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启蒙

当年，为了制造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挑选了一批精英，去西北无人区生造出了一座小城。因为是保密基地，小城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只有一个代号——404厂。

1991年，我在那里出生。

我有记忆起，家里的浴室就有一口浴缸。那时没有热水器，若要在浴缸洗澡，得用炉灶接连烧上几壶热水。更小的时候，我洗澡多在大铁盆里解决，后来稍大一点，爸爸开始带我去厂里的公共浴室洗澡，说那里洗得自在。

男澡堂的四周是淋浴，中间有两个泡澡的池子。也许因为有藻类，池水常年泛着绿色，澡堂也顺带叫了“碧潭浴池”。我觉得池子不太干净，泡澡时会小心用手撑着台子，不让屁股坐在上面。

男人们泡完澡，便招呼身边的人互相搓背，即使不熟，在澡堂里找人搓背也不会遭到拒绝。人们生怕显得自己不肯卖力气，总是搓得过于用力。被搓的人垂下头，弓步扶住墙壁，脊背随着搓背人猛烈的动作一起一伏，直到出现红色血印。听到儿歌里“拉大锯扯大锯”，我的脑海里都是澡堂里搓澡的情景。

我留意到大人发黑的生殖器官，那和小孩子的一点也不一样，看上去像是长了毛的肿瘤。

三岁的一个周末，爸爸出差，我原本就要放弃去浴池了。遗憾的是，因为年幼，我拥有了第二个选择——和妈妈去女澡堂洗。

妈妈带上洗发水和香皂，把大铁盆挂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蹬开脚支，推车出了单元门。我抓着一辆塑料玩具车，踩着链盒爬上前梁。妈妈踩着脚蹬遛了几步，跨上自行车。

车子经过家门前的槐树，走上主路。我把玩具放进车筐，心思沉了下来。我回头问妈妈：“这样不行吧？”妈妈没搭理我。我的手搭在车把上，低头看着车子的前轮飞快转动，众多辐条连成平面。

经过自由市场、俱乐部，车子转弯，走过一段满是碎石子的小路，我们到了澡堂。妈妈把车停在门边，卸下澡盆，拉着我走进“碧潭浴池”的大门。

“可他是个男的啊！”看到我之后，收澡票的阿姨几乎喊了出来。我的手指在玩具上摩挲，低头蹭妈妈的裤子，嘟囔着：“就说不行……”妈妈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看我。

“哎呀，他还小嘛，也就三岁，能知道啥？”刚好一个认识妈妈的阿姨也在，她帮着说了一句。妈妈似乎得到许可，拉着我向帘子后面的换衣间走去。收澡票的阿姨没再阻拦，可仍旧挣着表情看我，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我步子缓慢，任她的目光一束束钉在后背上。在经过门帘的刹那，我猛地一闪，冲进了换衣间。

我太过着急，腿不小心磕到铁盆边沿，红了一小块。疼痛盖过脑子里的羞耻，给我带来些许安慰。换衣间里没有其他人，空空的衣柜敞着门，散发出轻微发霉的味道。为获得更多安慰，我扬起手背，击打柜门的棱角。

衣服最终还是被锁进衣柜，我只得抱着大铁盆进了女澡堂。

<废弃的404女澡堂，拍摄者：蒋不>

和男澡堂不一样，这里没有泡澡的“碧潭”，只有一排排淋浴。我走到最里面，把铁盆放在喷头下。妈妈拧开阀门，给我接了半盆热水。我拿着玩具迈进澡盆，盘腿坐下，喷头冒出的热水浇在我的身上、地上，周围腾起雾气，我的羞愧似乎得到遮掩。

澡堂里的声音雾蒙蒙的，人们的交谈声和水雾混在一起，变成闷闷的声响，听上去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在一片混沌的声音中，我隐约听到持续的笑声，一抬头，看见了我的两个幼儿园老师——痦子和小芳。

痦子大概三十来岁，鼻子旁边长了一颗绿豆大的痣。她的脸上常年看不到表情，瞪人时，眼皮从四周向中间挤过去，只留下一点眼珠，目光骇人。那天在澡堂里，我第一次见到痦子笑。她和小芳站在淋浴下看着我，手遮住嘴说话，说着说着就笑起来。小芳看了看我，回过去对痦子耳语，痦子笑得更大了。她绷着脸，廓圆了嘴，发出放肆的笑声。

