以美国为例，资本主义首先在东北地区出现；当时在南方主要是奴隶制，而整个大西部则充斥着原住民族群。但到了19世纪，资本由东往西扩张，而到了20世纪时，美国的资本已扩展到全世界。

        资本的扩张与受薪劳动的扩大，对核心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对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对异性恋关系的意义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性恋族群的出现主要与家庭转变有关。

近代美国的生产和家庭体制变迁
        在17世纪，北美洲的新英格兰地区，白人移民者的村落以家族经济为基础，主要是以父权制的家庭为单位，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所有的男人、女人、小孩都共同在家庭男主人所拥有的土地上耕种。家庭就是工作场所，妇女把农作物加工成食物，以供全家人每日所需；她们还得缝衣服、做肥皂、制蜡烛。男人、女人、小孩一起工作，共同生产日常生活所需之物。

        但到了19世纪时，整个家族性生产制度开始逐渐没落。在东北部一带，当商业资本家通过各地商品生产来进行贸易、积累资本时，雇佣劳动也开始变得更为普遍。成群的男女由原本殖民时期自给自足式的家族经济中抽出身来，变成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劳工。女性在结婚后就很少外出工作；对男性，外出工作赚钱反成了常事。

        到了此时，家庭便不再是自主性的生产单位，但其中的成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靠：由于资本主义尚未全面扩张到占领生活消费生产的地盘，因此，妇女还是得在家中从事此项必要的生产性劳动。许多的家庭不再生产谷类，但妇女仍得靠男性的薪水来购买面粉，然后再靠自己的劳力来做成面包。或者是她们需要购买布料，然后在家中为全家人做衣服。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虽已摧毁许多家庭的自主经济，但家庭成员仍得相互依赖。

        直到1920年，美国有一半人口仍居住在2500人口以下的小村镇中。20世纪初，绝大多数黑人仍未卷入自由劳动经济，而仍然活在以家庭为主的佃农制中。对几百万的美国农人而言，他／她们的生活方式仍是自主农耕；在城镇中，妇女仍继续耕种，制造食物、衣服，从事各项家务生产活动。

        但对那些首先受到此种变化冲击的人，家庭产生另一种新的作用，它不只是提供食物，也提供情感与欢乐。到了1920年代，家庭变成了个人生活的场所，而与那以往家庭作为工作、生产的公共场合完全地断离。

        同时，异性恋关系的意义也变了。生育率持续下降（即使在严禁各种避孕措施、堕胎的状况下），到了1970年代，妇女的生育率降到两个小孩以下（与之相比，殖民地时期每位妇女均生七个以上的子女——因为家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当雇佣劳工越来越多，而且被集体组织起来共同生产时，性活动也由“上天诫命”给转成生殖。于是在观念上，一男一女的异性恋关系成为一种建立起亲密关系、促进喜悦欢乐经验的方式。

二战前同性恋空间的产生与扩张

       资本主义在打破家族自主性经济、把性活动与生殖活动分开的同时，也开创出一些社会条件，而使得一些男／女性可以有机会来发展以自己同性恋爱为中心的个人生活。它促发当今男／女同性恋者在都市中心各种小圈子的形成，而且更造成了当今打着性认同旗帜的政治活动。

        由新英格兰时期法院及教会训诫中的记录，我们可知：男／女同性恋式的行为在17世纪就已出现。但同性恋“行为”，并不等于同性恋“认同”。这道理很简单，在当时殖民式生产体制下，男／女人并没有什么”社会空间“来发展成为“同性恋者”。所有的人都得依着与家族经济生产而生存。虽然即使有同性间的性活动——像男性间的肛交、女性间的“淫荡”等——但家庭分量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在殖民时代，并没什么“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这些字眼。当然在当时，一定有男性／女性会喜欢同性更甚于异性，而且在一些法院案件中也提到一些男人有“不自然”的感情，但这在当时并不形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当自由劳动式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整个的情况也开始转变。只有当“一个人”靠受薪工作而能自立更生，而非作为一个自主性经济的家庭的成员时，对同性的爱欲才能与个人身份认同联结起立。这种认同由二方面的条件促成：一个人能脱离异性恋式的家庭关系，以及一个人以自己对同性的爱恋，而建立起自己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到19世纪末，便出现这样一群男女，他／她们自认爱恋同性，自认他／她们的这个特质“与众不同”，而且不断地在寻找同类的人。

