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众取宠”何以成为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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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索与争鸣 ID:tansuoyuzhengming
在中国已经拥有13亿台手提电话、7.21亿手机网民、8亿微信用户的时刻，当人们几乎所有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基本都被用于看微信和发微信，当“众声喧哗”和“哗众取宠”成为一种基本的网络生态，当一起起新媒体事件一次次制造跨地域、跨领域、跨群体的情绪共振、情感共鸣、线上线下的集体行动时，人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喧嚣，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恍惚与孤独。
较之于西方理性至上，借由选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情感；习惯于“送温暖”的感性中国，正陷于时间商品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情”与“理”的纠葛：一方面，宏观的舆论引导和微观的心理疏导近乎失效；另一方面，差异化的个体借助移动互联网自主打造新的情感勾连。此时此刻，我们如何捕捉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的动态信号？何以洞悉新媒体时代社会心态的运行机理？如何把握新媒体时代情感研究的发展契机？何以实现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
“众声喧哗”与“哗众取宠”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就其理想状态而言，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新媒体在让众人享受迅捷的海量信息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周遭的环境和互动的氛围。“众声喧哗”和“哗众取宠”，大概算是我们如今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生态了。
不少人不喜欢乃至不接受“众声喧哗”，是因为耳朵已经习惯了“一言堂”的长期规训，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一个复杂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时地爆发出噪音，本应是常态。
大概是新媒体催生了“自媒体”（we media），使得传播益发平民化和普泛化，挑战了主流媒体的支配地位，撼动了传播场域的权力结构，导致受到挑战和撼动者起而捍卫自身地位，对“众声喧哗”予以污名化，以精英的姿态横加指责。而他们常用的策略，则基本上是“哗众取宠”。
“哗，喧也；宠，尊也”，颜师古在注《汉书·艺文志》中“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时如此写道。对于“哗众取宠”，多数释义为以浮夸的言辞迎合众人，以求获得支持和喜爱。“哗”和“喧”都是形容吵闹嘈杂，但若细究起来，还是有些疑问：哗众取宠者究竟是以高声的喧闹来引人注目，还是以言语的刺激来使众人大声喧闹，抑或与众人有唱有和地众声喧哗？有一点似乎是确定的，哗众的目的是为获得尊荣的地位。
这个成语的原始出处，还附带提出了哗众取宠得以可能的条件，即众人没有能力理解和把握精深微妙的道理。对于哗众取宠的方法也有所揭示，即“随时抑扬”，也就是根据时俗和时尚选择性地曲解圣道的根本。如今已然没有了公认的圣道，哗众取宠之道更是畅行无阻。
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众声喧哗”使得“哗众取宠”成为流行手法。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一个“众”字。正是众人之无定见和易操纵，“哗众”方有可能。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呈现出所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诸多态势。关于大众及大众社会，学界已多有界说和解说。在基本立场上，根据康豪瑟和威廉斯的总结，不外乎两种倾向：要么是贵族式的批评，坚持精英价值观，反对大众参与；要么是民主式的批评，坚持民主价值观，反对精英统治。
反对大众参与？
反对大众参与的理由，是因为大众天生具有内在的缺陷。这种缺陷的来源甚多。最为古老的一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他看来，民主就等于是群氓的统治，极易受到煽动家和野心家的摆布而沦为暴政。其中的理由就是：民主会使理智让位于情感，而情感主导之下会使判断趋于简单化和极端化，最后就是堕落和愚蠢。
这种观点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中“重放异彩”：“在群体当中，叠加的只是愚蠢，不是智慧。”勒庞有关群众心理的分析，其实是意识形态超过了科学成分，但在当前的中国却依然魅力十足——正好讽刺性佐证了勒庞对待大众的态度之正确？
第二种说法可以见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多数人民的职业仅限于简单的操作，长此以往，则大不利于他们智力的养成，并失掉努力的习惯，从而变为最愚蠢最无知的人，全然辨认不了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
第三种说法来自西班牙学者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这本书控诉了大众时代的到来：随着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
有趣的是，加塞特虽然指责大众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使、轻信政治投机家的允诺、冷漠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但在区分大众和少数精英人物时，凭借的主要还是人生态度：大众是“被宠坏的孩子”，而精英“受到自己内在必然性的鞭策，竭力寻求高超于己、优越于己的准则……除非能够致力于一项超越的事业，否则生活断无意味可言”。
第四种说法，认为大众消费和大众媒体造就了消极被动的大众。这种说法如今几乎妇孺皆知，不必赘述。
上述诸种说法，均是基于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既隐含了欧洲传统贵族的傲慢和坚持，也折射了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大量人口从原有的支配结构中游离出来，并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此时，治理何以可能？这种试图依靠精英重振江山的思路，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大众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面目不清，而与之相对的精英，如今同样面临着数量猛增、选拨原则和构成发生变化、排他性边界崩塌等问题。
所以，当精英难以界定自身的时候，对于大众的指责也难以落到实处。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滑向另外一侧，无条件地肯定大众的社会动力作用或者一味地将大众赞赏为革命性力量。
也即，我们在摒弃有关大众“冲动自发、毫无理性、野蛮、恐怖”的意象的同时，也应谨记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的警告。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因不利的社会处境而导致的大众习性，可能就是现有结构性困境的心灵镜像，并不有利于大众状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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