小芳是幼儿园里唯一让我有好感的老师，她算不上貌美，但因为年轻，依旧是幼儿园里最好看的老师。小芳从不对着小孩发凶，有人胡闹她也只是微皱起眉头。

那时有首流行歌让她在我的想象里更加温柔：“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我当时以为厂区就是整个世界，这首歌也是厂里的人专为她写的。说不上为什么，小芳看我时，我会有些不好意思。

那天，小芳赤身站在喷头下，咧开嘴，皱起眉头笑。她和痦子不时指着我窃语、大笑。我回头看看，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别人。我低头看看磕红的小腿和手背，检查每一寸皮肤，想找到异常以解释她们的笑声。

我失败了。

我抬头看向妈妈，试图获得帮助。妈妈只是看我一眼，依旧什么也没说。

两位老师干脆站在了一个喷头下面，痦子指了指我，用食指和拇指掐出一小段长度，和小芳偷偷说了些什么，笑起来。让人心碎的是，小芳的笑声似乎比痦子更加放浪，她把小手指伸到痦子面前，勾动了几下，发出尖锐的笑声。她笑得越发厉害，直到扶着痦子肩膀咳嗽。

我完全不知她们在笑什么，所以尽管手里拿着玩具，却没想到用它遮住身体。

风透过头顶的窗户吹进来，面前的雾气变轻，我打了个喷嚏。痦子已经笑得仰起头，小芳肩膀也扭起来了。直到我和妈妈离开，两位老师还在笑。小芳的手指抹在眼角，擦掉笑出的泪水。她们的笑声冲破水雾，在澡堂的高墙间来回冲荡。

因着这笑声，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总觉得澡堂的天花板有数十米高。

若按今天的标准，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应该通通不合资格。有个大胸的女老师教小男孩摸自己的乳房，她见到小男孩就喊：“来，摸包包。”还有一位女老师，她的头发又多又长，但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想不开，疯了。自那开始，她很愿意跟着街上好看的男人回家。妈妈说这是“花痴病”。

好在这两个老师不打人也不骂人。痦子就不一样了，她会用尖刻的声音讽刺，还会打小孩子屁股，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就会紧张害怕。

每天吃饭前，强壮的孩子会抢走大勺子，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饭，抢占靠着暖气管道的板凳。大家管那叫“火车头”，地位相当于幼儿园头把交椅。我从来没有坐过那个位置。对我来说，幼儿园的食物难以下咽，我总在痦子的监管下，吃到最后一名。

幼儿园里买过一批最新最好的玩具，有大盒积木、全套小人兵团，还有漂亮的装甲车与飞机模型。但这些玩具一直贴着墙脚摆放，只有领导检查的时候才有几个孩子得到玩耍的机会。我总是背手坐在小板凳上，望着那些玩具出神。

其他小孩子似乎没有感到幼儿园的压抑，他们飞快地吃饭，抢“火车头”。或是在院子里玩泥巴，翻跟头，冲着教室外的猪大叫。我不知怎么和别人玩到一起，更多时候沉浸在幻想里，想象自己是强大又脆弱的英雄，编造故事。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墙角发呆。很小的时候我已经生出一种感觉——时间可以熬人。

幼儿园小班的生活中，我只在一瞬间感到过开心，是喜欢的女孩带来的。

因为长相甜美，她和妈妈的照片被放大很多倍，挂在厂区照相馆的招牌上。我总想着可以和她一起玩，但从来只是远远地看着。有天我在墙角发呆，她走过来伸手拉我。我很吃惊，问她做什么。她说：“一起玩呀。”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做，也不记得和她玩了什么，但她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除了小女孩，小芳是幼儿园唯一不让我反感的人，在浴池相遇后，她也变得讨厌起来。

周一，我回到幼儿园，看到小芳正在帮其他小孩整理衣服。我想她应该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失礼，看我时一定目光躲闪，带有羞愧。我刻意在她面前走过，却没有唤起注意。

我又坐在墙边的小板凳上盯她。好久好久，她才看见我，眼神却像是看见一把掉在地上的勺子。我大失所望——她根本不知道浴室的小男孩是谁，我想要的歉意只是空想罢了。

对我来说，小芳和痦子已无不同。她身上的独特魅力已经随澡堂的水流进下水道，任是再怎样笑也无法让我害羞了。

原本糟糕的幼儿园生活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开始频繁地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借以冷却心里的悲伤。

404厂区只有两三万人，有单位的员工几乎都互相知道姓名。每天晚上，大家去同一条街道上遛弯。任何人出一点事，全厂都会知道。熟人社会，加上地方实在太小，厂里的人活得相当压抑。

