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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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

2016-11-16 吴琪志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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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拆迁引发的北高营村的分裂，远没有随着一起恶性案件而终结。或许正如此案律师意见书中的那句话——“拆迁中，所有人在推土机面前，都是弱者。”

文|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村民贾敬龙杀死村支书何建华一案，在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之后，掀起了舆论上的巨大波澜。多名法学家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他在村委会强拆房屋之后求助无门，最后导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报复”。

案发的北高营村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村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原本善良柔和的贾敬龙，与原本被看作村庄致富能人的何建华，因为拆迁而站到了生死对立面。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贾敬龙，最终选择用一把射钉枪，将“受害者”的标签扔给了何建华。

拆迁与村官命案

如果不是因为贾敬龙在法庭上被判死刑后的自辩词，他作为杀人犯的遭遇，并不会引起舆论的太多注意。在村里人看来，1986年出生的贾敬龙，是个极为普通的年轻人。老实，没脾气，1.67米左右的身高，相貌不出众，能力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平时不太爱说话，因此被认为性格内向。

拆迁之前的石家庄市北高营村（摄于2006年10月）

在贾敬龙内心翻起惊天波澜的仇恨，村里少有人察觉，虽然他仇恨的对象每个人都认识——村支书兼村主任何建华。2015年的大年初一，贾敬龙用早已准备好的射钉枪，在公共场合一枪夺去何建华的性命，他的仇恨才以一种暴烈的方式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北部。在当地媒体的描述里，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从北高营村再往北跨过太平河，就是正定县，所以村子处在城市与县城的夹缝中。北高营村并不大，村里500来户人家，2000来口人。在2009年随着石家庄市的“三年大变样”而进行大规模拆迁之前，北高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老一辈在家种地、种蔬菜和果树，有人也兼打零工，年轻人一般在附近的厂子打工。

而贾敬龙与何建华的摩擦，全部因为北高营村的整体拆迁而起。在2009年之前，因为高速公路等建设，北高营村的土地已经在逐步减少，但是规模不大的征地，对农民生活没有决定性的影响。2009年2月，石家庄开始了“三年大变样”的改造，这年通过竞选上岗的北高营村支书何建华，迎来了全村人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原本偏僻的地理位置意味着缺乏致富机会。北高营老一辈的人说，因为贫穷，这个村子的人总是被周围村子看不上，北高营的孩子们不太好找对象。根据整个石家庄市的规划，该市3年内旧城改造拆除建筑23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除334万平方米。城市格局由过去的主城往外扩张，优化为今后的组团发展，城市的定位变为“环渤海第三经济增长基地”。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庞大的拆迁数字，对于村民来说，并不好理解。他们只知道，当村委会下达拆迁通知时，他们过去的生活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高营村将由偏僻之所变为“北部新区”的中心地带。而拆迁对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的意味，又不尽相同。

在2015年10月20日的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贾敬龙以一种平日里极为少见的袒露心扉的方式，描述了拆迁后他的绝境。即使是贾敬龙的家人，也是从这次陈述里，才知晓他内心的全部图景。

依据贾敬龙的说法，村支书何建华家族，是“北高营第一大户，仅何氏家族内就有数百人，加之何建华党政一把手苦心经营，排除异己，网罗心腹，大队上上下下尽是何建华‘顺眼’的人。虎父无犬子，其儿子何志辉又扛起党政大旗，仅大队里所有吃皇粮的就大几十人。”贾敬龙讲述了一个村官家族把持权力，这种权力还在村庄里世袭的故事。

1958年出生的何建华，在竞选村干部之前，是村里少数曾外出闯荡、依靠经商致富的人。他个头高大，说话爽快，做事情有决断。喜欢何建华的人，称赞他有见识有魄力，他和弟弟一家都靠办炼油厂致富就是例证。那些希望何建华当干部的人认为，何建华是因为在个人富裕之后希望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所以才来当村官；不喜欢何建华的人，则认为他为人霸道，说一不二，但因为通吃黑白两道，村民敢怒不敢言。