        在这个时期，男女同性恋者开始发展出相互接触的方式，而且形成自己的圈子。因此，到了20世纪初，在一些大都市开始出现男同性恋酒吧；男同性恋也会在一些固定的场所出没。至于女同性恋者，则组织起自己的文学社、私人俱乐部。有些女性劳工，也会“装成”男性来谋得较佳的工作，与其他女性同居——成为一对对女性佳偶，像夫妇一般。另外，在女子学院中，在滞留所中，在女性成立的职业协会和俱乐部中，我们处处可发现由女同性恋圈子所保护起来的一对对长期伴侣。到1920、30年代，在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中，也出现女同性恋酒吧。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之所能发展出来，主要也是资本主义的运作，使得一个人能脱离家庭的限制而独立的生存下来。

       同性恋身份认同这种新形式以及圈子中新的生活方式，也反映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人习惯于依性别、种族、阶级而设定别人／自己的事实。譬如，在白人族群中，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一向更为人所广知；这主要是“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所造成的。在街上、公园、酒吧中，特别是在晚上，这都是“男性的空间”。当然白人男同性恋者之所以为人广知，也正因其人数众多。金赛博士在1940/50年代的性行为研究中，发现男人相较于女人，有更多同性恋性质的行为的经验。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更多男性被卷入资本主义劳动市场，而且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工资。金赛同时也发现学历与女同性恋行为的关系：大学毕业的白人女性，由于比女性劳工在经济上更能自立，因此她们可能更不需要同男性发展亲密关系，而能自己生存下来。

        对于20世纪初期美国的劳工移民来说，他／她们由于处于一定的紧密的亲属网络，而受制于家庭全体一起打拼的伦理中。这使得个别成员无法自主，因而没机会来发展出同性亲密关系。在1940年代美国西部乡村，金赛也发现许多同性恋式的行为；但这与都市中的男同性恋不同，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认同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不同族群的人仍有不同的命运。

        因此，在一方面归属于一定类别的人，经由自己的同性爱恋，而组织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察觉到这种爱恋中的自己与众不同，都市中的男／女同性恋者开始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圈子。但在整个1930年代，这种亚文化只算是雏形，并不稳定，而且十分私密。那么当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爆发时，一个个已成熟的圈子，又是如何给发展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二战。

二战后的发展
        二战严重地摧毁了传统性别关系与性爱活动。它把成千上万还待形成自己性认同的青年男女，从家庭、城镇、异性恋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再收编到性别隔离的情境中——做军人，做妇女部队的女兵，做妇女后备队队员，或做工厂女性作业员。对于已是同性恋者的男女，战争为他／她们提供遇到同类的机会；对于其他人，战争则提供他／她们可暂时地来自由探索各种性爱活动的可能，有些在以后也变成同性恋者。

        40年代的男／女同性恋者，都可算是拓荒者，他／她们依自己爱欲而出现的方式，成为都市男／女同性恋圈子形成的基础。在整个50、60年代，同性恋圈子不断地扩展，而且还站稳了脚步，可以更容易找到同类。同性恋生活的文章、女同性恋爱情小说相继出笼。心理分析师开始抱怨他们的男同性恋病患，由于容易找到伴侣而不再去挂号。男女同性恋酒吧也纷纷在一些中小城市出现。在1950、60年代，同性恋的生活成了一股席卷全美的风潮。因此，在1969年于纽约所发生的引发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石墙骚动（Stonewall Riots）”之前，我们绝非处在一种偷偷摸摸、孤魂野鬼的情况；而且同性恋者能自一夕之间发动起草根解放运动，也因为在各处早有一票一票的圈子。

