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胡适：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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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胡适不愿当官，夫人江冬秀也坚决反对他入仕。1917年7月10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与这“决心”矛盾的是，胡适并不甘心坐“冷板凳”，对政治、改造社会有浓厚的兴趣和抱负。1915年5月28日，回国前两年的日记中就自警：“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1917年6月1日，胡适写了首白话诗《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作为《将归诗之一》：“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
实际上，胡适很快就改弦易辙，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我的歧路》中他承认“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刊发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签名，这是胡适及其朋友们的政治纲领。文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主张将“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提出界定“好政府”的标准是“三要求、三充分”，即：基本要求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能够“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这个政治纲领一发表，就引发一场“改良和革命”的激烈争论，最激烈的批评来自革命阵营。暴力革命的逻辑和使命，不能接受、也不相信温和改良。签名者之一李大钊给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写信解释，“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陈独秀回信批评，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当政上，实在是“跪着造反”。周恩来以“飞飞”署名发表《评胡适的“努力”》，认为胡适“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胡适在5月22日的文章《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回应：“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固然显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温和宽容，也因对待“革命”模棱两可的态度，仍然让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不满。
双方争论的是救国之道，焦点在于是走英美的渐进改良之路，还是走俄法的暴力革命之路。革命者认为，中国这座“旧房”已彻底腐朽，必须拆掉重建“新房”。而胡适一生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温和改良，不懈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
某种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共产党员的“圣经”。但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认为其完美无缺，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去世前五个月完成人生最后一篇政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有后人视为其“政治遗嘱”。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修正，反思暴力革命，支持合法斗争。“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旧时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争论之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革命者也普遍年轻，谈不上独立自主、与时俱进。如获至宝的“真理”是从苏联、日本等国翻译的、二手的、早期的、甚至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本人多次宣称，他只知道自己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
自由被伤害，首先来自政府，这是启蒙思想的价值观。美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这本“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中，直言不讳“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最糟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192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含标点符号才短短101字，胡适敏锐地发现其中三处“硬伤”，随即在《新月》杂志二卷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一驳斥。嘲讽这是“一纸模糊命令”，抨击“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呼吁用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
胡适雄文，震惊朝野，引起轩然大波，立即引发大辩论，同道、读者纷纷声援，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蔡元培称赞胡适“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国民党的权贵老爷们却恼羞成怒。
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最高根本法决议案”，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确立为“中华民国不可逾越之宪典”。胡适哪壶不开提那壶，再发三篇猛文，三摸“老虎屁股”，肆无忌惮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国民党，对准国民党顶礼膜拜的孙中山和《建国大纲》。
孙中山认为国民素质低，“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建国方略》)，因此在《建国大纲》中整出个“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三步走。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中，质疑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反驳国民素质低就不能搞民主的谬论，认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
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中，胡适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真意义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把“知”、“行”分的太分明，存在着两大风险：第一，“有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第二，当权执政的人“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宣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1929年12月13日，胡适为次月即将出版的《人权论集》作序言时，酣畅淋漓地吹响思想者的冲锋号角：“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壮哉胡适，好汉子;伟哉胡适，真猛男!
