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活，去协和！百年协和在中国的意义：中国现代医学的里程碑
01
在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想要活，去协和。
有些医生也会开玩笑地说：得了病，去三甲医院看，医生说你没救了，那不算，协和医院的医生说没救了，那就真的没救了。
协和的老教授也常常提醒学生说，“病人和死亡之间，隔着一个协和。”
协和在中国的地位，毋庸置疑。
也正因为这个金字招牌响亮，所以很多山寨协和医院也出来骗患者。
目前，中国只有三家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其他1千多家“协和”都是假的。
北京协和，是协和医院的起源。
协和医院的名声，不是今天就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非常有名。
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星期。
蒋介石、宋美龄定期飞到北京协和做体检。
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治疗过毒瘾。
梁启超生命的最后三年，前后将近十次都住进了协和。
北京协和，不仅仅是今天协和医院的起源，也是中国现代医院的鼻祖。
今天中国人生病了，能得到科学的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协和。
正是协和，一手催生了中国现代医学，也一手把它带大。
02
协和医院，能在中国诞生，是一件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
20世纪初，美国那时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改变医学教育的革命，这场运动最强大的助推力量，是当时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是19世纪第一个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他去世时的总资产折合到今天来看，是比尔·盖茨总财产的3倍多。
洛克菲勒虽然非常有钱，但他在生活中却是有名的抠门，他给小费不爽快，朋友去他家做客，他还要收人家10美元的住宿费。
他非常讨厌浪费，常常为了能想出来一个节约的方法开心好几天，而且他极度看不起那些自己不劳作只是等待救济的穷人。
这非常符合当时美国企业家以挣钱为荣、以花钱为耻的新教徒文化精神。
这点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挣钱为荣，花钱可耻”的新教文化传统》有详细讲述。
这里的花钱，主要是指消费。
但资本家们赚到钱了却不消费，那拿来干什么呢？
当然只能投资。
在投资慈善事业方面，洛克菲勒表现出了惊人的慷慨，而且他散财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改造社会，而科学和医学是洛克菲勒认为最值得投资的项目。
做善事，其实也是符合新教徒的文化传统。
新教徒们认为，钱是上帝的，我只是帮上帝打理财产，所以我怎么能在自己身上花钱呢？要拿去做善事，才能彰显上帝的伟大。
当时的世界首富洛克菲勒，这样想，也这样干了。
1901年，洛克菲勒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这里走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随后，他又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基金会的作用就是要把慈善像经营企业一样有系统地运营下去。
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在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10周年时，除了赞叹它惊人的拨款数字，还特别介绍了它巨额拨款的两个重点项目：一个在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另一个就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
今年疫情在全世界泛滥，对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家应该比较眼熟。
美国和全世界的疫情报告，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统计和预测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医学院的顶尖代表，当时医学院的院长甚至有个外号，叫“美国医学的院长”。
现代医学在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上的防治成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实用价值，老百姓甚至相信，医学就像神一样无所不能。
有了之前投资医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加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样板作用，洛克菲勒就想，能不能在中国复制一个霍普金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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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洛克菲勒会想到中国呢？
他从来没去过中国，无论从人种、文化、制度、信仰，中国人和他都完全不一样。
这个连朋友寄宿也要收10美元的抠门资本家，为什么想在中国砸上几千万美元建医学院呢？
洛克菲勒选择中国是有原因的。
中国作为最后一个向西方开放的大国，对美国人有特殊的吸引力。
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是传教士和冒险家，医学只是作为传教士传播宗教信仰的手段被带到中国的。
教会学校的目标非常明确，治病救人只是给传教士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一个能向病人传播福音的机会，所以他们只处理那些很容易快速痊愈的病人。
轰轰烈烈的在华传教活动，甚至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把“庚子赔款”的钱用于中国教育这个建议，就是传教士提出的。
洛克菲勒对于中国的浓厚兴趣，与这些传教士的宣传也有关系。
但洛克菲勒创办协和并不是为了传教，他想干的是把科学思想传递到遥远的东方，让他的基金会成为国际性的慈善组织。
试想，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为他的慈善行为，而享受到现代医学的服务，那将拯救多少人，造福多少人，上帝一定会夸奖他的这个决定。
创办协和，就是他实现理想的重要一步。
协和这个名字，不是洛克菲勒取的。
“协和”这个名字，是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当时中国各地一共有8家协和，有一家在北京，就叫北京协和医学堂。
因为给清朝宫廷治过病，北京协和医学堂还得到过李莲英和慈禧的捐款，成为了当时唯一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
洛克菲勒打算在中国复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所以就把北京协和医学堂给买了下来，连带着一起买下的还有它旁边的豫王府。
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初的原型。
