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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为什么按不住第二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了会,签了凡尔赛和约,所以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又被称作凡尔赛体系。


但这个体系维系了不到二十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几百万人的性命换来的和约为什么会成为一张废纸,为什么凡尔赛体系如此脆弱不堪呢?




01



凡尔赛体系在政治上的组织就是国际联盟,按说这个国际联盟应该是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所在。


但是,国际联盟却有着一系列的先天不足。



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际联盟这个倡议,别的国家都加入了,但是威尔逊却没法说服美国国会让美国加入。


因为在国会看来,国际联盟会让美国被迫卷入欧洲那些老大帝国的阴谋诡计当中去,还不如继续保持孤立主义,于是美国就没加入国际联盟。


而传统的欧陆大国苏联,由于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尖锐对立,所以一直被排斥在国际联盟外面,直到1934年才加入,1939年又被开除了。


这样两个大国不在国际联盟里,就让国际联盟的代表性很成问题。



美国苏联都不在联盟里,国际联盟就被英法两个大国所主导但是,这两个国家对于凡尔赛体系的正当性也都不太认可。


因为它们也觉得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有些欺人太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比较理亏。


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希特勒统治德国之后,不断挑战凡尔赛体系,英法两国却始终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反对。



比如,莱茵河流经德国境内注入北海,但凡尔赛和约规定了德国在莱茵河西侧的国土上不得驻军,这样就不会威胁到法国。


但是,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便把军队派到莱茵河西岸,直抵法德边境,这就是在挑战凡尔赛体系。


其实当时希特勒自己也很紧张,叮嘱带队的军官说,只要法国人开一枪,马上就撤回来,因为当时德国还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法国。


但是法国人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德国军队开到边境,没做什么反应,这里面很大成分是因为法国人自己觉得理亏。


而希特勒这个冒险一成功,让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急速攀升,为他后来一步步地攫取更多权力提供了基础。



你看哈,凡尔赛体系,各国都不太认可,就不能指望它有多稳定。


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地去维护它,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也对它三心二意。


它之所以还暂时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反对者还没有聚集起足够的力量。


而当反对者德国又重新崛起后,第二世界大战也就在所难免了。




02



实际上,德国军队在一战结束之际放下武器,并不是被打败了。


而是觉得继续熬下去没有意义了,刚好威尔逊又提出一种看上去颇为追求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德国觉得自己能够获得一种体面的和平,就同意投降了。



什么叫体面的和平呢?


就是德国可以承担割地赔款的惩罚,但是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也不能因此就把德国给定义成是发动战争的罪人。


因为战争是一种常见的国际政治现象,在一战之前,人们长期都是把战争当作一种调整国际力量均衡的手段,没有谁认为战争本身可以被定罪。



然而德国的期待落空了,落空的原因恰恰就在威尔逊主义上。


威尔逊主义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设定过去的国际秩序观是邪恶的。


而英法要让自己成为新秩序当中正义的一方,就必须把邪恶这个名头安在德国身上,反正你也战败了,你要不承担这种罪责,我们自己这边的事情就说不圆了,至于你那边对内该怎么交代,我就不管了。


战胜国这种自私的选择带来极为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德国民间很多人都认为德国受到了欺骗。


于是,与战胜国谈判并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德国新政府,就被认为是在背叛德国。


德国的军队更是这么看问题。


因为这个新政府所依赖的宪法是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制定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经常又被人们称作魏玛德国。



魏玛德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和约,想要忍辱负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困境。


越是这种时候,这个政权越需要人们对其正当性的认可,但是屈辱的现实却让很多德国人拒绝认可这个政权,它的正当性天然就不足。


仅仅从宪法的角度来说,魏玛宪法极为自由民主,差不多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宪法了,但是政权的正当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宪法,还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处境的感受。


魏玛德国极力想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可有几个战胜国在战后还是多次地用各种自私的举动羞辱、压榨着德国。


这些都让德国内部追求普世主义的力量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追求民族复仇的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03



战胜国这种自私的做法,本身就导致德国的局势很危险了,而真正让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变得难以遏制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德国在危机中遭受冲击尤其猛烈,失业率达到4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人失业。


魏玛德国的政策制定要通过复杂的民主程序,在平常状态下,民主程序非常有助于抑制住各种暴政的风险。


但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民主程序决策的缓慢,就让它面对严重的危机束手无策,于是给了希特勒这种人以机会。


希特勒以极有蛊惑力的民族主义理念来动员,走上了德国最高权力宝座。



德国之所以在经济大危机里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冲击,还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关。


魏玛德国知道自己的正当性被国民所质疑,所以从1920年代起就从国外大量借债,以便保持国内的经济活力,缓解潜在的社会矛盾。


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经济网络,一旦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出现动荡,就有可能威胁整个西方世界。



德国这大笔的借债主要来自美国,但当时的美国正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只愿意与欧洲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不愿发生太多政治联系。


但实际上,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在德国、进而在西方世界可能会引起重大的连锁政治反应,可是当时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都把经济问题仅仅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


所以,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来,德国很快就遭遇到更加惨烈的经济重创,最终因为经济危机引发剧烈的政治变动,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04



虽然魏玛德国面临各种不利的内外困境,但如果它的内政层面存在有效的应对机制,并不是一定会走上纳粹化的道路。


这样一种机制在魏玛宪法当中本来也是有的,德国有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施密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纳粹德国前期曾经是纳粹的高级法律顾问,二战后虽然被判无罪,但被剥夺了公职。


然而在纳粹上台之前,施密特曾经写过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公法学著作,讨论过如何保卫魏玛宪法免遭纳粹党的破坏。


施密特看到纳粹党的各种蛊惑性的宣传,意识到纳粹党的目标最终是要彻底颠覆掉魏玛宪法,于是他提出应该启动魏玛宪法当中的第四十八条。


这条的内容是说,联邦总统如果认为国家的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可以临时终止对诸如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保障,可以临时征用人们的私有财产等等,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动用兵力来达到目的。



当时有人批评这个条款,认为这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与威胁。


但施密特提出,宪法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如果固执地坚持宪法中一些条款对于具体权利的保障,却会危及到作为整体的宪法的话,那一定是对于宪法的错误理解。


既然纳粹党的各种行径都是以颠覆魏玛宪法为目的,那么总统就应该启动第四十八条,限制纳粹党的行动。


这里施密特所讨论的,是政治当中的紧急状态和日常状态进行区分的问题。


日常状态都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但是紧急状态是游离于常态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应对,必须用超越于法律的政治手段来应对。



然而紧急状态有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掌权者就暂时不受法律约束了,如何防止掌权者用紧急状态的名义把法律彻底变成废纸呢?


当时,施密特的反对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施密特的反驳是,如果你坚持法律的绝对至上,不肯宣布紧急状态,最终你所钟爱的法律也将为此陪葬


现在西方国家的宪法里也保留有类似的紧急状态法,一旦启用,国家最高领导人将拥有国王般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不过,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坚决不肯动用第四十八条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热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因为他是一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长,一直认为德国战败是被内外各种力量出卖,在背后捅了一刀的结果。


他本人对于魏玛德国的正当性一直就不认同,所以他宁愿看着纳粹党崛起。


结果,就真的带来了纳粹的崛起。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去了屈辱,又适逢经济大萧条,民众不满情绪更加激烈,掌权德国的魏玛政府又软弱无能,最终被崛起的纳粹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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