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这“三个火枪手”，均为出身清华、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紧随胡适的基调和步伐，写了一系列时评，并肩掀起人权论战的高潮。
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设法没收焚毁”《新月》，还组织大批反驳胡适及其战友们的文章，在《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等报刊发表。胡适被迫离开上海，罗隆基因此入狱。
历史既公正，又无情。《新月》因敢言、能言、善言，成为当时文化界、学术界的“时尚”风向标，也成为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史上的里程碑。那些御用文奴们批判人权的“文字垃圾”，早已“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胡适、罗隆基等启蒙者浸透着良知和血性的思想火花、心灵呐喊，依然光芒四射，风骨岿然，感动一代又一代后辈，激励他们无畏前行。
国家诤臣政府诤友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
胡适长期未从政，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举足轻重，实际上是“第三势力”的领袖。他自我定位于“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乐此不疲。1936年1月26日，还引用南宋杨万里《宿灵鹫禅寺》诗句“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寄语已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朋友，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
蒋介石十分清楚胡适的价值，多次盘算用他作为“政治花瓶”，装点独裁门面，粉饰民主自由。1947年1月，老蒋为免“社会且将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坚决不干。1947年12月，国民党内战败局已现，老蒋笼络人心，在胡适56岁生日前夕单独宴请，指望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疏通关系，遭到婉拒。
1948年4月，老蒋实施所谓的“宪政”，想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让王世杰再三鼓动胡适，做行宪后第一任虚职总统，胡适勉强答应，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被否决(据罗家伦日记，只有他、吴稚晖两人发言赞成蒋不做总统)，忽悠了胡适一把。1954年2月，败逃台湾的老蒋又提议让胡适竞选“总统”，不断派人游说，胡适不断谢绝。
众所周知，胡适既不赞成三民主义，也不赞成共产主义;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早在1927年6月27日致蔡元培的信中，胡适就明言：“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
政权更迭之际，胡适成为国共两党倾力争夺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圈定挽留重要统战对象的名单，胡适名列其中;蒋介石手谕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胡适也名列其中。胡适的选择是既不愿留在大陆，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跑到美国做了几年“寓公”，拒绝成为双方利用的“政治符号”，维持着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矜持和尊严。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前往北平，和五个青年上书胡适，后又去胡宅拜访，“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接受斯诺采访语)。胡适热心相助，修改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有回忆。毛泽东回湖南后隔了两天，即寄明信片给胡适，“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措辞恭敬，待年长2岁的胡适以师礼。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多次长谈。据《西行漫记》记载，毛承认青年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也抱怨当年在北大受到怠慢、轻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新华社1949年1月26日陕北电讯，借“学生和教授们”之口，“认为(战争罪犯)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既是公开警告胡适已够“战犯”之格，又不作官方明确表态，为统战留下回旋余地。但在此前一周的1月20日，毛泽东修改定稿致华野、中野的内部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明令“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而且列出“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等22人，“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政治手腕，老辣之极。
季羡林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回忆，有一天他到北大校长办公室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神态和蔼，颇显风度，于细节中见涵养。
胡适如果答应留下，不仅不会再列“战犯”，还将是座上嘉宾，再安排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长也不稀奇。但1949年后第一个被政治审判、整肃祭旗的“大腕”文人，未必是“此胡”而是“彼胡”，胡风大约不够格，胡适反而当仁不让。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不自由，毋宁死”，是美国开国元勋、独立英雄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间接引用。为避免这句启蒙名言在中国“水土不服”，胡适煞费苦心地“接地气”，寻找到涵义相通的中国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句出自范仲淹《灵乌赋》。范仲淹是中国争言论自由的先行者，正直能干，不拍马屁，不媚权贵，常直言批评朝政过失，屡贬屡谏，写同题《灵乌赋》答劝慰友人梅尧臣，既明心迹，亦励己志。
胡适一生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捍卫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章中的一段话，概括其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就职“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上，公然触动蒋介石“逆鳞”，此掌故脍炙人口，流芳后世。蒋介石出席捧场，在演讲中恭维胡适因“个人之高尚品德”在大陆受到“清算”，批评“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中央研究院”肩负起“复兴民族文化”、“反共抗俄”的任务。
胡适致答辞时毫不领情，开口第一句就是“总统，你错了!”