本来何建华的个性特征，对于村民们来说，只是见仁见智。但是因为拆迁过程涉及每个人巨大的经济利益，何建华被人们看作村庄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对自家来说，到底有利还是不利，使得村庄迅速形成了意见完全不同的两派。

贾敬龙站到了反对北高营村拆迁方案的一队。2009年11月29日，村委会公布了《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按照该办法评估，贾敬龙家位于村东头的二层房屋及平房评估总值为19.3999万元。这些钱并不是直接给拆迁户，而是根据还建的楼房情况，拆迁评估的费用多退少补。

按照石家庄市规定，旧村改造时，每户村民家都补偿300平方米的房屋。北高营村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每户村民补偿三套房子，其中200平方米属于旧房免费置换，另外100平方米则需要出钱购买。回迁房是一批批建成，每一批房屋的购买价格不尽相同，有的每平方米900元，有的每平方米1400元。每家人房屋评估的价格有差别，要购买的房子也略有差别，所以有的人家要给村里再交钱，有的则是可以得到几万元的拆迁费。总的来说，村民们基本上是以宅基地换来了三套共计300平方米左右的楼房公寓，有些另外还能得到几万元补偿费。

相对于周边村子来说，北高营村的拆迁标准显得十分统一。不管每一户宅基地的大小，或是建造的房屋面积有多少，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村委会给出的说法是，北高营村的户均房屋面积是200平方米，那么拆迁时就免费给200平方米楼房，另外100平方米出钱购买。

于是“200平方米”成为拆迁时的核心词。建筑面积多于200平方米的家庭，往往觉得自己亏了，尤其是拆迁前几年刚刚盖新房的家庭；对于面积明显少于200平方米，房屋还比较破旧的人家来说，这个方案挺不错。

热爱生活：杀人犯的内心画像与自我表述

贾敬龙家所在的宅基地，以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为户主。1979年贾同庆在宅基地上建了平房，2007年贾同庆拆除老房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两层楼房。

据贾敬龙后来多次举报时的材料，他说自家建二层楼房花了20多万元，因此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他们一家人都不愿意拆迁，但是由于村里给不配合拆迁的家庭停发了福利，贾敬龙80多岁的奶奶领不到养老金，贾同庆夫妻的福利后来也被停止，因此贾同庆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随后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贾敬龙认为拆迁的合同没有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是无效的，他仍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并且将这里精心布置成婚房，准备于2013年5月25日结婚。

贾敬龙的婚房，在他结婚前18天被村里雇来的“小痞子”动用推土机拆掉了。来人还打伤了贾敬龙和他家人，强拆了他的婚房。这一段强拆的视频，如今在网络上仍能找到。贾敬龙说，强拆房屋导致他的生活一步步陷入绝境：未婚妻与他分手，家族的人因为受到压力而孤立他，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去劳务市场找零工。

贾敬龙在一审法庭上讲述了他对于何建华的理解，从言辞来看，他的很多描述更接近于村庄传闻：“那何建华何许人也？住过劳教离过婚，吃喝嫖赌无恶不涉，上任之前突击入党。选村长选书记，花费上百万元。上任没两年把北高营村耕地全部收回，全部荒置；把北高营地面上20多家民营企业赶跑；旧村改造，制定全石家庄地域最低补偿标准，标准倒数第一，绝无并列。还曾说过哪个村拆迁不死人？这哪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村民提及无不背后喷之，有村民给他写打油诗，民愤极大。”

贾敬龙认为村里所有事情都是何建华说了算，于是他把自家拆迁的遭遇，与村子里听来的何建华贪腐的传闻结合起来，在心里越来越仇恨何建华，慢慢地他有了杀掉何建华的想法。在从未参与村庄权力运作的贾敬龙眼里，何建华就是所有事情的决定者。至于何建华的负面信息，哪些是确有实据，哪些又是道听途说，贾敬龙从未想过分辨。

贾敬龙的这种性格，从他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律师李玉克那里，能得到一些佐证。在李玉克看来，贾敬龙比较固执，有一种他自己所认定的“侠义精神”。李玉克告诉本刊记者说，贾敬龙认定何建华蛮霸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唯有他有胆量“为民除害”。所以不管是案件的一审还是二审，面对死刑的判决，贾敬龙表现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他被自己内心的英雄主义所感染，觉得死刑不可怕，但是人们一定要知道他除暴安良所做的牺牲，以及他杀掉何建华后并未逃跑，而是驾车去自首。