有位数学老师和心上人一起报考了外地的研究生，但全厂区只有一个名额。考第一的老师把名额让给了喜欢的姑娘。在外念书几年，姑娘有了新的男友。数学老师知道后，精神失常了。

厂区的街心公园旁边有歌舞厅，大人会去那里跳交谊舞。我四岁时进去过一次，挤在大人的膝盖中间，仰面看妈妈跳舞。如果舞伴不是爸爸，我就抱住妈妈的腿哼唧。

即便有歌舞厅，生活仍然过于单调。一逮到机会，大人们就想办法发泄。

<废弃的舞厅>

爸爸在银行上班，和幼儿园只有四五十米的距离。

银行办公楼很气派，有五六层高，外面还贴了瓷砖。办公楼顶层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屋顶装着一组日光灯，还有一组气氛灯，中间挂着一颗舞厅那样的灯球。

四五岁时，我去那里参加爸爸单位的年终聚会。大家把桌子搬到边上，腾出一大片地方。

领导说了些话，员工演了腰鼓和小品节目。进入游戏环节，主持人关掉日光灯，打开气氛灯和音响。屋子变得昏暗，七彩的光四下乱射。

游戏大概是踩气球、击鼓传花，还有嘴递纸牌。其中有一个游戏我只见过一次：主持人把两瓶“娃哈哈”挂在女员工脖子上，插上极细的吸管，让两个男员工在两边吸，比谁喝得快。

灯球旋转，音乐震得我心脏砰砰跳。喝奶的男员工嘬紧腮帮，挂着“娃哈哈”的女员工笑出眼泪。频闪灯光中，眼前的景象像是定格动画。

一开始，我盯着“娃哈哈”，有些嘴馋。很快，我不再想着“娃哈哈”了，只觉得他们很难看，生出几分不高兴。我看向爸爸，他笑了几下，说这帮人想的节目真恶心。

那天回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走在路上我已快要睡着。我深深感到大人们的无趣，再也不想参加他们的聚会。

因为认定我听不懂，大人偶尔会当着我的面讲起黄笑话。他们不知道，我虽然不懂，但那些笑话却全都记住了。

几乎没有人对我提起过性知识。直到我25岁，看电视时有接吻镜头，父母还会换台，用尴尬的语气说我们先看看别的。

有次教育频道在放访谈节目，找了几个“专家”，向台下观众介绍如何正视儿童性教育。我摆弄好收藏的橡皮，从卧室走出，准备去厕所。客厅正看电视的妈妈冷不丁说了一句话：“避孕套就是套在小鸡鸡上，防止精子出去，这样就不会怀孕。”

这句话是我唯一接受的性教育，我才知道为什么以前吹避孕套玩的时候妈妈会说“脏”。但妈妈依然没告诉我精子能去哪，对我而言，“性”的另一半依旧是缺失的。

我的小学离幼儿园只有二十米。因为不满七岁，我上了半年的学前班。

一年级，性别意识显现出来，班里的小孩子已经谈起恋爱了。

谈得最轰轰烈烈的三对情侣被称为“火热三大对”。他们把十几页纸订成册子，为恋爱行为做了记录。小册子被称为“书”，只有班上有影响力的男生女生可以翻看编写。

“三大对”中的男生是蔫帅的大邵，男生老大阿罗，还有我崇拜的画画天才阿阳——他和喜欢的女孩在放学路上互相喊名字，再大喊“我爱你”。

我也喜欢班上一个女孩，但从不敢表露。放学打扫卫生，大家把椅子倒放在课桌上。每次我都会趁人不注意，把喜欢女生的椅子单独搬下来，再搬上去。拖完地，水泥地泛起泥土味道，闻起来像是爱情。

当然，性不只催生男女情愫，还有直接的生理反应。

有次上课，我同桌的男生把透明胶环套在裤裆那里，立着老高。隔着裤子，我没反应过来，问他那是什么。他一直笑，怂恿我摸。我伸手过去，刚碰到就吓得缩回来——他那时已经可以勃起了。

小学二三年级，电视更新换代，很多人把家里的“小盒子”换成“大屁股”。隔壁班有个男生缠着爸妈买了当时最大的彩电，还有全套的《美少女战士》录像带。父母不在家时，他播放录像，等美少女们换装变身时，就按下暂停键，扑上去，对着电视机屏幕猛烈亲舔抚摸。