有人建议，应该给新的医学院起名叫“洛克菲勒医学院”。
但洛克菲勒考虑到新的医学院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外国人的名字容易产生隔阂，于是还是使用了老百姓叫惯了的协和当成名字。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最多的地方就在中国。
而中国的协和，是基金会在海外所有单一项目中投资额度最高的，投资总数高达4500万美元。
而从1913年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十年时间花出去的所有钱加起来，也就8000万美元。
可见，对于建立“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洛克菲勒是不遗财力。
04
为了打造“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洛克菲勒可是下了血本。
协和的优渥条件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可以说是过分奢侈。
从硬件上看，协和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精密医疗器械、实验器材等，就连管道、马桶和门锁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协和内部自成系统，几乎能完全不依赖于外界供给，是个独立王国。
师资上看，在协和最初聘用的151个员工中，基本都是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家，这些人是从世界范围内搜罗来的医学大师。
除了建设自己的队伍之外，协和还会定期聘请一些来自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学者来担任客座教授。
中国儿科的发展，就来自于1924年来协和当客座教授的美国儿科权威豪特。
这位美国专家最后病逝在协和，临死之前还提出要捐献自己的身体用于医学解剖。
这么好的条件，协和培养出来多少人呢？
第一批协和本科生，入学的时候只有9个人，最终成功毕业的，只有3个人。
在协和医学院建立的前 24 年中，一共只有 310多人毕业，平均每年16人。
协和这种操作，那是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打造方式。
协和的硬件在当时放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但宁愿资源浪费，也要坚持严进严出。
从协和出来的，都是顶级的医师，说优秀都是侮辱了协和的招牌。
05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协和这样培养医生，对医生来说，确实非常好。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数量是不是太少了。
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和医护资源太差了，协和的资源怎么好，哪怕对学生放松点，出来的医生就可以多10倍甚至100倍，这些医生哪怕治不了大病，给老百姓看看小病也好啊，也能拯救不少中国老百姓啊。
一年16个顶级医生，对当时4亿中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这意义就是在于，协和想是让这些医学生当火种。
让协和走平庸路线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能，而且在当时看来，这是一条最轻松、最正确、最好走的路。
大富豪把钱往各个地方一分，招聘一些过得去的医学教师，招收一批资质普通的学生，搞上几年，也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这些医生也能给很多人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
可是然后呢？
中国人获得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吗？
获得了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和学术熏陶吗？
中国的医学能有大发展、中国的科研能力能有大突破吗？
答案可能都是否定的。
中国需要这些顶级医学生来当火种，点燃中国大地上现代医学的燎原之火。
只有中国人从心底里都接受了现代医学，中国才能脱胎换骨，摆脱愚昧，走向现代文明。
06
在精英化的严格选拔和培养过程中，协和出了一大批顶尖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12个主要医学院的领导，都是协和毕业生或者协和的前教员。
四成以上的协和毕业生都成了全国各大医院的管理者。
1958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时候，8个研究所中有6个所的领导是协和人担任的。
中华医学会的骨干也大部分来自于协和。
1962年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有19个是协和的老师或者毕业生。
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协和人……
所有这些数字都说明，协和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已经超越了这家机构本身，变成了火种，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协和一度撑起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边天。
这次抗疫第一英雄钟南山，他的父亲钟世藩和母亲廖月琴，都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1946年，钟世藩任广州中央医院副院长，1948年，出任广州中央医院第二任院长。
钟世藩凭借个人高超的医术和管理水平，在广东大地上建立起了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院。
而廖月琴则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
如果协和走平庸路线，刚才说的所有成就可能都要推迟几十年，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积攒到一批能带领整个国家医学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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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诞生不止体现在现代医学发展上，它还有超越医学之外的作用。
它肩负着启蒙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认知。
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对立，一度成为当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主张对立的焦点。
鸦片战争之后，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国图存的办法。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发展的轨迹，让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趋势。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思想的需求更加迫切，洛克菲勒推崇的科学正是五四运动的口号，这让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基金会有了密切的合作。