在2015年大年初一杀死何建华之后，贾敬龙的案子并未引起舆论多少注意，但是在今年10月，它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后，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贾敬龙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就在死刑核定书送达的这7天之内，舆论关于贾敬龙“罪不至死”的讨论到达高峰，一些法学家也高声呼吁“刀下留人”。

主张“贾敬龙不该杀”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北高营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法学博士陈霭婧认为，此案不该顶格量刑，“如果直接顶格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既绝了被告人向善的可能，又昭示向善的无用”，并不利于恢复乡村秩序。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红，最初因为从网上看到贾敬龙的一首诗，而对这名杀人犯有了同情心。诗中写道：“人生一世草一秋，悲躯屈膝男儿羞；既有舍身取义志，何惧此刻性将休。”她在走访了北高营村，与贾敬龙家人、律师、前女友交谈之后，认为贾敬龙“重情重义、酷爱生活、细腻知理”，强烈呼吁贾敬龙罪不至死。而贾敬龙在庭审的陈述中，描述了自己的温柔细心和“小富即安”的生活愿望，正是他激起舆论同情的重点所在。

贾敬龙说：“我温文尔雅，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我有太多生活雅好，我绣十字绣，我种的花有100多盆，在北高营算养花第一人了，哪家小孩得了脖疹都来找我要仙人掌。可以说别看我丑，其貌不扬，但我绝对外粗内秀。了解我的亲人朋友都晓得，我长这么大没和别人打过一次架，没敢杀一只鸡，然而正是我这样柔弱的人了结了何建华，而且堪称惊涛骇世，惊涛是人们惊诧原来兔子急了真咬人，骇世是因为涉及两个敏感区域，一个是村支书记，一个是拆迁。”

贾敬龙对自己热爱生活的描述，特别能唤起城市语境里人们的共鸣。这也正是他在舆论上获得许多陌生人支持的原因。从贾敬龙的陈述来说，他熟悉网络语言，知晓村委会无权强拆，当他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时，他已经不能像父亲那一代农民一样隐忍。他在某种程度上，被网络上的陌生人看成是勇于反抗权威的底层，贾敬龙所在意的自己英雄主义的形象，在这些陌生人的群体获得了肯定。贾敬龙在庭审自辩时提到，他杀掉村支书的案子，使得石家庄受人瞩目，后来进到看守所的人，提到此案也非常赞赏，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认是在下干的”。

像贾敬龙这样的“80后”，身份上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基本与土地劳作失去了联系。网络社会使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塑造的价值观，与城市人几乎一样。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也同样在缩小城市与乡村人在认知上的差距。所以不管村委会或是村官，在他眼里如果不符合法律，并没有任何可以束缚他的权威。

比贾敬龙大三岁的二姐贾敬媛，打小与他比较亲密，在贾敬龙作案后，她成了为弟弟奔波的贾家代表。在不断被记者们约着见面的过程中，贾敬媛讲述中的弟弟是个情感柔软的人。“他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用奶瓶给小狗喂奶喝。他也常常从邻居家要来一些小花小草，没有花盆就用破碗破盆，或者去垃圾堆找那种一次性泡面盒，有时候还尝试着用水泥做。谁家来串门都喜欢带一两盆走。”

而强拆婚房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外力，改变了贾敬龙的生活安排。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上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本以为结了婚就会像所有人那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号啕大哭，身旁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我都要被逼疯了，我一度患上精神强迫症，走路干活时我不由自主咬牙叫出何建华的名字，每天都要多少回。”

村庄里的“大势”与个人主义：乡村里的另一层逻辑

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经历了与他相似的拆迁全过程，对于贾敬龙的遭遇，却有着截然对立的看法。这些在真实生活中与贾敬龙有着同样语境的人，既非将贾敬龙看作绝对弱势的底层，也并不笼统将何建华看成权力的简单代表。