这一幕被找他玩的同学在窗外看到，男生因此被嘲笑了很多年。

<废弃的小学和防空地道入口>

妈妈生我时是剖腹产，我以为所有小孩子都是划破肚皮取出来的。我一直误以为女性的身体和商店里的假人模特一样，下体是光滑且封闭的。这阻绝了我对性的进一步认识，也让我没有过多疯狂的举动。

原本，我有机会在四年级时得知一切的。

小学四年级，奥特曼在厂区风靡。厂里的新华书店也在显眼的位置摆放起奥特曼的介绍图册。每周五下午，男生老大阿罗都会带几个朋友去家里看奥特曼光碟。

我不明白奥特曼有什么可看，怪物和英雄都长得丑，每集的套路也是一样——奥特曼总是被怪兽打到体力不支，直到胸前的能量灯开始报警，才放出激光把怪兽切成两半。那为什么不早点用激光呢？

我不看奥特曼，也不踢足球，自然与其他男生走得远。不知为什么，有天放学，阿罗破天荒拉着我和几个男生一起去他家看碟。

虽不喜欢奥特曼，但接到邀请，我还是高兴的。

那天放学，我跟在他们后面，一跳一跳地走——我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玩。到了阿罗家，我们换鞋进屋，卸下书包，分坐在沙发和塑料凳子上。

阿罗取出碟片，放进VCD机。片子的主角是泰罗奥特曼——所有奥特曼的弟弟。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奥特曼是一个小孩子演的。

“我是小泰罗奥特曼。”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孩子穿着奥特曼衣服在舞台上蹦跶比划，舞台周围喷出干冰。除我之外的男生都看得认真，他们说小奥特曼真是太可爱了。我盯着屏幕上奥特曼蛋黄一样的眼睛，突然哈哈大笑：“小奥特曼是个对眼儿啊。”

其他男生都没有笑，我没觉察到气氛的压抑，还以为所有人都没听到我的笑话。我坐直身子，酝酿情绪，重新大声说了一遍：“你们没发现吗，小奥特曼是个斗鸡眼儿啊！”

“你别说了行不行？”大邵说了一句。“就是，没完了，说一遍还说，不喜欢看别看。”阿阳接了一句。没想到竟然所有人都嫌弃我的笑话。我默默拎起书包，换鞋离开。

关上门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屋里欢庆般的喊叫。

我低着头，用钥匙敲击着木扶手，一阶一阶走下楼梯。出了单元门，我闻到垃圾洞的腐烂味道。那天起了沙尘，天变成橘黄色。我拉开校服拉链，扯起一半挡住脸，迎着大风慢慢走回了家。

我还不知道，对泰罗奥特曼的诋毁，让我接触黄片的时间推迟了整整八年。

接下来的那周五，阿罗没再邀请我去看奥特曼。

周一到学校时，大邵说：“知道吗，我们捡到黄片了。”我很好奇，问里面是什么。几个男生看了一眼阿罗，变得扭捏起来，说没什么。一个男生扑哧笑出声来，阿罗让他不许笑。

也许是炫耀的欲望突破了禁忌。过了十来天，他们主动说起那天的事——

几个人背着书包结队向阿罗家走，阿阳并着双脚向前跳，一脚下去，踩碎了一张没有封面的光盘。到了阿罗家，他们把两半的碟片拼起来，竟还能播放。片子的演员是一对赤身的外国男女。

“那女的说，你XX脏了，我帮你XX……唉，反正特恶心。”大邵讲时带着嫌弃的表情。可能那天观看的内容太过露骨，阿阳被吓哭了，边哭边说：“这是什么呀，我不看这个，我要看奥特曼。”

往后的日子里，这段故事被反复讲述，大家越讲越觉得好笑。禁忌仿佛早已不存在，只有阿阳哭了的事被一次次提起。

虽然听大邵说了几句，但黄片到底演什么我还是没闹明白，只是隐隐感觉有点恐怖。我有些庆幸自己没去，若是在场，怕是也要哭出来，遭人取笑。

这件事之后，隔壁单元的男生挑拨说，阿罗要联合所有男生对付我。我相信他的话，对其他男生冷战。结果，我被全班男生孤立了。

放学后，一群男生开始在我前面说脏话，嘲笑。等我追上去时就不再有人说话。回到家，座机不断响起，我接起来又没了声音。妈妈问是谁打来的，我就一个人生起闷气。

我感到学校的压抑。每天八点钟上课，我六点半就跑去学校。黑暗的楼道里，有一天中唯一的自由。

<动物园的废弃米格战斗机>

后来，我给了阿罗一颗酸糖，他愣了一下，问：“你想和好吗？”我点点头，还没说话，已经哭得不成样子。阿罗拉来所有男生给我道歉。阿阳说：“那天你凳子上的水是我泼的，对不起。”大邵说：“我本来给你家打电话，准备说我是你妈的男朋友。对不起。”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抽一抽地哭。阿罗抱了我一下，事情就结束了。

