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80年代文化现场
志造美
执于美好向往
“始于志，从于智，止于质”的思行逻辑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分享平台
“美、艺、智、学”为主题的格调生态圈
文| 同舟共进杂志 ID:tzgjmag
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起步的时代，与任何变革年代一样，文化界最为活跃，敢于冲破禁区，也最具冲击力。
1980年代，中国大陆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出来，反省是当时的社会共识。但反省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想恢复1957年之前的时光，有人怀念1966年前的岁月，有人向往更早的历史，有人则在打开的国门面前满怀好奇，试图探索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于是，冲突、对立在所难免，不过，多元、执著、激情、天真，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1980年代，“运动”的思维惯性依然强劲，但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没有人因此而入狱，没有人被批斗，被批判的人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公开发表。而且，社会上同情、赞同他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也没有受到株连。这种区别，既有社会背景的原因——经历了“文革”后，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运动的那套做法深恶痛绝；也有来自高层的分歧——有人不同意这种批判，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80年代，计划经济从松动走向解体，城乡生活开始好转。尽管票证仍在使用，但作用日趋减弱，商品摆脱了各种限制，日益丰富，进口货也出现在市场。社会经济的活跃为文化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传统知识分子文化是主流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是社会的主导；近代以后，经过西学东渐，士大夫文化面对全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形态，逐步演变为中西融合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无论左翼还是非左翼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国学的根基，或多或少再带有部分西学的熏陶。哲学、历史、小说、话剧、诗歌、电影、散文等，是他们治学、排遣或表达自己观点、体验、理想的主要渠道。
1980年代，20世纪初出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尽管久经磨难，毕竟还存活下来一部分，由他们培育出来的下一代知识分子，基本遵循着长辈的治学路数，只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那时的大学，从77、78、79级直至以后的多年，文史哲依然是年轻人最热衷的。在我就读的大学里，这三个系的考生分数最高，而法律、经济、财会却在其次。
沈从文，这位早已成名的文学家经过几十年的沉寂，重新被人们认识；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长期被封存的人物再度受到重视；通过电视剧《围城》，很多人才知道还有钱钟书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作家；胡风，居然没把牢底坐穿，还能重见天日；周扬、夏衍、丁玲、赵丹都重返文坛艺坛；巴金再次成为偶像，因为他敢于直面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曹禺的作品又被一次次搬上舞台，还有已经含冤去世的老舍的那些戏。
读诗、写诗是那个时代有点文化的年轻人起码的爱好。有人喜欢旧体，有人迷恋新诗，不但有幸考上大学的学子是这样，连一些年轻工人和农民也对诗歌充满憧憬。我插过队的村子就有3位初中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诗歌爱好者。诗歌最容易引起青年的躁动和幻想，所以是文化变革的先行者，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激发了一代人的个性，从那些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诗的世界里，学生和青年们发现了新思想的诱惑力。
诗歌虽然也引起了争议，还遭到过激烈批评，但毕竟比较“朦胧”，远不如戏剧、电影对现实的反映那么强烈，并曾惹出大批判和禁演一类的风波。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话剧充满了探索的意味，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注意，《绝对信号》《车站》等，时年20多岁的我每场必看。1985年后，我进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去北京人艺看戏的机会就更多了，其间有幸结识了于是之、夏淳、林连昆、林兆华、顾威这些著名的艺术家。戏一散场，于是之先生就会拉住我聊一会儿。我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总喜欢侃侃而谈，身为常务副院长的于先生却能耐心地听我发言，让我感动不已。有一阵子，有位领导看过北京人艺的戏后，在座谈会上严厉批判了人艺的一些作品。会后，于是之先生拽着我的手，低沉地说：他批判了我们人艺的戏！他批判了我们人艺的戏！看着他的愁容，听着他的絮叨，我能了解他的心情。
徐晓钟导演的话剧《桑树坪纪事》，彩排时我就先睹为快，散场后，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徐先生和我们几个新闻界记者座谈。我说我兴奋极了，连连称赞这部作品，说这是反思民族文化的划时代代表作。回到报社，在我的传播下，先后有几拨同事赶去欣赏。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报社的名记者，骑在一辆破自行车上听我的介绍，然后又骑车招呼朋友，约上十几位名流一起去看戏。《人民日报》文艺版一连发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我在电话里告诉于是之先生，《桑树坪纪事》里有的演员很适合北京人艺的舞台，他很快就派人过去，那位演员还真被选中，后调入了北京人艺。
我的同事李彤在北大读书时是诗人，在文艺部负责电影评论这块儿。《红高粱》在柏林获奖后，他与张艺谋彻夜长谈，次日即写出《红高粱西行记》，以整版见报后声名远播，成为很多读者多年后还在议论的佳作。李彤上世纪90年代移民加拿大，成了生意人，据他说，张艺谋睡觉喜欢赤身裸体，所以当时与他算是“坦诚相谈”。那个时代，电影除了《红高粱》外，其余多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的电影，像《庐山恋》《人到中年》《牧马人》等，从中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反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