如今的北高营村，将“北高营新村”几个大字立在高高的拱门之上，进入拱门是颜色不一、高矮不一的各式楼房，仿佛一个拆迁成果的展示区域。从外观上来看，这片土地已经很难给人“村庄”的概念。虽然它依然离城市的核心区域有距离，但是气势上已不亚于其他城市楼盘。北高营新村附近，是宽阔的六车道马路以及两旁绿树草坪装饰着的人行道，反而没有城市里的拥挤局促。只是在多栋楼盘的背后，仍有大面积的建筑工地与荒废的土地，显示着这里还在大刀阔斧的开发之中。

楼盘外宽敞的一条马路，成为北高营人的集市。几十个小摊贩沿着马路两边展开，在地上或小货车上摆满了玩具、衣服、水果、蔬菜、盆栽、干货等，它们基本囊括了北高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原本宽阔的道路被挤得只剩下一条汽车通道，这如果在城市里属于需要整治的占道经营，但是在当地人的现实里，这就是一个满足了日常所需的场所。农贸市场比宽阔的马路更实用。

这或许正像2009年11月开始的拆迁，贾敬龙所强调的他对于老房子的感情，在不少乡亲看来是一种他们难以产生共鸣的情感，因为它不是那么符合乡村的实用精神。

与贾敬龙同属一个大家族的贾雨虹（化名）说，她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干过多少农活，单纯说对土地有多少情感，是有些勉强的。大家显然更向往城市生活，“拆迁改造是村里的大势，哪家如果不愿意，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在她看来，对老房子的情感，是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

贾雨虹如今住在北高营村第一批回迁楼里，七层楼的灰楼外观朴素，但是走进村民的家里，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家庭。“以前的房子冬天要自己烧煤，没有天然气供暖，也没有人到村里租房子住。现在我们这里的楼房，很好出租，你知道现在房价多少？1.2万元一平方米！每户人家都有好几套房，那些城市里上班的人，干一辈子还买不起一套房呢！”在贾雨虹的理解里，阻挡拆迁好比螳臂当车，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说到底是认为拆迁给的价码不合适而已。贾雨虹说村里很多人都认同“发展”，对于只有土地优势的北高营村来说，拆迁改造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展。

在北高营治保会任职的何家连（化名），五十出头，他将贾敬龙形容为一个辈分小的“小蛋蛋”。在村庄逻辑里，贾敬龙只是他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成员而已。在农村，一个人只要没有结婚，几乎无法被当作独立的人。他没有任何独立的权益，村委会也就根本用不着与他打交道。所以在何家连的看法里，既然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贾同庆母亲、贾同庆夫妻俩以及二女儿住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回迁房里，那么就意味着接受了所有条件，拆除贾家的老房子也就理所当然，“贾敬龙如果有意见，应该找他爹去闹，跟何建华闹不着”。但是在舆论关注此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10月24日接受了贾敬媛提交的《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虽然至今没有回复，但是显然改变了贾敬龙原本已经执行死刑的命运。村里人并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引起的法学界的争论，于是一些村民开始猜测，贾敬龙的两个姐姐是有背景的人。

被害人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对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贾敬龙，感到非常委屈。她并不愿意出现在媒体前，但是她通过一封公开信，表达了自家的冤屈——父亲何建华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贾敬龙本来就与家人关系不好，他对拆迁的事情不满与家人有关，而不应该将怨恨发泄在自己父亲身上。

按照贾敬龙二姐贾敬媛的说法，在2010年底，贾父受到村委会压力被迫签字后，贾敬龙对他父亲确实有所埋怨。熟悉贾家的贾雨虹说，贾同庆是个话不多又喜欢抬杠的人，贾敬龙也比较内向，两人平日里“说不着”。2007年贾同庆建二层楼房屋时，与贾敬龙闹得不太高兴。这段纷争，在贾敬龙案件开庭时再次被提及。贾敬龙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样子，把楼梯建在屋里头，做成旋转楼梯挺漂亮。但是贾同庆按照当地村子人的习俗，认为楼梯建在屋子外边更好，一楼更显宽敞亮堂。