        虽然同性恋的圈子是解放运动的基础，但运动的兴起，主要还是因为对男／女同性恋的镇压活动而引发。正当同性恋圈子与文化在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同性恋的压力也愈变愈强，而且手腕更为全面、细致。在麦肯锡时期，右派人士把“性变态者”当作替罪羔羊。当艾森豪威尔上台时，他更下令禁止联邦单位雇用任何同性恋者。在军队中也开展扫除同性恋行动。联邦调查局也施展出对同性恋聚会场所、同性恋组织的监视。邮局开始追踪男同性恋间的通信，而且还把同性恋者活动的证据，送到他们老板的手中。都市中的警探小组也开展各种闯入民宅、搜索同性恋酒吧、引诱同性恋犯罪、煽动百姓捉妖、密告等活动。在侦查、镇压面积扩大的情况下，同性恋解放运动就是一次反弹。

        虽然男／女同性恋者在70年代争取到一定的成果，挣开更大的空间；但我们仍未能把整个“异性恋观念”、“同性恋恐惧”给完全消除。另外也有人认为，对同性恋的压迫仍然存在，只是阵地转移了；由国家直接下手，转到对男／女同性恋者进行直接攻击、殴打。而且当我们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的同时，反面的力量也一致想把我们的战果再抢夺回去。新右派以打着“家庭至上”的旗帜，逐渐形成气候。为什么那个在结构上主张同性恋身份认同、鼓励都市同性恋圈子兴起的资本主义，却会发过来拒绝男／女同性恋者，为什么“异性恋观念”、“同性恋恐惧”是如此地难以消除？

        我认为答案应由家庭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来探讨。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运作使得以往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关系逐渐消失，而摧毁了那构成核心家庭的物质条件，这使得以往促使男女组成和维系家庭的力量逐渐瓦解。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把家庭给神圣化，将之设定是人们情感、互相关心的源泉，把家庭当作是能满足我们稳定的、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场所。

        把核心家庭设定为个人生活重心的想法，并非本来就有。每个社会都有自己一套有关生殖、育幼的制度；而核心家庭制度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形式。但是把家庭制度扯出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正好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搭配。资本主义把社会成员集中在一起劳动、生产，但却把这社会化劳动生产出来的成果，由私人资本家自己独吞。在育幼方面，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已开始社会化；像学校、媒体、同伴团体、雇主等，也开始分担父母原有的职责。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设定生殖、育幼是私人的事，小孩“属于”父母、父母拥有小孩。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鼓励人们组成一夫一妻异性恋式家庭生活：每一代承认都受到一套异性恋式的亲密的人际关系模式的洗脑。在物质层面，资本主义瓦解了以往家庭成员间相依关系，因此每个成员对原本以为应是快乐、情感相依的家庭，越来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当资本主义在把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打散的同时，它又把家庭制度瓦解的原因，归罪到男／女同性恋者、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身上。
对运动的启示
        这种分析如果没错，应当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它可让我们重新调整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看法，影响我们对自己政治运动的方向、策略运用的设定与修正。

        我上面提到的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与圈子，是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几世代而逐渐形成的。也因此，我们并不是人口中永远的、固定的一小群。我们的人数，比一百年前、比40年前还要多，而且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同性恋者出现。有些同性恋者或非同性恋者认为，性倾向是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初期就给决定的事；而且他／她们也认为，如果在社会中有大量出柜的同性恋者的话，媒体和学校应不会对年轻一代自己的性认同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资本主义已为一些以自己同性爱恋为生活重心的人开创出物质条件；而到目前，我们的解放运动也正在更进一步的来改变人们这种意识，开创另一种意识形态空间，使得人们如想成为同性恋者也更为容易。