报告文学是当时文化和新闻的亮点，亮就亮在代表了时代的良知，而那个时代也急需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良知。《歌德巴赫猜想》《洪荒启示录》《人妖之间》《胡杨泪》《小木屋》《三十八年是与非》，一篇接着一篇，从70年代末就开始兴起的报告文学热，让读者不断处于兴奋状态。文学的生动优美和新闻的直率真实，使报告文学成为那个时代反思的强音，但因此也常常是交锋的目标、争议的焦点。
那个时代的变革勇气最先来自报刊，思想解放的信号总是从那里体现出来，因为新闻的背后是高层，高层的改革意图和改革分歧不能不体现在新闻之中。翻阅那个年月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几种声音并存是常态，因为高层在对待一个问题上往往就有几种不同意见，所以党报并不是“一言堂”。
1980年代，《人民日报》一言九鼎，能够左右中国大陆的政治方向，当然也可以促使文艺的进退。作家袁鹰和蓝翎相继任文艺部主任，文艺部里聚集着一批名流，而先后分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则是王若水、范荣康，更高的领导是社长，前后为胡绩伟、秦川、钱李仁。从1980年赵丹逝世前说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开始，《人民日报》文艺版就不断发表影响深远的文章，常常轰动一时。我记得，王蒙化名阳雨写出的《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以后》震动了整个文学界，人人竞相传诵；而话剧《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京剧《曹操与杨修》、电影《红高粱》等，《人民日报》通常都以整版篇幅刊登评介文字，将这些当代经典之作推向舆论的高峰。
当然，每次刊发都是顶住了各方压力，甚至还有直接主管的高层领导的干预，但也得到报社领导和另外的高层领导的坚定支持。最令社会瞩目的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老中青杂文家的一批经典文字从此诞生，嬉笑怒骂都聚集在这里，匕首和投枪的风格再次高扬，杂文的思想性终于熠熠生辉，可以说这是杂文界的一个辉煌时期。评选过后，杂文家齐聚贵阳研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用茅台酒宴请全国的杂文精英。当时有的领导对“风华杯”杂文评选颇有微词，但最终被更高的领导所否定：“风华杯”杂文总体是好的！
读书热、哲学热、理论热
读书，是1980年代的文化主流。有幸考上大学和没考上大学的，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六七十年代文化荒芜带来的结果，也是国门逐渐打开后人们对一个新世界的无限向往。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中外名著，编辑丛书更成了风气，“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汉译世界名著”是我们的必读；《彭德怀自述》《随想录》《傅雷家书》《第三次浪潮》《宽容》《万历十五年》《美的历程》，还有弗洛伊德的那些大作，一次次在读者中引发欣赏热。年轻人聚会聊得最多的是李泽厚、刘再复、刘索拉、马建，金庸、琼瑶、三毛等人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早就问世的古今中外名作有的被再版，有的被重译重校，50年代以来诞生的各类国外名作也被迅速翻译。翻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你会发现，实际大多都是老人老书，只不过被冷落了多年而已。
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那些人，后来绝大多数已被“改正”，且在各个文化单位都成了顶梁柱，王蒙还当上了文化部部长。在人民出版社，与我同一编辑室的张梁木老人虽然饱受屈辱，但真诚、坦率的性格不改，还是敢说敢当；相邻的历史编辑室有一老编辑邓蜀生，气度非凡，最早被人介绍说是秦文的丈夫，其实他的过去才是传奇，他主编的“美国史话”是我了解美国的入门书。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时，主任蓝翎、副主任舒展当年都是“右派”，他们的杂文冷峻犀利，为人刚正不阿。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后，这些人虽已年过半百，但对文化事业仍是一腔热忱，而且比从前更为执著。
1980年代，哲学还是知识分子学习和思维的基础，凡是有志于文化的人没有不阅读哲学的，书店里的哲学书也很畅销，因为大家都认为哲学是各种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哲学基础就等于没有文化。自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首先就由哲学出发，引起了连锁反应。1980年代的文化界，其活跃的思想探索也是从哲学入手，探索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民族发展的前途，直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与中国其他的思想讨论一样，也是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突破口。那个时期，《人民日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形成了一股潮流。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迅速引发了全国关于人生观的大辩论，持续半年之久，这远远超出了过去那种“伤痕”式的哀诉，提出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如何实现这一根本性问题。1981年1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一书，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被收入其中并被用作书名，而他的另一篇《谈谈“异化”问题》也很有名。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把他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就已形成的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发展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的批判，呼吁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在1983年3月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也认为：“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很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讲话，不料，结果却被认定是犯了错误。10月下旬，由此引发的一场批判运动在全国铺开，坚持发表周扬文章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被免职，总编辑胡绩伟“辞职”，而周扬则被要求作出检查。