贾雨虹曾劝双方，她对贾同庆说：“伯，你当年为了生这个老三，一家人东躲西藏的。现在儿子大了，你反而跟他置气？以后你老了靠不靠他，这房子建好了到底谁住得更久（当时还没有拆迁的说法）？楼梯建在屋里就屋里呗。”贾雨虹也去劝小兄弟贾敬龙：“这建房是你爸出钱，你不出钱就别提要求了。”最后，楼梯还是按照贾同庆的想法建在了屋外。在法庭上贾同庆说，他曾给儿子扔出狠话：“我和你妈住一楼，你住二楼，以后你就别进一楼屋里。”贾同庆说他并不清楚，后来拆迁时为何儿子执意要在老房子结婚。他曾让儿子在楼房里结婚，但是贾敬龙不愿意。

贾同庆代表贾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之后，父子俩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贾敬龙曾向父亲说道，如果拆了旧房就死在旧房子里。后来贾敬龙为了结婚，在旧房里精心装修，贾父从来不管不问，也没有去看过。

在命案过后，贾敬媛显然不愿意向记者过多提及家里父子间的矛盾。她只是不经意地提到，弟弟贾敬龙是一个心比较细的人，旧房子有他的心血，同时他对房子的价值比别人看得透。他觉得自家旧房子是2007年建的，并不陈旧，这个二层小楼按照城市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别墅。“他说，城市里这么一个别墅可值几百万。石家庄市里的房子当时1万多一平方米，可是地价比楼房值钱，涨价也快。人家拿出几百万，也买不到他这样的二层楼。虽然自己盖的房子没有证，但是住着一点不比别墅差。”

贾敬龙显得矛盾的价值观，在拆迁这件事情上进一步放大了。一方面他对生活的想法和要求与城市人无异，有深刻的平等观，对个人权益的追求也是独立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乡村现实的强大力量：在法律层面，农村的宅基地并不能自由流通，因此不具备他认为的市场价值；在乡俗上，他只是依附于户主（父亲）的家庭成员，权益并不独立；在经济能力上，贾敬龙也并没有像乡村里的强人那样，通过打拼拥有完全独立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既依附于家庭与农村的现实，又接受着城市里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启蒙，在乡村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只有由于没有任何外显的优势条件，贾敬龙与他的想法，并不为人注目。

贾敬龙在2013年订婚后，表示自己5月结婚，他说他曾托亲戚向何建华说情，至少让他在老房子里结婚，住一段时间以后再搬。但是何建华依然让人分两次强拆了他的房子，导致未婚妻和他分手，生活陷入绝境。

但是在乡村现实里，一位村干部对他的述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2013年5月7日强拆贾敬龙房子之前，我们已经把第二套回迁房的钥匙给了他家人。你家不能既要楼房，又不肯拆老房子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开展工作？”而贾敬龙把婚房放在老房子里，在村干部看来是一种“赌博”，想借此要得更多好处。“他可以说先让他结婚，获得舆论同情。可是等他真的结了婚也不会搬的，他想要的太多了。”对于未婚妻分手一事，贾敬龙的前女友提到，旧房强拆后贾敬龙情绪总是特别激动，不能调整自己，她父母觉得贾敬龙脾气不好，因此让她分手。至于贾敬龙强调的他家没有分到第三套房，在北高营村人来看，这太正常了。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分到第三套房，特别是在何建华被杀之后，村里的拆迁和还建工作效率降低了。“只有拆了老房子才能建新房，如果都占着老房子不让，谁能住进新房里呢？”

在贾敬龙心里，这种与村委会权力的对抗，他有完全的法律条文的支持。在举报材料里，他列举出村委会拆迁协议里的霸道之处，认为这份不平等协议没有效力。他也通过在网上查资料，获悉家里每个成员都有对财产的权益，因此他可以主张自己对拆迁的权益。贾敬龙将材料整理出来，向石家庄不同的政府机关举报何建华，但是没有获得任何使他满意的答复。

不过在贾敬龙居住的村庄逻辑里，北高营村人对拆迁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贾敬龙所主张的那些权益，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向村民提及。当今天各路记者、法律人士为这个案件频频造访北高营村时，村里人才通过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人，明白了贾敬龙在法庭陈述时的主张。这些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听着他的这些主张，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人讲着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事情，既吃惊又迷惑不解。

