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王希季、朱自清、华罗庚、陈寅恪、钱穆、费孝通、许渊冲……
八十二年前的中国，曾有一所大学将这些名字连结在一起——西南联大。
住在40人男生宿舍的杨振宁曾回忆：联大的地面是泥土压成的，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吹掉。
“在联大食堂抢饭，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满，一定要盛半满，这样吃完了才有机会去盛第二碗。”
在西南联大度过青春岁月时，他们还不是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只是，这场长征没有军人，都是些老师学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北大文学院地下室里的抗日文件被搜查，当时就有两位教授被逮捕，五位同学遭到了拷打、灌水，北大文学院沦为恐怖地牢。
接着，南开大学遭遇飞机、大炮连续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教学仪器尽数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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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诗人陈三立悲叹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也？”从此拒绝服药，绝食五天。事变后两月，含恨长眠。
在父亲陈三立的葬礼上，陈寅恪对前来吊唁的清华同事吴宓说，日本人已经发来邀请函，邀他去日本使馆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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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
为了免于日本人的胁迫，陈寅恪必须尽快离开北平。偏偏在这时，他的右眼球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他必须即刻入院手术。
陈寅恪和妻子商量过后，决定放弃右眼，跟随清华一同南渡。
清华园内，还有一位叫闻一多的教授，也正面临两难选择。闻一多夫妇此时正分居两地，有消息说这场仗未必会打很久，家人们不希望闻一多远走。
他思忖再三，给妻子写信说：“于家的话，当然缓和下来，我就不用走了；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了不见得是好消息。缓和了就是不抵抗，不打了。”
1937年8月，教育部决定，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迁往长沙。消息一定下来，闻一多就上路了。
在车站，臧克家遇见他，问：“你那么多书，都怎么办了？”闻一多回答他：“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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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的家庭 >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不是当时的特有现象。战争蔓延到华北大地，一所所学校都迁往内地。
原本不同的几所学校“联”在一起，难免有各种矛盾，另一所比较有名的西北联大，一年就散伙了。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却大胆预测：“这三个学校（清华、北大、南开）会合作得很好。因为三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领导都是君子。”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是三校成功联合的关键。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常在学校，在一次对学生的讲话中，他操着天津腔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给他戴着，他就是我的代表（戴表）。”北大校长蒋梦麟则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我们三个人中你最年轻，你要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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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师生无暇举办仪式，却有日本飞机“前来表达敬意”。随后南京陷落，敌军直入长江心脏地带。伤员跑到了离临时大学不远的火车站，车站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
警报频起的长沙，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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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校旗 >
往昆明三条路线：经香港；过云岭；走湘黔。爱国学生兴奋地申请走步行路线，希望在一千英里的长途跋涉中，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河山，将抗日思想传达到群众中。
加入步行团，体重要达到标准。一些瘦弱的男生为达到要求，在衣服下偷偷塞书期待过关。最后步行团集结了244位同学，由11位教授带队。
一路上，他们常借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雨雪交加时以油布蔽雨。更不用提遭遇土匪。步行团历时六十八天，抵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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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黔滇旅行团 >
此时，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由于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和全家一直滞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常常逼着国人为他们占领中国城镇开庆祝会。会上，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将手中的日本国旗扯碎，扔在地上。
那时的邓稼先，还只是个读高二的中学生。中学校长听说撕旗事件后，连夜到邓以蛰的家中，嘱咐他：“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告密。你快把孩子送走吧。”
在送别儿子时，邓以蛰说了一句话：“儿，你要学科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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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稼先履历片 >
杨振宁后来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或许这一切，来源于邓以蛰的家教。留在北京的邓以蛰先生，没有到日伪的学校去任教，靠变卖古董为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父亲的志向，支撑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联大群体抵达时，整个昆明能找到的大而坚固的场所只有两处，文、法学院的师生只能迁往边境城市暂住。直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前往昆明，修建校舍才提上了日程。梅贻琦校长聘请梁林伉俪为建筑工程顾问，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两人拿出一套一流现代化校舍方案。由于经费有限，这个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之后的方案，则是高楼改成矮楼，矮楼改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最后变成了茅草房。梁思成心痛地对梅校长说：“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学生们返回昆明后，就这样入住了茅草房宿舍。朱光亚回忆起这段日子，说：“宿舍是茅草屋，搞不好就漏了，后来就拿盆接漏的雨水。教室的屋顶是马口铁做的，比宿舍好些，但是也有问题，下雨了，叮叮咚咚，上面就响了。”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先生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陈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了“静坐听雨”几个字。师生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授们的住所也不比学生好多少。有几位如费孝通、华罗庚，住在农民们用来养猪、牛的楼上，跳蚤很多，活活是一出《陋室铭》。冯友兰住的乡下房子没有电灯，只能用煤油灯。有一阵因为禁运，煤油灯也用不了。他只好自制菜油灯，用一个小菜碟，装上菜油，加上灯草。冯先生晚上经常写作几个小时，菜油熏得脸上一块块地黑，大家看了又好笑又心酸。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完成了《贞元六书》，书的序中他写下那句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闻一多先生最初的住所也很拥挤，后来昆华中学腾出了一间宽绰的房子给闻先生一家住，闻一多就为昆华中学讲课和批改作业报答恩情。昆明人很敬重这批知识分子，教授冯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昆明搬过几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女的站在旁边说：‘还不是因为抗战，你们才到昆明来，平日我们是请也请不来的。’”