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胡适，是当时积极参与宣传科学思想的重要人物，胡适还进了协和医院的董事会。
对于当时积极要求进步、渴望国家强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协和也是他们的理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家富强的重要一步。
因为协和带来的是一整套的科学思维体系，中国如果要进步，必须要学习现代科学。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一个新事物在刚起步的时候，就像婴儿一样脆弱，稍微不小心，就没有机会长大了。
协和就遇到过这样的危机。
1926年，一篇题目是《病院笔记》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作者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
这篇文章写的是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看病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对西方医学的失望。
事情说起来也简单，梁启超因为尿中带血数年，先后去了几家医院都没查出来原因。
后来他选择去协和医院，根据医生的检查结果，他接受手术，割除了右肾，但手术之后，血尿并没有停止。
梁启勋在文章中的意思大概就是，花了那么长时间，受了那么多罪，连身上的器官都被割掉了，居然还没看好，这西医真的是不靠谱，还不如去看中医，不用受罪。
现在看起来，是病人家属对医院的几句抱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梁启超是典型的改革派，是西方医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第一批对传统医学进行批判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对现代科学的认同影响了好几代中国学者。
“梁启超被西医错割腰子”的事情一出，无疑给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西化知识分子一记重重的耳光。
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街头巷尾，反对西医的知识分子开始写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梁启超事件，说梁启超挨了刀子，受了罪，病一点也没治好，还不如去看中医。
文章中还举出大量西医治不好，但中医药到病除的案例。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广受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就是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写了一篇文章，嘲讽西医提倡的科学思想其实就是拿人做实验品、当标本。
对于徐志摩等人的言论，真正学过医学的鲁迅白眼一翻，也发表文章，批评像徐志摩一样对西医一窍不通的外行，都是胡说八道。
但鲁迅确实也觉得西医是存在问题的，只不过他认为，这不是西医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医生受了中医思维的影响，把“好经念歪”了。
总之，以梁启超事件为话头，整个社会对西医，甚至对科学思想的信心都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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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割错了腰子”的梁启超就特别重要了。
他发表文章，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右肾是不是一定要割掉，这是个专业问题，外行人都没法说，但是根据检查结果，右肾肯定是有问题的。
第二，右肾割掉之后，我确实好了很多，如果我现在能静养两三个月，身体一定能完全康复。
第三，这么大的手术，我十天后就和手术前的精神状态一样好了，而且现在还比以前更健实了，协和医生的医术就是好。
这种表态在今天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想啊，这很有可能是医疗事故，而且身上的一个器官被割掉了，怎么可能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比以前还好？
文章最后，梁启超给出了答案，他苦口婆心地对读者说：不能因为现代人对科学的认识还不够了解，就怀疑科学本身，希望社会上的人千万不要拿我的病当例子，阻碍了医学在中国前进的脚步，这就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
虽然梁启超不学医，但梁启超在用生命保卫着还处于幼年的中国现代医学。
既然当事人都说到这份上了，这场社会风波也就慢慢平息了。
几个月之后，梁启超再次露面，出席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他赞扬了协和，再一次表达了对西医的支持。
后来的医学史专家在评论梁启超这件事的时候分析，梁启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批判，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梁启超要保住协和，其实是在保护中国科学的火种。
这也是为什么说，协和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医学，更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示范。
协和所代表的科学思维，在进步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强大国家的必需品。
这株科学的幼苗能够一直成长到今天，中间有无数人的悉心呵护，这些人愿意为协和的成长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这不仅是因为对医学的信仰，更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现代医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医学，更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科学思想、能不能强大起来的重要指标之一。
以日本举例子，从黑船来航到明治维新之后，兰学（荷兰学说），也就是西方人的思想，几乎被当时的日本全盘接受，日本迅速抛弃了传统医学，全面拥抱现代医学。
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提出，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与这种快速适应新变化、接受新思想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百年协和的意义，岂止中国现代医学的里程碑，更是中国现代化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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