初中时，班上不懂性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

那时班里结对子学习，让成绩好的同学带成绩不好的。和我结对的是幼儿园吃饭很快的胖男生，他的体重已经是我的两倍整。

有一天，他仰头靠在暖气管上，感慨说：“啊，黄片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插。”语气好像是参悟了人生真谛。我问他“插”什么意思，他让我去问女班长。我觉得不妥，转问了班上其他的女生，她们只是笑，说我假装不懂，真是流氓。

我有点生气，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女生捂嘴笑起来，说：“你装得还挺像。”

等到好不容易上生物课，讲到生理知识，老师连省带略，一节课讲了一个月的内容。我身后的男生从头笑到尾，弄得女老师脸都红了。下课我问他为什么笑，他没回答，趴在书上笑得气也喘不上来。我仍然不明白，上完生理课还是以为只要男女一起睡觉，精子就会穿透衣被，飘进卵子里面的。

那时看《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男女假装同房，就咬破手指，在床上留下一抹血迹。我以为那是怀孕的标志。回老家和姐姐在一个炕上睡觉，我都会裹得严严实实，早上还会小心地检查床上有没有血迹。

初二，学校带我们看了教育电影《少年犯》。那天下午，我们没有上课，集体去了俱乐部的电影院。

电影讲什么故事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两个细节：一个是男生在桌子下面摸了女孩赤裸的大腿。我心里一惊，怎么可以这样？

还有一个细节是，电影里女孩接受问询时，说自己和男生发生了关系。

女孩说完那句台词后，电影院传来男生的哄笑。有人大声重复了一遍：“发生了关系。”接着笑出来。班主任回过头，想看看到底是谁。她没有找到目标，只是回身喊了一句：“不许笑，认真看。”

我想起之前听到过“发生关系”这句话。

一天下午上学，刚出单元门，我看见楼前围了很多人，有人在哭，还有红色的消防车伸出云梯。

四单元有个姐姐一脚踩在窗框上，身子探出来，要从四楼跳下去。她反锁了家门，父母进不去。

那天她的母亲哭了很久，之后好久没去单位上班。再后来他们似乎搬走了，我再没见到过那个姐姐。

我问父母怎么回事，他们歪着脖子，眼睛斜看着地板，停顿了很久，说女生不听话，和男生发生了关系。

但发生关系是什么意思，我仍然不知道，是不是摸了大腿就算。

我感到“性”有些可怕，如果隔着被子也会怀孕，“发生关系”要坐牢、要跳楼，而我又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初中，大部分有“集体”的男生都明白了性是怎么回事，开始把“插”挂在嘴上。我每天都能听到几十次。

有天课间操结束，隔壁班一个男生奔跑着大笑，我拉住他问怎么了，他手搭在我肩膀上，趁大笑的间隙说：“你说，我先找个老婆结婚，然后再把她强奸了，这样不就不犯法了吗？”说完他闭着眼睛张大嘴，笑得直不起腰来。

至于那个一二年级就能勃起的男生，因为骚扰女同学，被砖头拍进了医院。

发泄已经成了必要的事，但厂区里实在闭塞，网络又不发达，色情片最主要的来源只有光碟。

邮局边上有一家音像店，店有里外两间，外面一间大多是《还珠格格》和《泰坦尼克号》，里面一间有《加里森敢死队》和香港的三级片。

有小个子男生去店里租碟，在外面的房间翻数半天，什么也没找到。他叫了老板，问有没有毛片。老板看着他说：“毛片？毛都没长齐还他妈看毛片？”这句话在男生中传开，再也没有人去店里租碟。

耐不住的男生们辟出了一条新路。

<废弃动物园中的游艺机>

我们家紧挨着一片果园，四周围着泥墙。泥墙上原本插着寸长的绿色玻璃片，后来被翻墙的人用砖头敲掉。

初二冬天的一个周末，雪停了。我刚出家门，看见果园的泥墙上走着一排同学，有阿罗，还有其他班的几个男生。他们拿着长长的树枝，四下张望。我大声喊：“你们干嘛呢？”墙上的男生喊了一句，我没听清。他们都笑起来，我又问了一遍。