语惊全场。接着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反驳老蒋误会他“打倒孔家店”的意思，他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对于“中央研究院”未来的工作重点，因坚持学术独立，不愿为政治服务，也唱反调：“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老蒋是一代枭雄，不会很傻很天真，确实很怒很郁闷。在威权时代做总裁、“总统”多年，一言九鼎惯了，被一介书生当众顶撞纠偏，怫然不悦，起身就想闪人。坐在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住他衣角，才勉强坚持到典礼结束，合影也是心不在焉。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指责胡适“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坦承“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至4月底，老蒋仍然耿耿于怀，又在“上月反省录”中专列一条聊以自慰：“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
老蒋怀恨在心，此后日记多次谩骂胡适，宣泄腹诽心谤，但毕竟没有为难他。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胡适名头太响，执中国思想文化界之牛耳，刘文典就没这样幸运，1928年11月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与老蒋对骂被拘禁多日;
其二，几经犹豫观察，胡适还是回台湾，间接承认老蒋“正统”之尊，给力、给面子;
其三，老蒋年纪大了、挫折多了、平和多了，涵养确有长进，对中国知识菁英们的雅量相当不错(此处可点赞)。
“伟大领袖”曾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胡适的骨头硬度不比鲁迅差，公开批评政府、执政党及其首要的“辣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标枪，那么胡适的时评就是冲锋枪、手榴弹。胡适的麻辣时评，总体而言比鲁迅的晦涩杂文更具思想、更有质量、更为锐利、更易传播、更受欢迎。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迥异，胡适对积重难返社会的温和改良，同样闪烁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
民主先生自由男神
“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己亥杂诗》第104首)，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界打开了门窗，吹进了新鲜空气，令昏昏欲睡者精神一振。他从政、干政的一个重要偏好和途径，就是办报办刊，发表时评政论，传播民主理念，传播自由主义。相对于学术研究的“正途”，他自谦这是“我的歧路”。
从早年编辑《新青年》，接办《每周评论》，创办《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胡适作为多个政论报刊的策划者、发行人、主编、主笔，一直是中国公共舆论的核心人物，也是普世价值的虔诚守护者和传播者。他创造了公共舆论，设置了时代议题。
“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的雅号之一;
“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是唐德刚对他的赞誉;
“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是余英时对他的评价。
1948年9月4日，胡适写了篇《自由主义》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引经据典，阐述“自由”含义，便于国民理解消化。篇末通俗扼要地概括，“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自由主义”的种子通过胡适的引进，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中，浇水催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1920年8月1日，《晨报》发表胡适起草、蒋梦麟等7位知识分子联署的《争自由的宣言》，篇首即说，“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诚哉斯言!只知迁就屈从、只知空谈无自由的顺民，难免会为自己的麻木、软弱寻找借口。
胡适在政治强势面前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离不弃，不失独立思考，不失批判立场，不失浩然气节。支撑他内心世界的精神力量来源有二：
其一，西方普世价值。胡适是中西文化菁华熏陶出来的结晶，大思想家罗素就对其格外器重。1923年，罗素在美国《Nation》杂志上，为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写了篇热情洋溢的评论，称赞才过而立之年的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胡适1921年6月16日在《吴虞文录·序》中首提“打孔家店”，但孔孟之道早已烙印在他的血脉中，无从消除。被胡适称为“民主哲
学家”的孟子，定义“大丈夫”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胡适在《自由主义》文章中认为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讲堂录》)等等，都是中国“士”传承千年的道统、难以割舍的情结，胡适也不例外。
有独立人格，才有独立思考;有独立思考，才有独立选择。1918年5月16日，胡适为《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专门写了篇《易卜生主义》，文章在青年中影响
力巨大，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认为发展独立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1941年7月，胡适以《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演讲，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征，批评极权主义“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认为“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归纳民主与极权在价值观上的基本分歧在于，“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
民主只是形式，自由才是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式”统治，实质就是专制独裁。当政者开动宣传机器，不断引诱、肯定、推行个人和其他团体对蒋介石愚忠，服从党国利益，为党国牺牲“小我”，最好“忘我”、“无我”。而在哈耶克眼中，这种“致命的自负”恰恰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民众多接触胡适等人的启蒙思想，多想、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政策，就难以畅行。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倡导“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而且大胆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人类一思考，上帝不是发笑，而是发慌。人类一自由，上帝不在天上，也会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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