不过，这次运动很快被遏止住，而且反对的意见还被允许刊载，王若水在受批判后仍能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可见社会还是进步了。那次大批判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可笑，因为那时所谓的“污染”，如果放在现在，已算非常健康了；而人道主义和异化，在今日看来都是先见之明。重读王若水的文字，再看看当下，难免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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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很多人都不信，1980年代，唱歌、写歌、跳舞，竟然可以与政治联系起来，也会受到批判，也有阶级之分，还需要党中央机关报出面正名。
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长期被禁；李谷一演唱的《乡恋》被点名批判；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同样遭遇了被斥责的命运。那个时代，唱流行歌曲、摇滚乐，跳现代舞，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文化。记得在大学读书时，为了抵制一对一的交谊舞，还特意发明了一种“集体舞”，供男女集体舞动。不过，有的领导点名，有的媒体批判，就会有另外的领导支持，另外的媒体叫好，这使得那时的文艺常常是被批判后又被正名。词作家乔羽将这看作是“凡是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叶小钢如今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他的音乐作品今日是主旋律，可在1980年代，他与瞿小松、陈怡等人都被归为另类，叫做“新潮乐派”。流行歌曲被认为是“靡靡之音”，长期受压制，最后压不住了，就叫“通俗唱法”，勉强通过。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教授为了替流行歌曲说公道话，还搬出了“金日成语录”，说连朝鲜都认为流行歌曲没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却行不通？《黄土高坡》《信天游》等“西北风”歌曲问世后，也有人听不惯；广东最早成立了现代舞团，居然一再遭遇政治环境危机。所有这些，《人民日报》都以大篇幅的文章为之正名，让它们顺利过关。当然，那时也是个“盒带”的年代，正是进入市场经济的音像公司为了赚钱，出版了大量“盒带”，让流行歌曲畅行天下。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我记忆最深的是为崔健正名。
1988年的一天，报社副总编辑范荣康在路上遇见我，说应该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我问这能行吗，他回答：没问题！我当天就约了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范荣康看过后说，太学术化，缺少力度，你重写，应加上崔健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的内容。我根据他的意见，重新写成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经他审定后作为文艺版头条发表。临刊出前他又指示将《一无所有》的曲词配在旁边，全文刊出。这篇评论加曲词刊出后，轰动许久。
刊发当天夜里，我与崔健的父亲通电话，他哭了，说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他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乘坐出租车，司机一听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立即从座椅下抽出一张报纸，我一看，就是刊登崔健文章的那期。他说：《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过了两年，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来信说，在当地遇见几位曾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说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崔健的事情，认为那是文艺开放的一个信号。
1988年，《人民日报》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在《人民日报》上印出选票并刊出候选歌曲与歌星名单。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流行的中外著名歌曲和著名歌星悉数出现在报纸上，每位候选演员还由漫画家苗地画出一幅漫画像配合——这是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歌曲排行榜和歌星排行榜。后来评委会收到了近百万张选票，仅董文华一人就获得24万张。颁奖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中央电视台录播，《人民日报》次日头版刊发消息，主席台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崔健压轴，唱的是《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双眼》。事后我们问彭冲副委员长开幕式如何，他回答很好，就是音响声音太大。
此外，1980年代还是个沙龙的年代，很多问题都在沙龙中热烈争论，同时，沙龙也让文艺界横向的交流加深。
1980年代，是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延续的时代，所以反省、批判的特征极其明显，尽管这种反省和批判都很肤浅，基本上是浅尝辄止，但毕竟在中国思想解放、文化启蒙的历史道路留下了鲜明的脚印。以后，支撑那些文化的主体——老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远去，而面对政治大风暴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一代或者下二代有人出国了，有人下海了，有人改弦更张了，有人找到了比较切合实际的生存方式，以致1980年代的那些文化特征迅速隐退。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的相继来临，更让大众娱乐以强劲的姿态替代了传统文化形式。在大学里，文史哲已是夕阳；在书店，畅销书里已难觅诗歌和哲学的身影；在舆论场，微博、短信或许更具影响力。而且，今日的反省早已改成怀旧，批判的力度也远不及爆料能够吸引眼球。
1980年代，一直在人们心中，也许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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