隐秘的裂痕

如果翻看北高营村在拆迁前后的资料，何建华从当上村官初始，关于他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此北高营村委会在2010年出过一则声明——针对近日某些网站上出现的有关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涉黑”事件，在此我村委会及村委会法律顾问郑重发表如下声明：所有关于何建华的“涉黑”报道均为虚假传闻，系个别组织或个人极不负责任的造谣诽谤行为，该报道已严重损害了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的名誉权，亦严重影响了我村委会的声誉，对此事件的始作俑者我村委会已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求严惩造谣诽谤之人，并将保留对某些网站或媒体的不实报道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在名为“北高营吧”的百度贴吧里，村民们对何建华的评价处于两个极端。有人表示支持他：“好不容易村里看到希望了，又被调查了！贪是每个官都有的现象，关键是看看他贪的时候想没想为大家办事！可是他为村民办正经事了，为村里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大家说在网上肆意散播这样有什么好处，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到最后阻碍的只是北高营的发展！”

这样的言论马上会被另外一些人严厉攻击，被讥讽为“好多狗在巴结何建华”。人们对待“钉子户”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认为“钉子户”是好样的，不向恶势力屈服，另一部分人则严斥“钉子户”拖了大家的后腿。

当我走在北高营新村，向村民们打听起何建华与贾敬龙时，人们的态度也鲜明地分成两派。只是这种态度的表达相当隐秘，大家很少当着别人的面表明看法，而是更欢迎我去他们家坐坐，然后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接近80岁的老人张大力（化名），一定要向我讲述他状告何建华的事情。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三个儿子虽然分了九套房子，但是其中老二家的老房子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所以拆迁是不划算的。当年他跟何建华谈条件时，何建华曾答应他，以后会将回迁房里两栋楼的工程给他家，让他家去找施工队，从而赚些钱。但是最后这些口头许诺并未兑现。

张大力（化名）走路颤颤巍巍，但是他仍然勤勉地跑了石家庄不少政府机关，要告何建华的状。我向他提到，何建华早已被贾敬龙打死了，张大力表示知晓，但他仍然坚持告状，希望有人兑现何建华曾许诺的好处。而张大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的旧房面积，均没有达到200平方米，拆迁显然对他们是有利的，老人对此事只是简单提及。他要求我一一记下他口述的何建华的几大罪状，比如：村子里有七八十亩的土地，何建华挖沙卖给了别人，共计好处八九千万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他对我们全村老房子价值的评估，离市里的规定有差距，他欠村民1.3亿，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对于打死何建华的贾敬龙，张大力并无印象，他也没有任何评价和情感的波动。对他来说，何建华许诺给他的好处总是该找人兑现的。“别人不敢说，我这把年纪了，我怕什么！”

张大力对于何建华贪污的说法，与贾敬龙主张的告状书，有着类似的逻辑——凡是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都是何建华在作恶。村庄里的人们，根据他们对拆迁的具体权益的计算，以及距离村委会权力的远近，将自己的满足之情或憎恨之意，都投射到了何建华这个具体的人身上。

有些在法律上看来并不平等的事情，在北高营的农村乡俗里又被完全接受着，比如男孩和女孩权益的不同。在北高营村拆迁之前，家庭里因结婚而分家的男孩，按照单独一户计算，因此在拆迁中有三套楼房。而这单独的一户家庭里，如果有两个男孩，则另加一套楼房，也就是共分得四套房。于是像村子里70多岁的张仙霞（化名），她的三个儿子在拆迁前都已分家，各得三套房，其中她的大儿子家有两个男孩，所以老大家分了四套房。这样算起来，张仙霞家一共分得了十套房。在北高营村，这是一个符合乡俗的做法。

比较起来，贾同庆家只有贾敬龙一个男孩，而他在拆迁前并未分家，所以贾同庆家一共只能分三套房。贾雨虹和何家连都说，十根手指头还长短不齐呢，这分房子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贾雨虹说，村里人人都希望分到位于一层的房子，因为以后可以出租做门面，更值钱。她为此事直接找过村支书何建华。“我家在第一批拆迁户里，是报名拆迁比较晚的，所以挑房子排在后面，这点我没话说。我希望住一楼，去跟我叔（何建华）说，我叔说不行，说我这栋的一层得留给谁谁家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叔说他家老人腿脚不好，没法爬楼梯。最后确实是这样，一楼全部分给了老幼病残，我服气，没话说。”

