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商品文化中的酷儿可见化（前言）

从这一期的他山之石起，我们将开始连载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的长文《商品文化中的酷儿可见化》（Queer Visibility in Commodity Culture）。本文原载《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杂志1994-1995年冬季刊。全文都将由Purple学术组翻译。因原文较长，故会连载多期，若给读者带来不便，还请见谅。本次推出的是全文的前言部分。

图为罗斯玛丽·亨尼西

罗斯玛丽·亨尼西是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学术主张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这一思潮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视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主张对女性经受的不平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本文是亨尼西展现自己学术旨趣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性身份的可见化（visibility）往往同时是商品化的过程。对亨尼西来说，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表达无疑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即增加他们的可见度，但必须要看到资本主义对这种可见化行动的绑架，即将性身份作为商品和消费的对象。她指出，商品文化构建出了一种形象固定的、特定阶级的性少数群体形象（有没有想到“中产阶级阳光gay”？），这是资本主义探索出的最方便用来盈利的性少数群体形象。而所谓的酷儿反话语（queer counterdiscourse，鼓励身材较胖、较矮的女同性恋们要“抬起头来”的话语）正是抵抗这种商品文化建构的反话语。她更加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渗透进了学术界的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研究话语中。本来，脱胎于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酷儿理论有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它们似乎并没有“缜密地探讨过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使得本来具有较强的历史唯物主义旨趣的酷儿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后退了”。亨尼西接下来分析了“酷儿”一词的内涵，指出了这个词相较于“同性恋”更加激进，因为它质疑了那种本质性的、固定不变的身份认同。她在前言部分的最后指出，“酷儿”一词所蕴含的不妥协的精神和颠覆性的力量，应该“被整合成社会力量，以群体性的和变革性的方式来介入社会。”

商品文化中的酷儿可见化（前言）

罗斯玛丽·亨尼西

 男女同性恋群体的政治纲领需要对抗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对人们经验的专制，以此来彰显自己在公共场域的存在。对这样的政治纲领来说，可见化（visibility）如何被概念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就像“酷儿”这个词一样，“可见化”如今在男女同性恋圈子内是一个抗争性的术语——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不过相当于炫耀自己的身份而已；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却表示由话语或者由复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试图说明：对于那些被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圈套所牢牢绑定的人而言，性身份的可见化常常是被商品化的，可见化的过程总要依赖于那些不可见他者的生命与劳动。

 在展开这一论点之前，我却必须要先承认一些事实，并且为我的讨论加上一些限制。首先，关心同性恋群体的文化表达在不断增长，性-性别身份认同近来也在不断酷儿化，这两者无疑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文化上的可见化可以为保护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奠定基础；正面的男女同性恋形象出现在主流媒体中，同性恋研究在学术界也越来越合法，这两者都可以激励那些在生活上从未被主流文化认可的人们。男女同性恋者的可见度的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男女同性恋群体为组织起来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仅仅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像国家男女同性恋力量（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人权斗争基金（Human Rights Campaign Fund），男女同性恋反污名化联盟（Gay &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 GLADD）和艾滋平权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 ACT-UP）这样的组织，都怀着满腔热忱，来对抗从文化上贬损同性恋群体、从公民权上彻底抹去同性恋群体的行为。这些行动者让身为男女同性恋的学者能够更加安全地教授、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也是这些学者的一员，我也深受这些行动者的恩惠，他们在前线上冒着丢掉工作、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将同性恋研究变成一种可行且合法的知识上的考量。没有他们的努力，我的工作毫无可能。

 但我们却也需要批判地考量如今美国的同性恋群体可见化行动、批判地考量酷儿反话语（queer  counterdiscourse）本身的存在。这种考量要关系到资本潜在的、永不停歇的扩张。同性恋可见化行动很早就开始以产生新的、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为目标；就像大多数的营销策略一样，它的底线是赚钱而不是解放。在对女同性恋商品化的分析中，丹妮·克拉克（Danae Clark）注意到：对女同性恋形象的营销正变得越来越厉害；对于主流媒体的受众来讲，与其说这标志着对同性恋群体接受度的增长，倒不如说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对同性恋“风格”的挪用。在这个意义下，商品文化中的可见化只是同性恋群体有限的胜利，因为他们是作为消费的主体而非社会的主体才被接纳的。不论是对直人还是非直人的受众，男女同性恋形象在消费文化中日益广泛的传播，其作用都是巩固想象的、属于特定阶级的同性恋主体性。这一过程不局限于大众文化和零售广告所激发的认知，更渗入了学者和活动家对主体性的生产之中。