“捡金子！”小张大喊，墙上的男生又笑了。

“你们不冷吗？”

“就这天才合适呢！”男生们在墙上放声大笑。

直到高中，我和小张成了同学，才知道“金子”是什么。

大人看完片子，光碟就会被扔出窗外。起初我的同学们会偶然捡到，后来干脆组织起来，在周末进行地毯式搜索。这种方式十分有效，幸运时可以捡到一整箱。光碟折射太阳发出反光，像是躺在地上的金子。下过雪，反光似乎更加明显，碟片也更容易被找到。

他们甚至总结出了哪里的住宅“金子”更多，那里好像住着公安局的人。

初中毕业，404生活区成了废城。

当年为了预防苏联核打击，404厂区的地下建了联通的地道。医院、学校和住宅区门口都有入口。几十年过去，地道垮塌。有人在火锅店门口跌进两米深的地道，摔成重伤。接着是自由市场、体育场塌陷，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拉上了警戒线。

厂区变得危险起来，也是那时，上级决定“生活生产要分开”。全厂职工家属服从指令，集体搬迁到嘉峪关市。

<俱乐部门前的雕像，手指着出厂的方向>

嘉峪关戈壁上起了一片楼房，几十辆军用卡车跑了半年，全厂搬迁完毕。我在嘉峪关上了高中。

因为父母来自全国各地，基因相隔远，404的小孩大多比较好看。开学见到高中全部同学时，我有些吃惊——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难看的人。

我和阿罗、小张分在了一中，另一些朋友去了三中。上课第一周，我们就被老师打了，阿罗被老师用毛巾抽红了脸。一周后，这个老师又被同学一拳砸在了脸上。

一次晚自习，三中的同学跑来看我们，一直暗恋的女孩也在，阿罗假借流鼻血去走廊和他们见了面。我很想他们，但看着讲台上的班主任，起身三次，终究是没敢出去。

几次调换座位后，小张成了我的同桌。

那时片子的计量单位还不是GB，而是“张”，小张大概看过一卡车那么多。他很惊讶我上高中还没看过黄片，每天抽空就对我口述。他讲得十分直白，讲完就缩着脖子笑起来。

17岁，我从小张那里知道了下片子的方法，从“哇嘎”上面找了一部禁播的纪录片，还有一部打码的成人动画。

我终于明白了男生们说的所有话。

但我仍不明白，这些有什么好笑。每当同学聊性聊得哈哈大笑，我依旧感到不恰当，在一旁尴尬。

我和另一个同学专门问了小张，每天讲这些干嘛，太恶心了。小张头一次正经起来，他说：“学校太苦了，我不讲这些你们就一点乐趣也没有了。”我耸耸肩，说：“可是我没觉得好笑。”

后来，我终于和以前的同学见了面，暗恋很多年的女孩也在。因为分离太久，有些生疏，我们那天都没说多少话。

我感慨曾经那么熟，现在竟没有几句话好说。晚上回去，我给暗恋的女生发了短信：“一中和三中的距离有多远啊？”发送完我就后悔了，知道自己又搞砸了。

高二，我依然没能从搬迁的阴影中走出。搬迁前，家里没有登记房子，我们借住在亲戚家，后来又租了房。这段时间里，嘉峪关的房价翻了一倍。

周末，我回了一次404，看到初中已经被推成平地，停着几辆重型卡车。阿罗家被拆干净，我家的单元门被砖头砌死。

周一下午，坐进教室，望着窗外的阴天，我想起小时候的事。

三岁时，我一直想做哥哥，和弟弟妹妹玩。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妈妈把怀上的孩子打掉。愿望无从满足，我开始在自语时自称哥哥。

我总会跑去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望着家的方向说：“哥哥想回家。”

但现在，我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我第一次感到命运不可自决，被压得喘不过气。

也许，小芳、痦子、还有年会上的员工，他们早已体会到生活的压抑，所以才要抓住所有机会笑出来。

毕竟，无数压抑人的禁忌中，“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那天课间，我们几个一中的朋友聚在一起，小张说他看了一个国产的黄片儿，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趴在白骨精身上，边运动边喊叫：“我日死你个妖精。”“俺老孙的铁棒厉不厉害？”

我终于和身边的男生一起放肆地笑出来。

我笑红了眼睛，擦了好多次眼泪。

-END-

作者 | 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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