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没有办法，他只能在家里做肥皂卖给化工厂。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校门口有个卖大碗茶的摊子，学生和教工都常去光顾，经过的路人不知道，这位摊主就是知名教授费孝通。1939年后，通货膨胀加剧，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也为了生计伤透了脑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与袁复礼的夫人，学做了一种上海的糕点“定升糕”。韩咏华每天步行四十分钟，将糕点拿到冠生园去卖。路走的多了，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她的脚破皮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后来联大的教授们品尝后，建议把这糕称为“定胜糕”。“连校长夫人都做糕了，抗战一定会胜利。”苦乐参半的生活里，联大师生开创了一种自由而严谨的学风。“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女士回忆，西南联大很注意学科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要读中国的通史。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都要掌握历史，这样做文科才有一个站脚的地方。工学院则每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膜翻沙、打铁炼钢，都得自己动手。教机械学的刘仙洲先生，曾给王希季留下一个颇为深刻的记忆。有一次，刘仙洲出一个考试题目，要求处写要求准确到小数点下三位。王希季看到了这道题，思路很清晰地答了下来，就是没注意小数点后三位的要求。考试结果下来，他得了零蛋。这个事情给了王希季很大的打击，之后他做事情都要认真到极致，可以说“没有昨天的零蛋，就没有今天的导弹。” 何兆武上二年级的时候，第一节政治学概论，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周世逑问他们：“什么是政治学？”学生们信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周世逑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帐。你们借书，有人借书条。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你们能说这是政治吗？”胡适在冯友兰的课堂上也被批评过：“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史课堂上，他大力推崇《金瓶梅》。在过去，《金瓶梅》被当作淫书，一直到民国后都被禁止，可是沈从文认为此书对人情世态写的非常之深刻，并不理会那些外界的教条。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高度的教学自由之下，学生思路开阔了，也会形成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一位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很较真，在校园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因病请辞系主任职务。那里有几十间茶馆，店家们照顾联大的学生，只象征性收一点钱，学生们可以在那从早坐到晚。李政道说：“我们常常说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聚集了文学家和艺术家，当年昆明的茶馆风气也是一样。”杨振宁和黄昆常常到茶馆去讨论物理学问题。有一次杨振宁和黄昆在聊天，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吗？”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又是一天，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剑客”在茶馆里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茶馆讨论到天黑，又一路讨论到昆华中学。回宿舍十点钟灭灯了，他们又点了蜡烛，把沃纳·海森堡的一本小书《量子力学的意义》拿出来再读几段。后来杨振宁说：“当时的知识，很多是从自己的同学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书本上。”不止学生间这样，学者之间也互相没有嫉妒。朱自清有时候借闻一多、王力的文章来看，都是未发表的原稿。教授互无戒心，学生观点独到，自上而下言传身教。整个联大如同一个“知识共同体”。有一回，历史系的雷海宗先生上课，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一位热衷记笔记的女学生翻开本子，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本几乎天天来轰炸，联大在城边上，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师生们称之为“跑警报”。最惨痛的1940年10月13日，27架飞机来到昆明上空。外文系主任吴宓在日记中写道：7:00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者。何兆武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就是在1940年日寇密集轰炸的日子里，教授费孝通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夫人奶不够，牛奶没有地方卖，奶粉又买不起。”费孝通很勤奋地写文章赚钱，用稿费买了一罐奶粉。小孩子喝完了一直哭，一尝才发现是假奶粉。就是这种情形之下，费孝通夫妇还是坚持下来了。为了躲避轰炸，联大上课的时间也改了，中午的时间空了出来。跑警报的时候一个人发两个馒头，一个大头菜咸菜。有一次杨振宁和邓稼先一起躲到山洞里，两个人待得无聊就朗诵诗歌，杨振宁背“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邓稼先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一位姓罗的女同学，警报一来，她就洗头。这时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要多少水有多少水。还有一位爱吃莲子的郑同学，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有一次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他的冰糖莲子。汪曾祺称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1941年的冬天，陈纳德带着美国空军志愿军来了。战时翻译工作的任务落在了学生的身上，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四年级男学生全部应征入伍，参加了各个方面的翻译工作。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就参加了志愿空军的翻译，多年后他回到西南联大纪念碑，指着第一排的名单，眼含泪花，“前五个都是牺牲的同学”。< 西南联大五才子 左起：朱光亚、许渊冲、杨振宁、王传纶、王希季 >
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在诗中写道：“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宿舍里传来学生高喊的声音：“The war is over!”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翌年5月4日，西南联大召集最后一次大会——结业典礼。离滇之时，西南联大在校园里立下了一块石碑。石碑的一面，镌刻着抗战时期学生从军的名单，另一面是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十多年后的一个冬天，联大学子李政道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几乎同时收到两个人寄来的信。杨振宁在信中写：“振宁后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对‘宇称原理’的研究，都直接来源于大猷师在十五年前的教诲。今日或许是最好的答谢时刻。”1971年，杨振宁回到中国，与老同学邓稼先见面。杨振宁问他：“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不敢透露两弹研制工作的细节，只回答“外地”。< 邓稼先和杨振宁 >
杨振宁听出来了邓稼先在做什么事情，上飞机之前，他又问：“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邓稼先很为难，不想骗朋友，但又不能随便说。于是邓稼先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回复道：“你如实地告诉他，原子弹事业，没有一个外国人参与，全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主完成的。”又过三十年，有摄制组想为西南联大拍摄纪录片，回到了杨振宁念书时曾借住的昆明房屋。摄制组的人对房主老太太说：“您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了！”老太太淡然地回答：“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那么他是给中国人做事了？”或许对于帮助西南联大建设的昆明人民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期待。
部分参考资料：
[1]、《西南联大行思录》，张曼菱
[2]、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
[3]、《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汪曾祺
[4]、《上学记》，何兆武
[5]、纪录片《西南联大》
[6]、《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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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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