然而，由于太多的同性恋研究理论和酷儿理论都忽视了（同性恋）性特质（sexuality）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我的理论分析若试图在商品化过程与男女同性恋身份认同的生成之间建立联系，便有了被误读的危险。若将注意力引至商品资本主义如何操纵对男女同性恋和酷儿群体的认知，那就可能让人误以为我想表达：商品化的物质过程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它们决定了一切，也不可抗拒——尽管我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我的理解而言，社会生活的物质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总和，而这些实践活动之间复杂的、不定的相互关系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这些实践活动包括劳动和财富的经济区隔，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规划，和规定意义与价值的意识形态组织。尽管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生产模式，其特征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抽取剩余价值，商品化过程却渗透进了所有的社会结构之中。在晚期资本主义下某些特定的社会构造中，信息已经成为了有高度主导力的结构，以至于语言、话语或者文化的实践常常被当作社会生活的唯一场域。社会理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将处于统治地位的、福柯式的唯物主义加以酷儿化，这种唯物主义将社会约化为文化或者话语；反对将后现代历史唯物主义（postmodern historical materialism）误读为鼓吹回到经济决定论。将同性恋与商品化之间的历史关系视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层面上都起作用的因素，从而对它加以研究，并不意味着要忽视话语的物质性，忽视文化建构主体、再生产权力关系、激发反抗的方式。恰恰相反。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之所以是后现代的，是因为它对社会关系进行了历史的、批判的重新解读。但后现代历史唯物主义批评却仍旧坚持认为：性特质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它被诸如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等等的社会总体所塑造，尽管这些社会总体在整体的社会构造和特定的历史局面之中表现都并不相同。作为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性特质包含了男女同性恋和酷儿群体的反抗运动，而这些运动常常以资本家运营商业场所的方式来塑造社会和政治网络。学术中的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并没有十分缜密地探究过性特质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显示出：在过去十年间，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都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后退了。而我认为，这也显示出特定的阶级利益正逐渐开始支配对同性恋研究的定义。

尽管我将“酷儿”和“男女同性恋”作为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术语来使用，这些术语其实却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们代表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男女同性恋”如今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它预设了异性恋性特质（heterosexuality）和同性恋性特质（homosexuality）之间两极化的划分，更代表了孤立的、不对等的性别身份认同。“酷儿”更具有流动性也更模糊，它最近开始在许多城市工业文化的场合下取代“男女同性恋” ——例如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酷儿理论”中；在先锋的男女同性恋亚文化中；在新生的激进性别政治行动中，等等。“酷儿”给了“男女同性恋”这个范畴以灵活性，因而便蕴含了“性别”一词词义的新生（举几个例子：双性人、异装者、未经手术和经手术的跨性别者，等等），也将种族、地域、阶级和性别视角下的边缘人整合了起来——这些边缘人都不能被简单地归进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划分里。换句话说，“酷儿”不仅挑战了“男女同性恋”这个词所昭示的性别不对等，更有着包纳“反常”和“变态”们的潜力，因为这些人常常让异性恋-同性恋划分变得模糊，也常常超越教条的性身份和性别实践常规，或者至少让这些教条显得错综混乱。“酷儿”往往表示着要确定一种批判的立场，这种立场使得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异性恋规范固化性身份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常常是因为，性身份是被其它议题和冲突所多元决定的——例如种族和民族认同。但如果“酷儿”倾向于超越本来的性别主体性，它便可能会抹除性别与阶级的交叉视角，也可能会遮蔽某些性别的、种族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仍然将酷儿男女置于不同的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讲，如同朱迪斯·巴特勒所揭示的，“酷儿”是“不同的主张的集合”，而它仅仅部分地适用于它在历史上代表的群体。

于是，尽管在本文中，我可能会把“男女同性恋”和“酷儿”两个词放在一起，这却并不是为了将两者混用，而是为了显示：这两种表达现在都被用来为同性恋身份认同命名，尽管两者的命名方式是相互对立的。倘若我的分析一开始集中在了“酷儿”的议题上，那是因为这些议题正越来越开始塑造后现代男女同性恋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的结构。尽管文中对酷儿理论和酷儿身份认同的许多提法是出于我个人思想的局限性，这也并不表示我会否认“酷儿”一词作为群体历史与行动的标志的活力。相反地，我希望争取到对酷儿批评的一种重新叙述。在这种重新叙述之下，酷儿理论成为了对社会过程之总和的研究——这整合了剥削系统、国家政权和文化权力——而正是通过这种总和，性特质才被生产出来。我同意朱迪斯·巴特勒的说法：酷儿化的两个维度——对它所代表的同性恋性特质之生成的历史探究，和这个术语所蕴含的“不正常”的、不妥协的力量——都是建构出来的。但我会加一条：酷儿实践的这些维度，应该被整合成社会力量，以群体性的和变革性的方式来介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