        但这种说法，使我们正好陷入我们的政治对手一直在诋毁我们的位置，叫我们掉入他们所设的圈套。在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直捣黄龙，向那隐含在其下的“同性恋是坏的”观念挑战。我们得避免流入那投机式的防卫方式：只有同性恋者才会成为同性恋者，因此社会大众不应对我们太过担心。这种方式对已是同性恋的人而言，顶多只能顺着这个思绪，集中于“少数群体”分析和民权等议题，而忽略了当今的年轻一代——他／她们皆可能为未来的同性恋者——正在内化固有的异性恋观念，这种观念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来纠正。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资本主义使得性爱与生殖分开。人的性欲不再只是为了满足生殖这一目的。性欲越来越成为个人自己选择的事。我们在男／女同性恋者身上最能看清这种分离现象。这是因为我们同性间的关系，完全和生殖无关。我们选择同性为伴侣，它是否为世人所接受，终究还得依整个社会是否能把性行为视为一种正面的活动、视为一种促进个人生长的方式而定。我们的解放运动在刚开始时，可能只是一群“少数”群体的斗争；但在目前，我们应试着来“解放”所有的人，解放人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的性的问题。

        最后我也提出资本主义与家庭制度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一方面，不断地在摧毁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让个人能由家庭中脱离出来，让同性恋的认同得以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另方面，资本主义也需要把男人／女人再拉回来，组织起家庭生活，至少使得家庭能达成生产下一代劳工的作用。这种“家庭至上”的意识形态，使我们能很清楚地看：资本主义社会，不只会再生产出下一代，它更会不断地再生产出异性恋制度与同性恋恐惧。因此，根本而言，真正有问题的是资本主义。

怎么办
        那么我们同性恋者，又应如何来避免变成替罪羔羊？来避免成为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社会动乱下的政治受害者？我们应如何透过这矛盾，而发展人们的解放？

        男／女同性恋者处于异性恋式核心家庭制度之外的社会位置。我们的圈子在这社会空间中逐渐地形成，而且站稳了脚步。我们的生存与解放，有赖于我们能否保卫、扩大这个空间；不仅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所有的人。这也是在说，我们应支持那些能为个人脱离传统式一夫一妻异性恋式家庭限制的任何措施，譬如：要求堕胎权的普及，肯定男／女平等权利的修正法案，认同那对不同性别、种族的肯定法案，要求设立公立托儿所及其他基本的社会服务，设定一定的失业救济，要求完全就业的措施，争取年轻人的权利等等——换言之，我们应支持任何可促进个人物质条件自立的方式。
        至于年轻人的权利，则是特别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把孩子当做是父母依附品的观念是如此地深固，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忽略掉他／她们也是自主的人，而在性方面也应有自己自主、自由的选择。除非我们能争取到这方面的权利，否则同性恋解放就不算完成。

        但个人自主性的争取，也只是全部图景的一部分。我们也得正视如家庭破裂、亲密关系不稳等真正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得提出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再只由加强家庭关系做出发。进步人士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剥削，如经济不均，不应只靠宣称回到家庭式农业、手工业等方式来解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将生产社会化而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是它的进步特性。但我们因此也不应往回走，回到过去一家人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神话时代。

        但我们的确也需要另一套社会结构和纲领，来化解把家庭孤立，特别是把育幼责任全推给家庭的制度。我们需要有社区或劳工管理的育幼院，公私兼顾的住宿方式，与一些邻里组织——像：医疗诊所、表演堂等；这些可以扩大社会空间，让我们都更有发展的机会。只有当我们在核心家庭制度之外，另创造出人人都可归属的机会时，这家庭制度才会慢慢失去意义，与我们的感情逐渐地脱离。
一言以蔽之，这叫做社会主义。——小编注‍
        男女同性恋在这方面大有发展的余地。当我们脱离家庭制度的同时，我们也应为自己的生存来开创各种互相支持的关系网络。这网络不是靠血缘或一纸证书而来的关系，而是经个人自由选择而建立起来。建立情感圈”是我们政治运动、也是我们民权运动的重要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中开创一种新的、以自由／平等而非剥削／压迫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开创出一个人们的生存与自主皆能并存而非互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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