贾雨虹与何建华并没有亲戚关系，但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下辈人叫长辈“叔”“伯”“婶”，是一种礼貌与亲热。在她看来，何建华有魄力把拆迁的事情安排好，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能力。“你去打听打听，哪个村官选举的时候不给大家发钱？那不叫事儿。人家在当支书之前，就是村里的富户，他如果只顾自己，可以不当村官啊。是大家希望村子有发展，希望他这样的能人带路。”贾雨虹说，在何建华当村支书之后没多久，因为拆迁的事情，有人雇人捅了何建华肚子两刀。“他在被捅之后没有退缩，还是接着干了下来。幸亏他那次没死，那时拆迁刚刚开始，他如果死了，什么名声也没有。这次死了很可惜，但至少留下了成绩。你看看这些房子，没有他在，不可能建得这么顺利这么好。”

对于贾敬龙的行为，贾雨虹讽刺道：“你贾敬龙有胆量开枪打死他，你怎么没胆量去敲开他家的门，与他当面谈条件呢？你就直接说：叔，我那房子值钱，你再给我多补几万。没准你天天去磨叽，这事还真能成。人家村干部在那儿为全村人操心，你小子倒好，有仇恨埋在心里，把人家给打死了。”

在与何建华共事的几个村干部看来，何建华确实能力强，敢于做决断，不过整个村委会的事情，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们叙述的每一项重要决定，又都归于何建华个人的胆识。比如当年北高营村决断快速拆迁，是因为何建华不希望村民流离失所，为了等回迁房而四处租房。所以何建华把整个北高营村分为12个区域，除了第一批拆迁的人在外面租了几个月的房子，其他居民基本上不用离开村庄，可以很快住进新盖的楼房里。再比如何建华迅速给村里老人办好养老和医保，还给全村人每月免费发油、米、面。为了筹钱办这些事情，北高营村不是每户免费给300平方米房子，而是让大家出几万块钱买其中100平方米的房子，“最后好处还是给了集体啊”。

而北高营旁边的南高营村，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拆迁风格。这个上万人的大村在几年时间里纷争不断，村干部换了好几拨，最后按照每一户的房屋面积来补偿。北高营村人对此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说，就北高营村的人傻，村里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有人说，南高营村的人在外边流浪了好几年还没回迁，一些老人和病人没有死在村子里，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城市整体化的拆迁里，村委会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权，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显得含混不清。这也正是法学教授何海波所指出的——“贾敬龙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认为，村里拆贾敬龙的老房子不是违法强拆，是依法强拆。但这样一来，问题更大：谁给了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拆迁协议没有给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法律更没有给它强制拆迁的权力。”何海波的主张支持了贾敬龙的想法，村委会的强拆确实是有过错在先，而且贾敬龙作为独立个体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只是贾敬龙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

这种隐晦不清的权力，最终也并没有保护它的代表者——村支书何建华。正是人们对他的权力有了太多主观猜测的空间，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在北高营新村的回迁楼里，一个广告栏贴着的广告上写着：“简单生活，幸福快乐！老村长酒！”在一个村干部被枪杀的村庄里，它显得那样刺目。

2015年大年初一，何建华在村子东头广场上的团拜会正向村民许诺，要让所有人在2016年“五一”之前分到他身后正在修建的楼房。他说完话，刚刚下台，却随着一声枪响，倒在了地上。

如今贾雨虹还记着何建华的这句话，她扬起眉毛，对我说：“现在何建华死了，结果怎么样呢？村子里的事情反而更乱了，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分好呢！”在乡村逻辑里，何建华有威信，他说怎么办大家不敢公开反对。现在每个人都要分到最大最好的房子，这房子反而分不下去。何建华去世后，他的儿子何志辉被村民委员会选为了村长。在私下里，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新的村干部权力的想象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